在朋友眼中“吕澎做惯了大事，他停不下来。”
吕澎的身份有很多，策展人、批评家、美术馆馆长、美院教授、硕导……在他的朋友名单上包括有艺坛“F4”、周春芽、以及大量的西南艺术家。摄影师肖全在出版的那本记录出生于50、60年代文艺精英的《我们这一代》中，曾这样描述上世纪90年代刚刚策划完“广州双年展”的吕澎——他用手来回理着头发：出版，还是出版有意思，拿一堆钱出来设奖，搞一个名堂，保证又要引起轰动，肯定又要“出事”。吕澎得意地笑了起来。而朋友们也都知道“吕澎做惯了大事，他停不下来。”
采访吕澎那天是寒风凛冽的北京春寒，作为春节过后今日美术馆第一个“重头戏”何森个展的策划人，吕澎坦言，由于太忙他在开展前的几个小时才到达北京。而在这之前，刷微博的人也都能看到吕澎的足迹总是遍布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展览，从春节和张晓刚等“战友”一起度假的普吉岛到过几日就要奔赴的中东，不禁让人想起在以往采访中吕澎所强调的“时间”对他有多重要，他一直认为现在他们这代人该想明白的早想明白了，最大的矛盾却是时间不够用了。尽管刚下飞机不久，吕澎在采访中间依旧保持了他对时间的紧迫感，一边评论有关韩寒、方舟子的微博，一边回应记者的问题，一边等着下一个和他约好的朋友。而就在前不久他在微博中写了句“只有那些严肃地对待生命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转瞬即逝。”
对于艺术圈来说“吕澎、王林之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也正应了那句老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对于一些针对他的质疑，吕澎坚持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批评家来说，推动一次展览，比呼喊一万次‘批判’要重要一万倍。……中国艺术批评三要三不要：要田野调查，不要信囗开河;要身体力行，不要主观臆想;要心气纯正，不要虚妄批评。”行动派的他在采访中也谈到，一些批评家认为他是在“拿钱干坏事”，这些只能说明那些人要么是没弄明白事要么就是嫉妒和猜疑，都是人性的弱点。对于年轻批评家，吕澎觉得这一群体呈现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缺乏对历史的了解，以至于很多年轻批评家名义上是在研究理论实则说出的却是废话。至于当不当馆长或是在那一堆头衔中他最偏爱哪一个，吕澎坦言，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写书，一如那个在微博上晒自拍照，扮“小清新”，被朋友爆料为了养颜喝蜂蜜用百雀羚并与时间赛跑的艺术达人吕澎。”
毕加索大展在成都是个补课的事
记者：成都当代美术馆从去年开馆开始，举办了一系列展览，包括这次的毕加索大展——成都巡展，作为馆长您在今后的展览规划上有什么计划?
吕澎：我觉得成都美术馆，是一个城市填空，因为成都没有美术馆，这个填空填得还是刚刚起来，还好这个团队，有很多国美的学生，他们前面也有一些经验，否则还真有点儿麻烦，因为我精力有限做不了具体的事，不过美术馆今年的展期都排满了。我倒是没有非常精确地去设计这个美术馆究竟怎么去弄，我觉得还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所谓的大概怎么样，所以有一些展览，我觉得这个展览有价值就做了，而不是说有一个三、五年内的整体性计划，这个还要看一下。国外的展览，法国的、英国的，国内的也有，群展也有，艺术家的个展也有，但是这些都不是限在当代艺术这一块。主要是发挥本地这个城市对当代艺术的了解，我觉得还是从这个角度去了解。究竟这个美术馆未来，到了2012年、2013年它怎么去规划展览?到今年下半年肯定会更完美、更清晰一些，我没有想好，因为还有一个资源背景方面的原因，这个资源背景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所以要适应这个背景适合做什么，我觉得成都当代美术馆说实在的确定了一些不错的展览之后就往下推进，同时可能会把书店、衍生这一块再强化一下，再把它做得丰富一些，还要去学习。毕加索这个展览还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原来是想拿到北京来做的，但北京是“两会”期间没法弄，所以他们做了一个，但是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商业性的举措，但是作品和它的来路仍然对这个城市非常有好处，我说实话，他赚不赚钱我不是太关心，这是他们去动脑筋的事情，但是他们给成都带来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毕加索展览，因为是毕加索美术馆拿来的东西，又是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有，还要怎么样呢?一个中国艺术家是根本做不到的，很难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毕加索，还得用一些原作来补补课，学专业的人也得补课，包括我们看原作，到国外也是在综合展览里边看，也没有很集中地去看，何况观众，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如果谁还愿意用市场的手段做点儿类似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毕竟你都没有看过，好赖怎么样根本谈不上。
批评家们更关心后现代理论
记者：像毕加索大展在上海展出时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因为资金背景不太一样，往常这样的展览都是类似于中国美术馆这样的官方文化机构邀请过来的，现在是民营资本来运营，成都这次也完全一样吗?
吕澎：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它本身需要的费用太高，中国美术馆去做的话它没有钱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么是国家加大投资做，要么是靠民间来做，而且现在看来显然民间做更及时、更方便，类似这样的展览，官方也不会做的。我们现在的体制面临的几乎是空有其衔的一个作用，它在，但是它起不了什么好的积极的作用，所以靠民间非常有力，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批评家可能不关心这个事，以为这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展览而已。
记者：专业人士写的文章比较少，媒体报道比较多。
吕澎：他们没有兴趣，他们有兴趣的是德勒兹，是这种后现代理论，所以毕加索这个事根本不是事，但是我觉得要他马上说一句话谈谈毕加索，没准儿还是有点儿问题的。
我们希望艺术家能赠送作品给美术馆
记者：像成都当代美术馆的资金背景是政府有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吗?
吕澎：就是政府，它是这样，政府通过高新投资集团，这个集团本身是政府的公司，通过这个公司来维持日常性的事务，但是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是政府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买了东西背后都是政府给支持。
记者：很多展览可能是学术展览是非盈利的，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比如说在美术馆的全年展览计划当中会不会有一个比重，就是有哪些展览是要盈利性的，哪些是要非盈利的?
吕澎：没有，全部是非盈利。我们现在安排今年的展览统统都是非盈利，我们会希望艺术家可以赠送作品给我们，这个是很正当的。
记者：国外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吕澎：也有，但这个是次要的，我们还是在买东西，买作品。所以至于是不是要盈利，暂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起码今年没有考虑。
记者：政府在投资的时候已经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了?
吕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国外对中国当代艺术根本不了解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最近几年特别忙，2009年在威尼斯做“给马可波罗的礼物”，2011年又去美国做“溪山清远”，在跟国外的合作中您觉得有什么收获?未来的一两年会不会还有这样的展览?
吕澎：很多，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国际展览，而且是美术馆的展览。
记者：这是您的一个新方向吗?
吕澎：我觉得可能还是推动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其实国外对中国不是太了解，以为很了解。
记者：很多人说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如中国对国外当代艺术的了解。
吕澎：根本不了解，所以今年、明年会有从西班牙、日本、意大利，都会去，包括像英国、美国都会去安排展览，但是同时也是介绍新的艺术，不是大家很熟悉的，而是最近的东西，要去做这个东西，所以还是很忙的。
天天都出现伟大的艺术家那疯了
记者：您跟西南艺术家的关系比较好，怎么看待现在西南艺术的发展状况，有没有所谓的断层局面呢?
吕澎：其实我刚刚完成了《二十一世纪艺术史》的写作，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些艺术话题，我的眼睛其实比较“全国”，但是我倒是觉得绘画这一块可能是西南相对偏多，它本来就是一个现象，其它城市有什么绘画，说一说，名字大家都能报出来，但是在判断上我是觉得有问题，或者不是那么太重要，这里面是有一些学术上方法的差异(基本上我是从全国的角度)所以在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这一块来说几乎没有涉猎，为什么?严格来说成都做行为的艺术家多得是，但我老是觉得好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错觉吧，至于绘画他能不能接上去，如果说让我们感觉到振奋和精彩，在整个过去的十年里可能更多的不如市场的现象那么让人兴奋，在创作这个领域里边，我认为它是处在一个过程中，在一个转变、转型的过程中，十年很短，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出现什么形式，很正常。
记者：您觉得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
吕澎：太正常了，天天都出现伟大的艺术家那疯了。
我对当馆长并其实没什么兴趣
记者：刚才您说的像成都当代美术馆其实是一个填空式的举措，它会不会对整个西南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
吕澎：当然会产生很好的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没有和有是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展览的品质还不错，当然会有所提高，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格局，有效地去编制它，它会形成一个很有力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先把一些有价值的展览做了，以后会觉得这个美术馆应该做什么，问题是现在要做美术馆的多得是，我可以去当顾问。
记者：您不想再担任馆长了职务吗?
吕澎：其实我对当馆长并没有什么兴趣，当的目的还是因为可以把事情推动下去，所以尽责了。但是我对馆长，管理这些东西没有兴趣，我还是喜欢做批评家写写文章，可是美术馆的管理，包括做一些大型展览都跟管理有关系，没有管理是没法做事的。
记者：有人觉得相比较与批评家的关系您跟艺术家的关系要好一些，怎么看这个问题?
吕澎：这个我估计不是太准确，批评家和艺术家其实只有两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的批评家也有，没有问题的，是朋友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不是朋友;第二个艺术家关系还是一样的，是朋友关系更密切一点，不是朋友关系不是很密切，如果你要做什么活动和展览的话，会跟艺术家沟通，可能是有一点错觉，我觉得是错觉，包括年轻批评家和老的批评家都有不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来往，最大的原因还是没时间，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坐下来一次又一次地跟他们讨论和谈论，全是事，就是已经被安排了。
我认为写作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是如何“被安排”的?
吕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是愿意非常自由的，但是现在做到自由非常难。你只能判断一下这个被安排的事，好吧，还是做吧，还是需要做。如果说这件事情不需要做，那就算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这个，问题在于全部排满了，都是觉得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最近要到中东国家去，会有一个大型展览要到卡塔尔，到迪拜，到中东国家。
记者：今年几月份?
吕澎：今年3、4月份要去一下，可能还会去几次，那是因为有一个大型的相关联的展览，然后要到欧洲，也是在准备。美国、日本都是，所以这些我觉得还都有意义，但是有一点超负荷，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办，很痛苦。
记者：想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
吕澎：我完全不是想象的很热衷于做这个事情，只是这个事情很自然而然地就来了，然后我必须要考虑做还是不做怎么样，你得去面对。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来面对，我主观是不想去找的，我唯一就是想写作，任何事情我认为写作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做展览，为什么要看作品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整体性的推动，它是一个整体的环节，它绝对不是一个跟写作无关的事情，从工作划分来看，我很希望在电脑前进行写作，那只是一个工作的划分而已。
记者：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写作计划?
吕澎：我刚刚《十年史》(音译)写完了。
记者：这本书什么时候公开发行?
吕澎：今年5、6月份。会写一些艺术史学的书，可能会有其它的，暂时不说，有一些别的写作还要花三、五年的时间，反正都跟艺术史有关，就是艺术史，其它都算了。
记者：您主要偏重的方向还是跟历史、艺术史有关?
吕澎：对。
人性的弱点包括无意识的嫉妒与愤怒
记者：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很多人把您的学术观点跟平时所做的一些活动联系起来，因为它跟市场有紧密的关系，您怎么看?
吕澎：市场很好，联系市场没有问题，关键是具体怎么做——不能说市场、艺术、吕澎，这个没有用——市场怎么了?你的“市场”是什么含义，吕澎的市场是什么，吕澎在干什么，他是怎么跟市场发生关系的?资本跟他是怎么发生联系的?具体事件是咋回事?他们都不研究，他们只说这个事情有投资、有资本，所以吕澎的动作有问题。这个还了得，每天你身上都放着钱，你是不是拿钱干坏事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简单的思维可能接近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在道理上仍然没有想明白，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去学道理吧;第二个原因就是条件资源悬殊太大，这是人性上的弱点，只好无意识的嫉妒与愤怒。只有这两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讲出具体的一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全部是概念，全部是在谈，而且是好遥远的几千公里以外的在谈另外一个城市的事情，可是你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做任何调查和了解，就像有一次王林说的一样，资本买下了批评，买下了学术，这个都不用说了，八十万的整个批评家的年会都是美术馆出的，资本怎么买了呢?买了什么呢?只有说这是你吕澎，那么吕澎让任何一个组织者、主席、策展人都在按照他的意志做，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有什么?这就是我认为的只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没有想明白，对这个道理不清楚，资本主义三百多年的资本经济，这三百年有没有学术?为什么有，为什么没有?谁能具体说清楚。中国市场经济三十年，有还是没有?谁有?跟我具体说清楚，这件事情做错了，哪一点做错了，把这个环节跟我说清楚，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张着嘴在那儿胡说八道，所以这种人根本不用回应，他根本连情况都不了解;第二个情况就是人性的问题，就是导致那种愤怒、嫉妒和对自己的挫败感的一种反应，我觉得第二种情况可能多一些，只是第二种情况我们没法去求证，我就只能说他可能是对艺术和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他自身还没有想明白，我觉得是这样，所以那天我在微博上连续发了92年写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截一下，这是一个回应，我92年就这么思考问题，今天你再来看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你写一篇文章啊，很详细地来分析一下，研究一下中国这三十年怎么走过来的，我是没有时间，我要写可能就写“艺术资本”，就写这三十年，就来讨论这三十年的问题。
我写了几十万字的书给你看一下，你明白吗？不明白就学习，真的是这样，就是人首先要树立一个态度，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工作，面对别人做的事，当我们不同意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回应所以根本谈都不要谈，如果我一定要回应我要把这个事情研究透，当我摸清楚了，研究透了，OK，我现在来非常认真地讨论这个事情，而不是用一个新的概念和另外一个概念在那里绕来绕去，你永远都没有绕到具体的事。这件事情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我希望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应该学习一下司法系统，办案，就是你去把这个案子弄清楚，首先去搜集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之后，然后来提出你的问题，这个人犯罪是怎么一个犯罪行为方式和事实，有哪些材料能够证明这一点，然后提交出来，来提出你的看法，进行你的一个理论阐述，说这个人是犯罪或者是我为他辩解说没有犯罪，为什么。我们的批评家现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做这个事，因为这种事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在根本上讲，我可以坦率地说就是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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