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美国单极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围绕边疆、族群、地缘政治展开的冲突也在加剧，民族国家体系面临各种危机，全球化时代也正朝更为复杂、动荡的后全球化时代过渡。民族、宗教、边疆、身份认同等也成为各界反复探讨的话题。
在这一背景下，OCAT上海馆于2017年12月30日起荣幸呈现展览“疆域—地缘的拓扑”。该展览为OCAT上海馆年度青年艺术家项目，同时也是OCAT上海馆开馆五周年特别展览，由鲁明军先生担任策划。此次展览共邀请三十余位知名当代艺术家，他们以录像、装置、表演、摄影、文献等丰富的艺术语言引发一场关于地缘政治的艺术思考。从蔡国强、庄辉、刘小东等50后60后，到蒲仪伟、杨圆圆、沈莘等80后90后，展览呈现了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面对主题时语言、思维与呈现方式的差异。哲学家赵汀阳作品的加入，也意味着艺术表达打破边疆的尝试。
▲ “疆域—地缘的拓扑”开幕现场，OCAT理事长、深圳总馆馆长栾倩（中）、OCAT上海馆执行馆长张培力（左三）、策展人鲁明军（右二）及前来参加开幕式的嘉宾合影。
▲ 鲁明军（右五）向嘉宾和观众介绍展览作品
1993年，蔡国强在嘉峪关实施的爆炸行为“延长万里长城一万米：为外星人做的计划第10号”，成为鲁明军思考疆域问题的一大缘起。他在策展人语中认为，迄今似乎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一行为中的火药、长城以及嘉峪关这三个要素之间还潜在着一部关于疆域、历史及地缘政治的叙事。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边境（boundary）的是，作为边疆（frontier）的长城原本就是天下的产物。而历史上的中国在进入由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前，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蔡国强的这一行为看作是这一过渡地带的延伸，甚至可以想象为“边疆中国”的一个隐喻。
带着对边疆问题的思考与对艺术家实践的追踪，鲁明军在行走与阅读中也不断丰富对这一主题的文本书写。2017年11月，他的写作提案《疆域之眼：当代艺术的地缘实践与后全球化政治》获得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第六届评论奖。之后，提案文本经过再组织最终落实为此次的展览。
▲ 展览现场
▲ 开幕式讲座
艺术家们试图从“边疆、边境、边界”等蕴含过渡意义的词汇中去展开不同维度的地缘思考和实践，从而获得重新审视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个人经验。这些具象化的实践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政治行动，也可以反身指向艺术语言的一种歧变。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和曲折，其中涌现的荒诞与野蛮，以及不可忽略的理性与审慎。展览力图从艺术实践本身，催生出一种的新的结构与叙事，得以开启我们对于边界、边疆、地缘政治及其之间多重关系的认知，并引导我们积极地切入并参与这一残酷的、充满暴力的现实进程中，诉诸新的艺术-政治感知与想象。
展览期间，鲁明军接受了《城市中国》专访，谈谈他对于本次策展的心得，以及对于边疆、艺术实践、全球化与后全球化的看法。
鲁明军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近年策划的展览有《触知区》（2015，广州）、《解放的皮肤》（2016，武汉）、《力的能见度》（2017，上海）、《灵光化合物》（2017，北京）等。近著有《自觉的歧途：1999年的三个当代艺术展览／计划及其之后》（2017，即出）、《目光的诗学：视觉文化、艺术史与当代》（2017，即出）。
Q=城市中国
A=鲁明军
Q：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主题的展览？
A：2013年底的时候，我在甘肃河西学院参加过一次讨论会，主题是“全球化、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城市”。我是被我们学校历史系的韦兵、王东杰老师拉去的，当时与会的还有纳日碧力戈、谢继胜、黄达远、袁剑、张亚辉等老师，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外行的我最初其实是想去旅游。不过还是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发言，题目是上世纪40年代关山月在西北边疆的写生，没想到后来成了展览内容之一。我记得当时，他们就曾预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宗教是全球化最致命的问题。几年过去了，发现各个领域都在谈宗教、民族、疆域等，再加上“一带一路”，这些话题都集中在一起。包括近两年整个欧美政治的右转，这些问题似乎又卷土重来。
2017年9月，我去了趟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也顺道去了巴勒斯坦，对于边界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当时去的时候还比较安全，估计现在是不敢去了。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准备这个展览，一方面读书补课。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边疆中国”的那套书，包括刘晓原的《边疆中国》，米华健的《嘉峪关外》，王柯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消失的“国民”》等，当然还有拉铁摩尔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以及姚大力、葛兆光、王明珂等老师的书。
▲朱昱 《为联合国成员国所作的192个方案》之黎巴嫩，2006，方案，21×29.7 cm 每件，共九件
与此同时，我也在收集相关主题的艺术作品，联系艺术家要一些资料。整个展览的框架就是在阅读和梳理艺术家资料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中间，我发现很多艺术家都在做，包括国外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展览。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同时在做同一类作品？也许，这也正应了几年前的预言，它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下全世界最敏感的问题，从而迫使艺术家们不得不回应它。
于是，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些作品集合起来做个展览，而且当时就已经在准备写文章。八月份的时候，OCAT上海馆馆长张培力老师找我做一个青年艺术家的展览，经过沟通，决定就做这个展览。后来，这个提案还获得了第六届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CCAA）。目前这个展览基本就是按文章结构布置的。
这次展览有一个时间的跨度，也是希望把一些历史问题带出来，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直面当下问题的展览。比如边疆，它本身就是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所以，怎样有效地将它们组织起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比如边境、边疆、全球化流动三个结构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开始其实想得不是太清楚，但到今天，已经非常清晰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共同指向当下的全球化困境，因此也可以定义为“后全球化政治”。
Q：展览的副标题是“地缘的拓扑”，但英文翻译成了“后全球化政治的重估”，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A：最早直翻的时候，觉得太中式了，担心外国人看不懂，所以还是按意译来翻。“后全球化政治的重估”是一个朋友帮忙翻的，虽然笼统一点，但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王东杰老师觉得疆域frontier有扩张、入侵的意思，建议用boundary，因为可以来回移动。但最后还是用了frontier，一是考虑到边界的展览很多了，但边疆似乎还是第一次被引介到当代艺术里。二是“当代”本身的意涵和frontier更契合，都带有前卫的色彩。三是感觉boundary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而frontier则是流动的，变化的，里面还有一种未知感和可能性。所以，这个展览题目实际上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Q：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用后全球化这一概念？
A：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关于全球化的所有美好的想象都已经幻灭了。应该说，“9·11”恐怖袭击加速了全球化向后全球化的转变。在此之前，比如90年代的左右之争就已经提出过质疑和批判。今天，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和复杂，比如民族分离运动、宗教战争，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构成了不同维度的反全球化力量。另如中东问题，它一方面是全球化引发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产生了和全球化截然相反的结果。可以说，正是全球化自身带来了反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反全球化本身成了主流。当然，就像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关系一样，后全球化也没有完全脱离全球化。
▲ 许家维，回莫村（截图），2012，单屏录像装置，8分20秒
许家维的录像和装置构建起关于亚洲地理、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敏感视觉叙事，在密集而复杂的多重文化与历史中，艺术家揭示了现代人的生活是如何被根本转变的。《回莫村》讲述的是泰缅边境被遗弃的军队所面临的多重文化的交错，以及不被认可的尴尬身份。生活在历史幽魂中的人们，最终产生的是常人所不具有的歧义性。艺术家惯有的拍摄手法在本作品中仍在延续。从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到由孤儿们组成的拍摄团队，艺术家站在更为后方的位置，观察着这一切。
▲ 沈莘，形态脱逃：序，2016，单屏影像，36分
由CHISENHALE画廊委托创作，事件邀请了3位伦敦本地的藏传佛教徒，他们包括德意志银行总监，初创顾问以及俄罗斯籍英文老师。通过3位的表演和3个独立影像，事件探索资本主义和权利的关系网络中生产出的痛苦，特指物化，剥削和挪用三种痛苦。
这次展览都是针对今天的全球化变局的。无论是关于边境，还是边疆，抑或全球化流动（即沈莘所谓的“后国籍”），都是为了松动、穿越和延伸今天我们对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地缘政治的体认和想象。
Q：您觉得在后全球化时代，边疆或者边境给我们的印象是更清晰还是更模糊了？
A：边疆和边界的区别在于，边疆是没有明确边界的。古代中国没有明确的边界，所谓朝贡体系就是以中原为中心、依靠礼仪或某种价值观建立起来的一套与周边的关系和秩序。民族国家的概念进入中国跟欧洲殖民运动有关，欧洲国家通过殖民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逐渐逼近中国，迫使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海洋和陆地的边界危机几乎同时出现。虽然早在17世纪晚期清王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边界，但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有学者研究指出，现代中国是帝国与民族国家重叠的构成。当然，今天来看，它的主体肯定是民族国家。
全球化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另一方面，它原本就是一个大同的想象。问题是，随着民族分离运动、宗教冲突与国家间的利益之争愈演愈烈，这样一套大同想象早就破灭了。而边疆本身就带有扩张的意味，也可以说它就是帝国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民族国家的自觉，还是从美国作为帝国的扩张，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而言，边境和边疆问题愈加突出，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Q：边疆也有很多城市，或大或小，我们在讨论边疆问题的时候怎么讨论这些城市？
A：这倒是一个没有考虑到的话题。虽然没有单独作为一个议题，但我想一些作品中已经有所涉及，比如庄辉、旦儿的《玉门人家照相馆》，还有刘雨佳的《黑色海洋》，含括了玉门、克拉玛依这些油田城市在工业化变迁中的建设与遗留。还有像杨圆圆的《大连幻景》，不仅和殖民史、殖民经验有关，也涉及到这样一个东北沿海城市的现代变迁。
▲ 刘雨佳，黑色海洋（截图），2016，单频电影，彩色，有声，38分35秒
刘雨佳在新疆克拉玛依呆了一个月去拍《黑色海洋》，他对那个地方最深的体验是一种在时间感上的对立与分裂。一方面那里的风景与地貌让人感到时间具有非常缓慢的累积性特征，甚至是完全停滞的。但同时又会看到在这一片风景里，磕头机日复一日的重复运动，工人每天都在机械的忙碌，接送工人的班车一到准点就会结队在公路上行使，所以时间似乎又发生了变化，变得分秒必争，跟高效、巨大的经济利益挂靠在一起。
▲ 杨圆圆，《海平线》（选自《大连幻景》系列），2017，收藏级微喷摄影，150×60cm
《大连幻景》以大连近代史为背景，在展览与书两种媒介中，以图像与文本互文的形式勾勒一场以城市为舞台背景的“戏剧”。项目意图围绕多个话题展开探讨：战争与殖民史的复杂性，历史书写的真实与虚构，城市空间在不同时期其功能与属性的转变等等。在《大连幻景》中，城市的时空边界变得模糊，在多个异乡人如梦幻泡影般的独白中，隐隐回荡着一个跨越百年的无解疑问——“何为故乡？”
Q：如何看待今天“一带一路”的尝试？
A：“一带一路”到底是帝国式扩张，还是共同体的构想，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确打破了一直以来美国对于亚洲、东亚政治、经济的干涉和控制，是平衡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战略。从艺术的角度看，其实在以往的思考、实践与行动中，无论是（反，或去）后殖民，还是亚洲叙事，都忽略了中亚、中东这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路线，比如亚洲叙事，大多时候还是限于东亚与东南亚，但实际上自古至今，中亚、中东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线。今天来看，我认为它至少打开了一个重新审视与西方关系的角度和路径。由此再看徐冰的《何处惹尘埃》（2004）、徐震在纽约James Cohan画廊的《中东展》（2009）、陶辉《德黑兰的黄昏》（2014）等作品和展览，可能需要重新解释。
比如2009年徐震的“没顶公司”(MadeIn)策划的“看见自己的眼睛—中东当代艺术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在纽约詹姆斯·科恩画廊展出。当时美国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跑美国来做一个中东展。还有宋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做的《砸碎镜子的界限》，他在欧亚边界线的一个地方放一块双面镜，分别对向亚洲和欧洲，现场有摄像机记录，他的行为就是砸碎镜子。展览展示的时候中间再放面镜子，投影打到镜子上再反射到对面墙上，意味着边界的错乱。这里的镜子，其实也是墙的概念。
▲ 宋冬《砸碎镜子的界限》（图片/artron.net）
卢杰策划“长征计划”之前，有一本书对他影响很大，就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而这本书就是托洛茨基被流放至伊斯坦布尔后完成的。托洛茨基的史料源于和刘仁静（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谈话，刘在苏联留学的时候便很崇尚托派，后来只身前往伊斯坦布尔拜访了托洛茨基。卢杰当时看了以后很激动，也成了“长征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实际上，当年长征就是沿着边疆路线走的。卢杰的“长征计划”当时应对的就是全球化，这样一种视角、方式和当时的后殖民思潮还是不太一样。但至于这些历史问题和当代艺术实践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我还在思考。
▲ “长征——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 全程地图。1999年策划、2002年起在中国实施至今的"长征计划"是一个由卢杰和邱志杰策划的综合多平台的国际艺术计划，在重走长征路的行程中进行一系列视觉创作和展示，是历史、政治、地理、艺术语境之间互动的过程。（图片/art-ba-ba.com）
Q：展览中也看到很多关键词，比如时间的边界、语言的边界。
A：对，除了这些，还有气味的边界、气候的边界、声音的边界等感知的边界，讲座中会涉及到货币的边界，它们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呈现在展览中。从非常具体的边界，到不可见的边界，意味着边界无处不在。因此，不要觉得获得了一个“国际身份”，拿着几个国家的护照就没有边界，可以到任何地方，其实护照就是边界，甚至你的肤色就已经构成了边界。上回卢杰就告诉我说，他去过很多国家，但是没去以色列，因为只要去了以色列，就别想再去中东、中亚那些国家。所以，个人身份边界与全球地缘政治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 刘辛夷，信心国民，2016，木框、亚麻布、丙烯，300×211×5.2cm
“信心国民”放大自美国护照的正面外观。在其单元构成的基础上替换了欧盟、俄罗斯、中国的符号性元素，“合众为一”，通过绘画的要素，重整为一份“信心合众国”的通关文牒。
▲ 陈界仁，帝国边界 I，2008-2009，单频道录，26分50秒，循环播放
作品由两个段落组成，第一段是台湾人申办赴美非移民签证时，遭AIT面谈官，以粗暴言词与莫名理由拒签的八个典型案例；第二段则呈现八位嫁给台湾人的中国大陆配偶入境台湾时，从机场的面谈制度开始面对台湾“移民署”各种严苛审查和被歧视的经验。借由这两组案例的对照，《帝国边界I》折射出在全球阶层化的权力结构中，强势一方所执行的边界控管政策和对弱势一方的规训与治理策略，影片同时也批判台湾当局，以同样的强势规训与治理政策，以及冷战意识形态，对待其它区域的弱势他者。
Q：打破边疆意味着对大同的一种想象，我们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想象一种大同？
A：我文章的结尾就是共同体想象，里面列举了两种。一个是“天下”，一个是“诸众”。十几年前，赵汀阳老师就提出了“天下体系”作为“世界制度”的理论构想，包括后来许纪霖老师提出所谓的“新天下主义”，其实都是为了回应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与之相对的是由哈特、奈格里因应这一全球化的变局提出的“诸众共同体”。两位作者指出，诸众是一种奇异性（singularity）的集合，它是由贫穷和爱在共同性的生产过程中构成的。这同样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但和“天下”一样，都是一种理论建构，都无法有效应对当下残酷的族群－宗教冲突和利益－价值之争。当然，还有一重挑战就是人工智能，或许人机边界才是未来真正的危机。但其实，康有为在《大同书》里面，已经讨论了宇宙的大同，我文章引用了格罗伊斯一句话，他说太空可能是人类最后的边疆。
▲ 赵汀阳，我的边疆，2011，纸本素描，19.8×14.8cm
赵汀阳提示我们，清晰的边界意味着一种个人主权的形成，这与民族国家的主权建构是同构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产物。不解的是，画面上书写的是“我的边疆”，而非“我的边界”，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反思，也可以将其引向帝国与民族国家相重叠的现实。另外，也许还暗示着，我们对于世界和边疆的想象终归还是取决于自我有限的认知，因此虽说边疆没有界限，但认知本身是有边界的。
▲ 常宇晗，不列颠为中心，外海为内海，2016，唐纳德·吉尔作《电缆和无线电大圈图》印刷品，50×58cm
Q：我们今天在上海，从上海的视角出发看边疆是非常遥远的。当下我们在大都市面对中国的边疆和边境，还能不能构成当年拉铁摩尔等人的一种视角？
A：从民族国家和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其实不存在上海视角。而且，这个展览本身所针对的只是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当然，边疆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涉及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周边国家以及部分西方国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与内陆的区别所在。至于在上海如何想象边疆，若按照当年龚自珍和魏源的理论视野，海疆和陆疆是一体的，据此，在上海想象，估计和在广州、武汉、北京没什么区别。不过，拉铁摩尔的边疆叙事还是不太一样，尽管他这里的“内亚”还没有超出中国，只是限于长城内外的贸易与冲突，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它毕竟是西方殖民背景下的产物。如果这是一种视角的话，我不知道站在上海该如何审视和思考边疆，除了国家认同以外，或许只是一种异域的想象，亦或其他。
Q：所以这个展览是政治化的？
A：没错，这个展览是非常政治化的。但和以往的政治性展览不同，以往要么纯粹政治化，但基本还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里，不是左就是右，要么是把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本身作为一种政治。那么，这个展览到底在传递一种什么政治呢？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政治既不同于我们习见的社会参与和政治介入，也有别于以去政治化的政治为名的媒介话语，它是一个内生于中国历史和全球现实、而且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非常具体又很复杂的问题。
采访+编辑／宋代伦+解释 文中未注明来源图片由OCAT上海馆提供
策展人：鲁明军
艺术家: 蔡国强、常宇晗、陈界仁、陈彧凡&陈彧君、程新皓、高俊宏、郭熙&张健伶、何翔宇、洪浩、黄荣法、林科、刘辛夷、刘雨佳、刘小东、蒲英玮、沈莘、石青、陶辉、王思顺、王音、许家维、徐渠、徐震、杨嘉辉、杨圆圆、杨茂源、姚清妹、余极、张玥&包晓伟、赵汀阳、赵要、赵赵、郑国谷、周啸虎、朱昱、庄辉
展览时间：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3月11日
展览地点：OCAT上海馆 - 上海市静安区文安路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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