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是世界史学的最大遗产，两者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两者文化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殊异，其分歧极为明显，而相通处则较少。比较中西史学，自其分歧，可见其大脉络一大关键。
中国史学，自先秦以来，两千余年，赓续发展，未尝一日中绝。其成绩的卓著者，为历史记录的大量盈积；历史著述的丰富优美；史学议论中正博大；治史方法，稳健中实。举其大者，一部正史，为中国两千余年来留下最为珍贵的大量基本历史事实；《史记》、《汉书》、《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都是可信而又优美的历史著述；《史通》、《文史通义》是世界最早且最精阐的史学专书；比较方法、归纳方法中国史学家所应用者，较之西方所通行者，尤为切实可用。中国史学的洪流，滔滔若江河彭湃，其激起的浪花万丈，眩人耳目。
西方史学，在希腊、罗马时代，已粲然可观。惟进入中世纪以后，史学陷于黑暗时期者近千年，在此时期，没有历史判断（historical judgment）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的意义，受无精密省查（critical reflection）的倾向 ，史学完全浸淫于神学之中，人类历史操纵于上帝不可思议的手中。史学至此，已退至洪荒时代。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史学逐渐复苏，至十九世纪初叶，德国史学家兰克（Le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倡导的科学史学，将西方史学带入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史学家完全摆脱了神学羁绊，而进入科学领域之中。客观、征实、冷静、无私，成为史学家的信条。以致到二十世纪，西方史学遂风靡天下，完成了史学霸业，举世史学皆俯首于科学的西方史学之下。
可是，正当西方史学到达颠峰之际，西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逆流而进入史学之中，掀起西方史学的最大危机。
后现代主义系对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反动，不满现状，不服权咸，勇于创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叛逆的思想之一。其初起约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其涉及的范围，为建筑、艺术、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社会、法律等广大领域，其影响于史学较晚，然最严重 。史学家忧心后现代主义最低限度将摧毁历史，甚至于整个历史事业（historical enterprise）为之荡然以尽 。如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truth），没有客观（objectivity）,没有真实（reality），历史是推论（discourse），意识形态的化身，史学家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两样，这是极为惊人的议论；从文献（texts）中，他们也不认为有故事（story）能叙述出来；历史上更没有所谓连贯（continuity）、和谐（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史学家所盛倡的移情（empathy）、想象（imagination），设身处地地进入历史之中，他们同样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们尤其坚持历史对现代及未来没有任何功用 。持论如此，于是有人宣布历史已经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有人倡言历史已经烟消雾释（the vanishing of history）,有人高呼历史已经到了尽头(the end of history) 。这真是摧毁历史的骇人之论了！人类历史，遭遇到最大的挑战，西方史学，遂陷于危机重重之中！
西方发展两千余年的史学，值最盛之时，而出现最大的危机，是人类史学史上令人震撼的大事。中国史学，两千余年盛况不衰，而从未出现类似危机，东西情况何以不同如此呢？
比较中西史学，这是最值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史学真理，或望自此隐约呈现。
二
中国自上古时代起，设立了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燕私之际，皆有史官，及时记载。天子与诸侯，身居要津，随侍身边的史官，载笔以书 ，所谓：“君举必书” ，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者右史书之” ，所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 ，说明了影响力最大的权势人物，其一言一行随时被记录下来，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间的盟会，都派史官即时记录。如《史记》载战国时代秦赵渑池之会云：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於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这是一段生动的故事，由于这段故事，却将中国优美的史官记事制度保存下来了。大约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 。盟会时各国史官争作德刑礼义各方面的记载，说明了史官记事的盛况。盟会之时，记事如此，天子之侧，诸侯之旁，记事如彼，而族居的后夫人，又有女史记其过失，所谓：“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 其记事之法之严，又可见一斑了。春秋时代以前，史官记事时情况如此，其后两千余年，史官的名称屡变，其记事的职责则不变。大抵春秋时代以前，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左史等名称。汉代的史官为太史令，也称太史公。自汉末迄于唐初，史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之称 。自唐贞观三年（六二九年），别立史馆，撰史之任，专归史馆修撰，著作郎始罢史职。自唐迄于清末，史官又有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名称。
中国古代史官的名称分歧，然其主要的职责为记事，则始终如一。汉代太史令之设，系取“善记述者，使记时事”（注一四）。著作郎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系考验其记事能力。唐、宋以后的修撰、编修、检讨管史官，职责为“掌修国史，见天文、地理、宗教、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藉此而记之，以实录。国家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腾黄册封等咸充之”（注一五）。这是于记事之外，史官又有修史的大任了。
唐代以后，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是非正式史官的起居郎、起居舍人。《通史》与新的《唐书》曾诤言：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偕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偕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繋日，以日繋月，以月繋时，以时繋年。以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受之国史焉。
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
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
唐代的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类似上古时代的左史、右史，起居郎记事、起居舍人记言。每天子临朝，侍立于玉阶下，朗居其左，舍人居其右。有命，延首以听。议政事，和墨濡笔以记。这是及时记载关系天下的大事。及退朝，按编年体，编录起居注，集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于一编，而且“记时政损益”，记事“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将编成的起居注授史馆，以作修实录、国史的基本资料。如此看起来，到唐代，记注已有了成法 。天子的言行，国家的大政，史官皆及时记载；史官同时拥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必有在史官记载之外者；记时政损益，典礼文物，必须广参文献资料；书迁拜旌赏，诛伐黜免，必尽是及时的记录。所谓“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 ，可知文献资料已向记事之官起居郎集中了。史官记事，济以相关的文献资料，记事于是益趋详实。
数千年来，中国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的情况如此，这是破世界纪录的。同时史官进一步负有修史的大任，为中国留下最珍贵的历史著作。
大抵东汉以前，史官只作记事，不负责修史。魏晋以后，当史官大任的著作郎、著作佐郎，记事之外，兼负了修国史的任务。自唐以后，修史的事业，大规模进行。属于标准史官的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其主要的职务，记事以外为修史。所谓“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禅，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 。唐代史官的修史如此。明代的史官，其职分为“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庙、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 。唐、明如此，宋、元、清亦然。记天子言行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于退朝以后，编录起居注，以作修实录、国史的资料。如此看起来，中国史官于记事以外，兼负了修史的大任。唐设史馆后，史官修史的大任，更获得充分的发挥。
唐以后的史馆，分为两类，一为修前代史，属于临时性质，其书修成，其职即罢。一为修当代史，有史官专任执笔撰写，属于常设机构（宋以后称国史馆）。两者的成绩，其重要者如下：
修当代史的史馆，所修实录、国史，浩瀚无涯矣。以实录而言，唐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七百八十五卷 ，宋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三千一百八十九卷 ，明代所修自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实录，共二千九百五十九卷 ，清代所修自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共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唐宋所修的实录，亡佚殆尽。明清所修的实录，则完整存留于今天 ，成为明清史原始资料的渊海。史官修史，保存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在史学史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修前代史的史馆，所修者为正史，唐代所修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六代之史，宋所修唐史，元所修宋、辽、金三史，明所修元史，清所修明史，皆列入正史，以致官修正史，成为中国的修史制度。在此修史制度下，中国拥有一部具体详瞻的二十五史 ，历代大量的基本历史事实，赖以保存。于是中国的历史，不像西方一样，一直被代替。西方近代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代替了古代希腊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中国的《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越《史记》的新中国上古史。对于《史记》，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代之。《史记》的地位如此，《汉书》以下的载籍，其地位尤然。谁能写出一部新两汉史，代替《汉书》与《后汉书》的地位呢？谁能写出一部新唐史，代替《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地位呢？中国历史的稳定性，成为人类历史的特色。及时记事，及时修史，所记者具体，所修者翔实，史学盛业，未有逾于此者。西方史学家推崇中国的正史，是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The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world historiography） ，应是平允之论。
中国历史的稳定性，由于中国历史著作的内容，具体详瞻，尤其由于中国史官记事的及时与客观。史学上最珍贵的原始史料，是史事发生时的及时记载。中国史官的记事属于这一类。数千年来中国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其可信度极高。史官不可能逐日虚构史事。而且中国的史官，神圣独立，正直不屈 。其记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举必书”，“书法不隐” 。为留真历史，每冒生命危险。“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是中国史官的风节，这是史学上珍贵的直书精神，由此而记实的史学原理，源源而出：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矣。
史者，纪实之书也。
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
种种论调，都是强调记实。于是记实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学家的据事直书，与文学家的虚构史实，截然两途。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两样，在中国是极端不可思议的妄论。中国有“秽史”之称的《魏书》，迄今仍是北魏历史的渊薮；被视为最“陋劣”的《元史》，其历史定位，亦不动摇。中西史学的分歧，自此而观之，其清晰若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会通中西史学者，於此而致意，则思过半矣。
三
西方世界没有产生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记事制度。在埃及与叙利亚地带，有些名册（lists），存留到今天，最早者大概是刻在有名的波勒穆石头（palermo stone）上的（部分刻在附属于它的断片之上），一连串的朝代与帝王名字，属于西元前两千年的一些世纪，其编成的时代，约晚千年。其中绝少记事，仅到接近编成的时代，一年有八件事到十五件事被记录下来，大致是关于宗教礼仪、庙宇建筑一类的事件 。《苏美王的名册》（Sumeian King-dist）也是一类 。一些大帝国的领袖，虽记录其在战争上的胜利及其功业，但未形成记事的制度。至与创造史学的希腊人，到西元前七世纪时，政治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了，奇怪的是此一时期的希腊，却无用文字记录其经验的动机，他们所注重的历史，还只是史诗所提供的历史 。以致到西元前五世纪时，希腊还没有丰富的文字记录 。情形如此，说明西方没有出现史官记事的制度，史学家及时记事的情况不见，以致记实的史学理论不见。希腊、罗马史学家写史，大用修辞学的方法。一位将军在战幕揭开前向军队的激昂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上的慷慨陈词，实际没有文献的根据，而多系出于史学家的想象。英国当代女史学家司茂丽（Beryl Smalley）在《中世纪史学家》（Historians in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云：
罗马史学家的文章风格与治史方法，显示出历史与修辞学之间密切关系。有文学上的惯例，史学家将演词托诸其人物之口：一位将军在战争揭幕前对其军队的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中提出其案件，诸如此类，读者不必寄望其为真实录音，甚或曾经说过的正确报告：它们可能仅其大要，其真正作用为润饰文章的风格。中世纪的学者，欣羡萨拉斯特（Sallust）的演辞，汲汲钞录。习俗准许不必斤斤计较于正确，时日可以不用，文献不被蒐求。
罗马史学家写史如此，希腊史学家写史亦然。修昔底德（Thucydides, c. 460-400B.C.）在其所著《伯罗邦内辛战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书中，即写入自己很多的想象。如伯里克里斯的葬礼演词（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实际上没有文献根据，而是由他自己想象当时伯里克里斯可能那样讲而写的。利用虚构的演说道出舆论的大势，是修昔底德的一项发明 。以致虚构演说词变成一种传统 ，而史学流于修辞学的一支 。史学家可以自出杼机，想像史事当时可能发生此情况而予以创造。在中国这是极端不可思议的。英国十九世纪史学家麦考莱（Ford Macaulay, 1800—1859）,曾激烈的批评. “希罗多德是一位可爱的传奇小说家,修昔底德是最伟大的描绘全景的名家,但不是一位有深度的思想家,浦鲁达克(Plutarch)幼稚,波力比阿斯(Polybius)阴沉，从无史学家若李维(Livy)全然蔑视真理,塔西塔斯(Tacitus)是最杰出的人物素描家与最卓越的古代剧作家,但是他不可信” .希腊、罗马最杰出的几位史学家几皆与小说家、剧作家接近，而非记实的史学家。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写《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的大史学家基察第尼（Guicciardini）仍然虚构演说，窜改修约 。这就无怪后现代主义者咸倡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任何差别了！
西方的中世纪，史学浸淫于神学之中，历史的真实，益不可见。十九世纪德国驰名史学家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曾批评中世纪史学云：
那个时代，没有历史判断（historical judgment）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的意识，毫无精密省察(critical reflection)的倾向。宗教的权威主义，至高无上，维护传统，包庇教条。人们处处要信仰，而不去考察，想像压倒了理智。在理想与真实之间，诗意与历史真理之际，没有界线。英雄史诗被认为是真实而崇高的历史著作形式，历史处处被史诗、传说与各类诗意小说所取代。历史缓慢发现的过程，归因于一件简单的大事，一个简单的人物。被承认的神圣时代，其历史为虚构，其史料系伪造。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去审察。真伪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只要能吻合既有的权利。普遍的兴趣和流行的信仰就足够了。
二十世纪英国史学家顾屈（G.P.Gooch,1873—1968）于其大著《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评云：
中世纪……不知印刷为何物，书籍缺略，对文献批评，尚未开始，也没感觉有批评的必要。沉醉于僧院图书馆的珍藏之中，虔诚的编年家不停的搜索，而钞录较早编纂物的错误于其作品之中。虽然伪造证状为一正常的商业行为，辨伪的方法，尚未发明。文字记录的事件，无条件接受，对传统的认同，保证了每日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最后，中世纪的气氛，浸淫于神学之中。……历史是说教，而非科学，是基督证据（Christian evidences）中的运用，而非无偏私的尝试追寻与阐释文明的发展方向。
从以上西方近代史学家的评论，可知西方中古时代，没有历史判断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的意识；文献当前，盲目接受；批评文献真伪以远窥历史真相的工作，尚未开始，也感觉没有批评的必要，历史的发展，归之简单的因素；历史的作品，流于史诗、小说的形式。情形如此，历史怎有真实可言！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又岂是完全无稽之论！
自文艺复兴时代以后，西方史学家在真实的概念上，才趋于严格，“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的往事” ；十九世纪以后，兰克“呈现往事真相（to show what actually happened）一语 ，遂成为时尚。后现代主义者以兰克为目标，欲一举摧毁其史学殿堂，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中国数千年设立及时记事的史官，留下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又及时修史，及时保存，遂使中国的历史著作，丰富精详，地位稳定。“历史若文学”之论 ，在中国势难出现。西方没有史官记事的制度，文字的记录缺如，史学家不得已利用修辞学的方法，以制造情节，于是史学家同时扮演了小说家、剧作家的角色，虚构、想象，习以为常；于是“野蛮的骑士”，在历史园地内横冲直闯 ；于是“谋杀历史”的杀手 ，在史学宫殿内出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又岂足怪。！
有史官记事，中国史学的发展如此；缺乏史官记事，西方史学的发展如此。史官的重要，自此可见。惜乎中国于民国成立以后，废弃史官，董狐、齐太史不复见，而史学遂不可问！
真理、客观、真实，在人世间珍如球璧。人世间没有真理，将举世茫茫；没有客观，将是非倒置；没有真实，将黑白混淆。在历史上，没有真理，则人类如置身沧海之中，无所旁依；没有客观，则批判是非真伪的标准，完全消失；没有真实，则历史的真正价值，一丝不存。史学所争者，在争真理、客观、真实。希特勒的大屠杀（Holocaust），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毁于旦夕，如此惨剧，岂能在史学家笔下消失？日军侵华，所至之处，奸淫屠杀，“南京大屠杀”，仅其一幕，如此真历史，岂能自史书中删削？西方十九世纪以后创建的批判史学（critical historiography）,中国悠久发展的博大史学，其论史学真理、史学客观、史学真实者，皆可为万世史学法。珍之存之，进而创新之，史学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