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个展“AI WEIWEI”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常青画廊
编者按：艾未未将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汪家祠”拆分成1500个构件运往北京，2015年6月6日，同名个展“AI WEIWEI”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与常青画廊开幕，这是他回国22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个展——整个六月艾未未打出组合拳，在北京连续举办四个个展，形成富有争议的话题漩涡，为此99艺术网专访了“AI WEIWEI”个展的策展人崔灿灿。
记者：艾未未在几个访谈里几次强调是不是艺术、关不关乎美学不重要，他只是做了一个事儿。你觉得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
崔灿灿：艺术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很多艺术家有一种对艺术的“处女情结”，觉得艺术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原理、规则，觉得它神圣不可侵犯。但我不知道那种自我纯洁的优越感来自哪里。当你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必须遵守的三个规定、八项注意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模糊的状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指称。艺术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杂交的过程，不断的和科学、哲学、政治等发生相互的作用，这个过程包含了吸收和排斥，也不断产生新的语言。如果你特别在乎自己是不是艺术家？搞得是不是艺术？你心里就会有一个无形的框条，它没法让你自由地做很多事情。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对经典的崇拜，一种是对经典的反抗。我也挺喜欢经典，但是如果要我把一个再经典的东西重复一千遍，那肯定是邪教。不愿意当邪教的人，会做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包含他对经典的态度，对反抗的认识，他有自己独立的动机、行为方式和导致的结果，但展览肯定不是一个最终结果，因为展览只是人的生命发生过程中的一部分，没有人会把展览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对于人生来说，展览只是其中一个事儿而已。
记者：这些事儿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对象、方式和结局吗？
崔灿灿： “目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国内有一种挺逗的情况，无论你做什么事，都有人说你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你在碰瓷，你在下套。他们不在乎你这个目的是否对当下有益，也不在乎这个目的，是否是为了纠正另一种卑鄙的目的，说简单点，没有是非观，也不在乎是非。我觉得人做很多事情都是有目的和设计的，除非你是在做梦，那是无意识的事。
如果说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我觉得是做点“不合时宜”的行动，什么是不合时宜？比如，在大家都不说真相的时候，说点真相；在大家都把个展特别当回事的时候，随便做个展。但“不合时宜”的状态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让单一变的丰富，让死板变的灵活，可以这样活着，也可以那样活着，它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途径和生存可能。
记者：你认为这种行动是当代的一种生存方式，还是终归是艺术的东西？
崔灿灿：一个展览所引发的并不只是一个行动本身，行动只是一个动作，动作是有它的指涉的。这个“指涉”包括这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了这个展览？为什么做这个展览？如果这个展览变成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就会去谈论它，寻找它发生的理由，会对它包含的历史信息，会对这个人的经历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然也会重新理清很多问题。
今天对一个展览的理解往往是有偏差的，个展并不只是展出艺术家的作品，它也会勾连出这个人所携带的各种信息，这个人和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更像是一个人的传记。一个展览在开幕之后的价值，不应该只停留在对作品好坏的谈论，而是看这个展览和我们的整个文化处境、现实系统放在一块所产生的比对关系，以及连锁反应。就像到了90年代，弗洛伊德还在坚持绘画写生，他特别忠于的自己生活，做他的展览并不只是要说他画的怎么样，而是在当代艺术这样的情境中，还有这样的人在坚持某种方式，那么不合时宜，它既是一个生存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这是个展的另一种意义。
记者：做了一个“事儿”，你认为当用这种方式真正去应对、操作现实中的事情的时候，有效吗？
崔灿灿：艺术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所以不存在艺术关注现实或是介入现实这一说。我们只要还在还和人交往，还在生活中，我们就是在现实之中。不能认为政体现实是现实，个体现实就不是现实，个体现实是政体现实的一个具体遭遇。政治是一种关系，关系都是临时性结果，我们总是在各个方面调整关系，即便你不去主动这样做，关系也会改变，因为别人会改变，所以无形中现实总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变化。当一个展览，或者一件事情、一个话题抛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借助这个发生理清自己、界定自己、解释自己，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对自己的现实进行有效的改变了。
如果作品是一件石头，我不太在乎这块石头磨得好不好看，我更在乎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它能激起多少波纹，这个波纹就是有效的结果。以前大家认为“石头”才是艺术，但我觉得现在“波纹”也是艺术。我们为什么做展览？做展览是为了交流彼此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意识，交流我们自身所携带的各种信息，而这种交流的互动，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应对发生和有效舆论。
记者：你作为艾未未个展的策展人，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崔灿灿：展览开幕之前，我被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老艾这个能展吗？我说：大家都可以展，他应该就能展，为什么不能展呢？但当老艾做了展览以后，大家又觉得老艾好像可以展了，一家国内媒体报了，于是像瘟疫似地传染了很多媒体，就像春天解冻。其实，大家做事情从来不按基本原则、不按价值，只按坊间传来的风气。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要做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可能会不按风气来，他一定有自己某些特别在意的价值、特别在意的方式，对自己厌恶和喜爱的东西，有明确的划分和认定。
记者：但艾未未此前在国内的确很少做展览，他自己的解释总是轻描淡写、轻而易举。
崔灿灿：我所知道的，以前确实很少有国内画廊找艾未未做展览。艾未未2007年参加卡塞尔文献展，2008年设计了鸟巢，之后又在全世界做了那么多展览，而且很多都是重要的美术馆的个展，在国内确实没有做这样一个展览，这是事实。
我个人觉得，对于艾未未来说，去年有人找他做展览，那他就想做一个，这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轻描淡写？因为当你坚信一件事，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方式，从来不因为结果来改变自己的行动。当这一切成为你的习惯时，你就不需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彻夜难眠的抉择，所有的事情都是轻松的，简单的。
记者：你的文章梳理了汪家祠的整个历史，当然包含它身上的社会与文化信息，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是没挑明？就是这个建筑放在今天的798，那个历史在今天照出的影子是什么？
崔灿灿：不存在挑明不挑明。我在文章一开头就写了“它包含着未知与含混”，一个展览所带来的是多重体验，我觉得艺术当然不能说得太明确、太直接，但立场和态度一定是明确的。艺术有它的含混性、歧义性，艾未未在中国无疑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在于他是一个包含有诸多身份、经历的艺术家，以及我们对这个艺术家形成的判断上的分歧。面对他回国22年以来的第一次大型个展，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情境、位置、价值观来形成对这个展览的不同认知。一个展览很难告诉别人一个什么唯一的道理，行动本身并不是按照道理去指导的，行动有它的突发性，行动是为了引发更多的行动，而不是导致单一的结论。一个展览可能想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但它告诉的方式应该是一个寓言体，它有着许多可以想象的空间和无法百分之百的解释，甚至无法触及——就像汪家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属性一样，就像这个展览在不同的人群里面形成的不同的价值和“话题”一样。
记者：你怎么看这个展览引起的反应？
崔灿灿：我觉得《环球时报》有一个评论挺逗的，有一句话说什么“一直以来艺术界各派人士……”。说的挺对的，艺术界也是有各派人士的，所以会有各派人士来跟你谈各派的东西，比如“搞的太不艺术了”“搞的又太艺术了”。我没派，如果必须有，我肯定是“不喜欢谈是不是艺术派”，因为这个艺术边界的事，很多年前就有人谈了，我不想接着谈，挺无聊的。如果还有人喜欢重复地去谈，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在维系自己赖以生存的一个体系，那可能是他精神上唯一的支柱。
记者：你怎么回应艾未未作为一个“话题”引起的批评声音？比如，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撇开“艺术”，他的行动就不够纯粹和彻底。
崔灿灿：打个比方，有一块雕工精良的白玉，它不是一个实用器，它是一件艺术品。你非要去拿它垫桌子腿，然后说，它垫桌子不行，这个玉不好。但我要说这块玉是个艺术品，他说不对，它还不够艺术，你肯定还想拿它干别的。我觉得这逻辑挺绕，但绕了也挺好，因为你不把一件事物进行精准的切割时，它会保留更多的信息，这个状态更接近现实本身，有时清晰，有时你又觉得它太复杂，像是一个分裂体，它会引起更多人思考的兴趣。
但如果，你要求一个东西，必须具备各种最有效的功能，那是“全能神教”的理论。彻底和纯粹都是相对的，你说你认识的一个女孩挺漂亮的，他非说她和玛丽莲梦露比还漂亮的不彻底；你说这个人挺勇敢的，他非说只有舍身取义才勇敢。我一般不会和这种人聊天。
各种批评都是可以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批评都是可以值得去思考或者认同的。在中国，很多人有一种特别幽默的动机论，偷梁换柱和以讹传讹，用鸡贼心看待整个世界，这是许多人最擅长的逻辑，也是这个国家的普遍存在逻辑。从这角度上，我们离求真务实的现代社会还很远，也缺乏一些基本的常识和法则。我总会碰到一种人，你给他说中国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他就说你是讨好西方人；你写了篇描述中国某个山区贫穷的状态时，他说你是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态；你替别人的不公说两句话，他会说你是想出名，你就是想闹事。无论你做什么，他都要用他的鸡贼逻辑重新置换一下，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人和人之间有价值的认同，有悲悯，会因别人遭到不公而愤怒，他不相信朴实的情感，坚韧的毅力和对这个社会的基本责任。
我和老艾去江西看老房子，我们晚上在山里溜弯时，发现月亮特别亮，我们就想到以前的一些诗歌，比如“天涯共此时”。你突然意识到古人的一种历史观，无论你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度，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一岁一枯荣是不变的，这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的依据、常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样一个时代，能不能做一些让这个时代丰富的事情，让我们麻木的、琐碎的、重复的生活还能有点想象空间的事情？
记者：1993年艾未未、徐冰和谢德庆在纽约有个对谈，你觉得那个文本有埋伏什么线索吗？
崔灿灿：那个访谈挺有意思，呈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人。谢德庆是一个有着古典方式的教徒，而且他很极致地维护这一点。谢德庆很极端，他有一种极强的仪式的教义化，这个教义化需要自己的精神和意识付出各种代价，他是一个很有隐忍感的人，隐忍的有些悲观，孤注一掷。老艾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年，跟各种人混迹在一块，接受了各种繁杂的文化，在他最年轻的时候享受过自由的时光、享受过重复，做过很多毫无目的的事情，这是一个人的黄金年代，20多岁到30多岁最好的状态，那个时候他懒散、无聊、堕落，但又有着各种激情。而徐冰是一个不太出格的人，他始终依附于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上，做点事情，不会走出去太远，这个系统可能是中国传统，也可能是体制，后来他去了中央美院，我觉得他一直和很多事情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那篇访谈决定了从1993年开始，三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1997年老艾写过一篇文章叫《这漫长的路》，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不同的生命轨迹，从一开始他选择的那个点就注定了。就像汪家祠一样，注定它携带了历史中各种人的信息、各种文化的生生死死，那种坚持、妥协、不安，以及它今天来到798里，除了静止、沉默，也勾连了所有的疯狂与荒谬，就像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一样。中国很多东西都生长在这个土壤里面，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勾连了土壤的逻辑和土壤的意识，它是土壤的一部分。
记者：这次展览之后，你觉得艾未未在中国做展览的空间会变大吗？
崔灿灿：我不知道，中国的事情说不清楚，大家既没什么共识，也没什么基本法则，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就像老艾的那棵“树”，它由几十块不同的木头按照中国的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它既像中国历史在今天的一个隐喻，也像一个人处境的隐喻，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拼凑在一块，最后像一个毒瘤一样疯狂地生长。中国很多事情都不好说，未来到底是什么样，我无法得知，也不需要知道，因为此时此地，我们还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还能在乎自己的存在，并希望为这些存在寻找更多的可能。如果这样，现实能发生一些好的变化，我就挺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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