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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唐昕:做机构,如同耕一块地

2019-04-28 10:36:46 来源: 打边炉DBL 作者:打边炉DBL


▲ 泰康保险集团艺术品收藏部负责人,泰康空间总监唐昕

采访:钟刚
编辑:钟刚、黄紫枫

出版

DBL:我是通过泰康空间的出版接触到你们的工作,你们做出版的方式和国内很多艺术机构似乎都不太一样,你们专注在做书,而不是做画册。你是如何构思泰康空间的出版计划?这些不断累积的出版物,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流转起来?

唐昕:我们其实没有把出版独立于其他的工作,泰康的展览、出版、收藏、研究都是串联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展开的。空间内不同的产出都是围绕着这个阶段的同一体系在工作,没有哪一个部分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在整合不同的面向,共同打造一个东西,所以它们之间又能够有这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像大家来看泰康做的展览,再看我们的收藏和相关出版物,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
 
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由不同的问题点出发进行深度挖掘,最后生发出一个个展览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挖掘出的东西,包括相关的历史背景、对特定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局限在展陈空间,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工作无法单纯依赖于视觉的呈现。所以我们会把这一部分的内容集结起来,放到出版物里去,这么一来,出版物基本上是其相对应的展览项目的延伸和补充。
 
DBL:听说2012开始,泰康就不再做画册了,这是基于一个怎么样的考虑?

唐昕:其实还是因为在行业里看到的画册太多了,尤其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展览多,每一本画册又都特沉,去看两个展览,就背不动了。真把画册背回来,几分钟就翻完了,翻完以后把画册放回书架,隔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去碰它。画册厚重,但它空,丰富的视觉内容主要还是作品的图像,这些图像又是近期内已经比较熟悉的内容。图像之外,你得不到更多的信息,看不到对于图像的新的判断、不同的阐释、再度的反思理解,画册就变成了一种累赘。
 
这种生产直接导致那几年印刷厂的生意好极了,但印刷厂的发展是否作为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生态的同步推进?其实并没有。也就是说这个生态的发展是畸形的,画册能提供的信息量和它繁荣的表面形式,是极其不对称的。
 
我就想我们没必要再加剧这样的过剩。恐怕以后一段时间内,泰康空间也不会再做单纯的画册了。我们做“书”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在五年后还有人愿意来翻,别人再想到这其中相关的话题时,还能连接到这本出版物,里面的一些内容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DBL:在你看来,出版和展览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唐昕:出版和展览其实是两种性质的产品,它们都是思想传递的方式。展览是在一定的空间当中物质性的视觉表达,它通过视觉材料来讨论问题,引发人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出版同样借助图像语言,但它同时还允许通过文字的叙述,传达出视觉无法传达的东西。
 
我们的每个展览做起来都挺费劲的,但做完两个月结束了,就再也看不见了,看到的人非常有限,你又不可能去复原所有的展览,我们也觉得挺遗憾的。在时间维度上,展览的存在只是一个时刻,出版物的时间局限就要小得多,还能跨越时间和地域。展览结束后,不同地方的读者还能通过这个出版物,重新去想象那个展览,这就是出版的好处。
 
展览和出版是泰康空间两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平台。展览,是供行业内的艺术家、策展人等在这个平台上共同的生产。我们不希望出版物的生产是展览平台的简单重复,而是利用起出版这个契机,邀请到适合回应这些话题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我们的出版工作中,这才是出版作为平台的理想价值。
 
展览真要做画册是容易的,但是做成书就很难。从2012年开始,我们严格控制出版,只挑选一年当中某几个项目来做书,但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场刊。场刊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出版,但它又能以比较轻松、简单的形式,提示展览中的一些问题。现在回过头来把这些场刊放在一个整体上看,还是起到了有一种有意思的串联作用。
 
DBL:你认为泰康空间的工作是以什么为核心的?

唐昕:我们做的展览、出版、收藏和研究,它们都不是单独的存在,我们是围绕一个阶段的体系在工作,彼此之间互相配合和补充。大家平时看到泰康空间的展览会多一些,但这不意味着展览对于泰康是最重要的,或者它是唯一的核心。我们很警惕以展览为唯一中心的机构工作。
 
DBL:泰康空间已经在2018年底度过了她的十五岁,最近又推出了“泰康收藏”精品展。泰康空间的工作已经汇聚了不少成果,你们会用怎样的方法,来对待泰康空间的工作沉淀以及形成的机构档案?

唐昕:去年我们在考虑泰康十五周年该如何庆祝的时候,就有考虑过是去做一个回顾展,还是要做一个大型的出版物把所有的展览都放进去?到最后我们决定都不做,就做一个网站,按照档案梳理的工作来呈现泰康空间多年的工作。希望未来作为一份完整的国内早期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样本放在那里,跟大家交流。
 
所以谈泰康目前的档案梳理,其实是以一种后知后觉的方式在做以前的事。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先搭好框架,把每一年的不同项目先填充进去,缺失的东西恐怕也只能到最后再往里追加。过去我们没有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到有些东西我们当时没有保存就找不回来了,但是现在的回忆和当时又有所出入,所以也会遇到很多材料上的问题。
 
激励

DBL:泰康非常关注和激励年轻人的创作,做了像“五十一平方”和“日光亭”这样的项目,但激励以后,然后呢?

唐昕:这个不一定会有结果,因为激励其实是面向未来的。不管我们现在做机构、作为个人、包括研究历史,都是想明白未来是什么样的方向和趋势,大家追问的都是未来。针对未来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跟着年轻人,看他们在做什么。研究单个年轻人不一定能感觉到,但研究年轻的群体,他们一定是有一种不约而同的指向未来的东西,形成宏观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只有找到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才能够再做有效的比较,看他们共通的特点,和之前的代际之间整体的差异,这样的比较能看出问题。
 
DBL:持续关注年轻艺术家的项目和展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都试图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发掘趋势和潜力,相比他们的工作,泰康提出“激励”这个理念的核心是什么?

唐昕:我们认为“年轻”本身不是问题,不是因为他们年轻就把“年轻”当作一个现象去看待他们,而是要看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做的事情。每个时代总是要有年轻人,只是时代特性会突出表现在年轻人的行为、思考当中,所以要去看他们的工作,看他们真正在关注哪些问题。

我们和年轻人的合作其实是非常开放的,而且我们不急于判断。给出一个判断,你一定要用已知的知识标准,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定义未知的东西,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有风险、有问题的。即便做了那么多展览,我们从不妄下结论,这种理性的态度最终也成为我们的工作方式之一:项目是开放的、持续的,但它也是可以中断的。
 
大家都一窝蜂去做年轻艺术家展览的时候,我们就暂时搁置了这部分的工作,等到大家都停下来了,我们对这个问题依然关注,那就可以把它重新拿出来做。这么做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既不鼓励这样去贴标签给出结论,也不想要披“年轻”这件外衣,落脚点是不一样的。
 
DBL:你在去年接受朱赫的采访时提到,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艺术家,受过专业训练,有职业感,你认为这种“职业感”,会给中国未来的艺术生态带来什么影响?

唐昕:职业感和生态之间是一个相互的关系。生态没有形成的时候,我们的行业处于山头林立的江湖状态,它是一种混乱。混乱允许各种状况的出现,它给不同学术出身的人,甚至没有学术背景的人,跻身这个江湖的空间的机会。那时候行业里的人还没有什么“职业感”。后来整个行业开始变得有秩序了,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间形成不同的维度,共同围着艺术这件事工作,形成一个综合的有秩序的体系,慢慢就有了生态。在这样的生态当中,艺术家的选择更多是一种理性的判断,他需要职业化的谋生途径和发展未来。较之前的人们,现在的年轻人相对来说就更有“职业感”了。
 
十年前,我们用职业竞争的标准去设立门槛,因为那时已经是职业竞技了,非艺术出身的人相对能获得的竞争机会是更少的。到今天很多人跨界发展实现的是学科的配置,这种跨界依然是一种职业的竞技,时代和社会给了他们跨界的机会,加上他们自我的主动选择。完成这一种跨界选择的前提是,这些年轻人在出场时已经是在这个秩序当中的职业选手了。目前我还没能看到,这种“职业感”能带来我们所期待的新经验,或者是培养出一种无所谓的自由的工作方式,让行业生产变得更开放的突破性。
 
DBL:前面我们说到对年轻艺术家的激励,那么在泰康空间的机构内部呢,“激励”如何继续生效?

唐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一个机构能往前走,一定是这个机构的团队整体在成长,而不是以机构里某一个人为中心的被动参与。我们团队特别好,每一个人都是主动性特别强地在工作。他们自身对于这个行业,或者对自己在行业当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