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新京报
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传出消息，旅法华人策展人侯瀚如出任即将在6月开幕的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他将和艺术家贡献怎样一个中国馆成为艺术圈的热点话题。作为目前最为活跃的海外华人策展人，这已经是侯瀚如第三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相关展览的策划，第一次是1999年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国家馆，第二次是2003年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紧急地带”单元，把超过20位广东艺术家以“广东快车”名义推到这个国际著名大展中。
侯瀚如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过现代艺术大展的组织工作，是2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变化的见证者之一。他对艺术市场的变化感到惊讶，感觉国内商业力量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之大超过很多海外国家，他期望能在资本无所不在的控制中催生更有批判力的作品，如何把这个目标转化成现实，对他和其他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名片
侯瀚如
1963年出生在广州，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为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展览策划与公共项目系主任。长期以来作为独立策展人活跃于国际艺术界，曾经调动了全球140位艺术家参加“运动中的城市”，巡回世界7个城市，并在1999年、2003年成功策划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馆和“紧急地带”单元，也是2000年上海双年展和上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去年底他进入英国《艺术评论》评出的2006年“当代艺术影响力100人”。
威尼斯中国馆
不是文化形象，是艺术环境
新京报：虽然你强调对明星艺术家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出于某种策略考虑，这次的中国国家馆是否还会有著名艺术家出场，毕竟这有明星效应，能吸引大家的更多关注。
侯瀚如：展览的具体组织当然有策略性，但是我觉得艺术不单纯是个策略，首先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并不排斥有名的艺术家，重要的是我选择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他有名，而是看他的作品是否合适。
现在中国的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重要的课题，要看看艺术家的创作是否敏感，对这些话题的回答是否有创造性。国家馆等于提供了一个机遇，让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肯定一种艺术语言，而不是市场上最火的那些东西。
新京报：为什么要等到3月才公布参展艺术家名单？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吗？
侯瀚如：一方面我现在还有很多事不确定，正在和艺术家沟通，有可能有变化，等艺术家、方案有定数了才公布比较好，这也是对艺术家工作的尊重。如果现在就公布艺术家名单的话，今后几个月艺术家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很多人都会关注和议论；另一方面，什么时间公布很重要，一些事情确实需要一些神秘感，这样更好玩。
新京报：你也策划过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国家馆，现在又策划中国国家馆，这两次策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
侯瀚如：我觉得国家馆是最难做的，因为牵涉到很多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家馆的含义是什么？传统的国家馆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这种方式的起源是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把各个国家的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来展示。矛盾的是，现在已经不是世界博览会的时代了，而且威尼斯双年展展示的不是科技成果，而是当代艺术的活动。今天的艺术创作、内容、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作为国家馆来说，确实和国家的文化形象有关，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展示一个国家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特色，而是为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提供什么环境，让艺术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发挥创造性，让艺术家把自己对艺术、社会的一些很私人的感觉用原创作品表达出来。
新京报：从广州三年展到法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好像“实验室”这个概念是你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关注的。
瀚如：我认为艺术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实验、形成和突破的。
中国艺术圈
他们太追求效率，太着急了
新京报：中国当代艺术是当今艺术世界最热的话题，很多人也看到了其中的很多问题，作为一个策展人，你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未来会走向哪种状况或体制？
侯瀚如：西方和中国的体制很不一样。西方的文化体制———博物馆体制、教育体制等是几百年不断积累起来的，而中国还在剧烈的变化过程中，我觉得不应该关注最终形成怎样的结果，而是关注艺术家们正在做什么。我觉得中国艺术界的问题是太着急了，追求效率，做什么都要马上见效。
新京报：在当代艺术生态中，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国内现在比较缺乏基金会这样的社会组织。
侯瀚如：悉尼双年展也是一个很有钱的意大利家族支持的，我策划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9月份要开幕，这个展览就是私人基金会发起和支持的。
土耳其的文化预算基本上都用于保护古迹了，而这个基金会不仅组织双年展，也做电影节、戏剧节，发挥了非常大的文化作用。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做事方式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很互动。
在当今世界，很多文化机构不再是公私很清晰的状态，而是一种更加复杂、敏感甚至脆弱的情况，这个时候怎么重新定义文化机构的性质、位置、做什么就变得非常重要，也让我们有机会探索如何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方式去支援、促进艺术家的创作，对变化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独立策展人
我们离不开体制，体制也需要我们
新京报：你去年参与策划的法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在法国艺术圈很有争议，你怎么看这种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型展览的意义？
侯瀚如：我也是偶然参与的，因为我一直在艺术圈子里，其实跟官方有距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叫我作为策展人之一去策划那个展览。我愿意参加也是因为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表达其他人不会说的看法，所以我策划的部分叫“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实验室”，把一些主流不接受的艺术家和带有批判性的作品推出来。
当时法国总理提出办这个展览，他的政府处于很大的危机中，他是为了拉选票，为了在文化上树立形象。而艺术圈确实需要公共资源来做一些事，所以很多人参与到中间来。这个项目有意思的是政治上的运作让展览的举办有了可能，但是又把艺术推到一个更加矛盾的状态中，就是艺术家如何在这样的展览中保持批判性。
新京报：你原来的角色是独立策展人，但是去年应邀到旧金山艺术学院担任教职，你的朋友汉斯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Obrist）则到伦敦蛇形画廊担任国际项目总监，有人说你们这是被体制“收编”。
侯瀚如：到了一定年纪，进入学院也是一个选择，我进入这个学院也是想尝试创造新的可能性，看看进入能做些什么有意思的改变。我接受这份工作当然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体制化”，但是今天就像《帝国》一书解释的，全球性没有所谓“体制之外的”，即使说一个人是独立策展人，但还是必须依靠各种机构来工作。
我和汉斯进入机构，说明这个体制本身也认识到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我们这样的新鲜血液进入，他们自己本身就会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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