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日常摄影”不应仅仅是一种“日常应酬”

近十几年，随着数码摄影的普及和社交网络的活跃使得每天都有海量数字照片产生，并被保存、分享，人们日益被虚拟的影像世界所包裹。在这种背景下，“日常摄影”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它引发我们思考摄影与生活、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面对其所带来的“图像膨胀”。为此，《美术观察》策划了“日常摄影与图像社会”选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摄影批评家顾铮先生长期从事摄影实践以及摄影史论、视觉传播的研究工作，本期特邀他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概念及其意义

聂槃（《美术观察》特约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我们在摄影的相关探讨中时常见到“日常摄影”“大众摄影”“民间摄影”等称谓，您如何看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对“日常摄影”该如何界定？ 

顾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定义都是为了某种讨论的方便。以上你提到的三个概念，“日常摄影”“大众摄影”“民间摄影”，可能与概念提出者或者运用者在进行具体讨论时的立场与身份有关。他可能在这个讨论场合里用的是这个概念，在那个讨论场合里使用的是另外的概念。“大众摄影”也许与专业的、高眉的摄影相对立与对应，但其实这也可能只是从讨论者的立场所见为“大众”。“民间摄影”既可能是身居官方体制者以居高临下的立场对非体制的摄影实践所赋予的蔑称，也可能是摄影者或者讨论者强调一种非主流美学取向的自我命名。而所谓“主流”，既有体制上的定位而确定无疑的主流，但也有虽然在体制上并非主流，却时时处处在审美上表现出与主流一致的非主流的主流意识与取向。至于本期要讨论的“日常摄影”这个概念，至少在我看来，可能是一种要与数码时代的具体生活实践联系起来看的运用摄影创造图像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日常摄影”，因为摄影的普遍化，摄影方式的便捷化、低成本化，传播的即时化及消费的自足性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胶着。因此，在讨论“日常摄影”这个概念时，如果不联系在从事“日常摄影”时有可能产生的与日常生活实践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与日常联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可能就无法更好地深入理解这个概念。贵刊提出“日常摄影”的概念，是一个值得欣喜的举措。因为你们敏感地发现了现在的摄影实践与当下生活实践的关系并有意展开讨论。

▲ 顾铮／无题／美国洛杉矶／2018

聂槃：您比较关注“私摄影”这一概念，提出“‘私摄影’可以是一切只为一己之私拍摄、保存影像的行为与习惯”，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您如何看待日常摄影和私摄影之间的关系与区别，是否存在时序上的延续性？

聂槃：所谓关注，其实可能也是一时一地之所为。有些“关注”，可能只发生于出现某种现象的某个特定时期。现象本身的可持续性，这包括了现象本身的发展变化的可能与能力，决定了关注的可能性与某种程度上的“可持续关注性”。在某个特定时期，包括摄影语言与摄影器材手段在内的不那么像今天这样如此大众化（指的是摄影的相对普遍化）的时期，讨论尚由更多专业或者有意专业的人拍摄的有关私人生活与感受的摄影实践，也许可以称为关注。但在现在，手机的普及，生活者们普遍性地不使用照相机、影像推送的无限可能，消费图像的零成本等，都使得本来在图像生产与传播过程中俨然存在的公私界限变得愈发不分明。同时，“私”与“日常”的界限也无从清晰划分，而且这种划分也变得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因此，如果说“私摄影”还是某个时期由一些专业人士展开的有关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之一的私生活的摄影实践的话，那么“日常摄影”则是一个由技术进步所推动并且令“私摄影”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历史化了的生活实践。它的意义与影响要比局限甚大的“私摄影”深远开阔许多。当然，这不是说对于“私摄影”的研究与讨论没有必要。但是至少在现在，我们获得了一种从“日常摄影”的视野与立场再看、重估“私摄影”的可能性。

 

“日常摄影”让我们重新认识摄影、生活及二者的关系

聂槃：在理论家身份之外，您也是一位摄影家，很早就开始摄影创作，曾是“北河盟”摄影群体的一员。进入大众摄影时代对您个人来说是一种怎样的体会，您也会通过手机进行创作吗？“日常摄影”的背后是数码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消费主义成为主流文化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日常摄影”对原本的摄影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冲击？

 

顾铮：我现在可能比较羞于用“创作”这个词。这倒不是矫情，而是因为我始终保持带照相机在身上的习惯，因此拍摄仍然是与我的日常生活一致化的一种生活习惯，也许叫它是生活实践更好。我觉得于我而言，“创作”一词有点高眉高调，我现在的拍摄从长远说，应该是一种创作，因为始终在关注某种自己最关心的现象，但需要积聚成某种体量，经历一定时间的沉淀后才能够比较清晰地呈现自己的“看法”。由于一些照相机的便携设计，我还是觉得拿着它拍摄比较顺手，并不是为什么仪式感所吸引。其实我已经发现手机拍摄时更不为人们所在意。不过现在手机于我仍然只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但我已经充分认识到它所具有的潜能。不久我还要为好友策划一个都是以手机拍摄的摄影展览。我确认了其与照相机在某些方面不相上下的威力。

 

至于说到“日常摄影”的冲击，可能最大的冲击不是把专业与业余的界限模糊甚至去除，而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摄影、什么是生活，以及生活与摄影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作为“日常摄影”的摄影实践，也许由于网络的介在而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重建某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也拥有通过影像的分享而建设某种虚拟“社群”的能力。但是，至于这种能力会给社会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群体认同感的建立等，则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或者具有了在线下进一步展开社会实践并改变社会的可能，或者只是停留于线上虚拟“关系”的保持甚至沦落为一种虚拟的“日常应酬”，加速了人际关系的稀薄化与社会关注的冷漠化，并且令到整个社会更加的原子化。

 

聂槃：作为新闻学院的教授，您很重视纪实摄影的发展状况，强调纪实摄影所具备的人文关怀价值，但您提出过“目前的中国摄影，至少仍然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许多工作要做”。而如今大众日常摄影环境下，人人可以拍摄，时时可以上传，似乎摄影有了更强的随时记录现实的能力，您认为摄影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还需要做些什么，“日常摄影”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顾铮：作为一种更具分享可能性的“日常摄影”实践，它是一种生活实践，也可能发展成一种新形态的纪实摄影实践。“日常摄影”实践有可能是一种艺术实践，这要看实践者的自我定位与社会意识、生活态度。因此，它可以在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并且在进一步推动社群关系的建立与建设上发挥某种作用。通过摄影的分享与共识（一种对于摄影在社会建设方面所具有的能力的共同认知），来致力于建立基于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人际关系与社群联系，可能是“日常摄影”实践所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潜能。当然，如果认识更深入一些的话，那么在有些人那里，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摄影与作为纪实摄影实践和艺术创作实践的摄影也许根本无从分开。

 

聂槃：胶片时代，摄影还只是少数人的工具，没有相机的大众只能被拍摄，成为被表述的对象。今天几乎人人一部手机，大众可以尽情拍摄、上传、转发，似乎大众拥有了充分表述自我的渠道，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以及全民影像时代中的主体表达问题？

 

顾铮：扫除了文盲，人人都会写字，但看最后写的是什么。当然，随着时间的汰选，可能流水账式的书写也具有了历史价值，甚至是很重要的历史。因此，至少为后来的时代着想，人人摄影的时代是可取的。如果我们的后人是想要了解前人的生活以及通过摄影了解前人的思考与思想的话。至于主体如何形成、发现与发挥主体性，至少在我看来，主体有自觉发挥主体性、发挥主观能动性于社会和社群的，与只是停留于主体自我满足的这两种。前者的主动表达，可能更有益于向着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发展，可惜目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不是太多。

 

聂槃：面对汹涌而来的影像社会，有学者指出了海量图像的危险，比如桑坦格认为摄影通过复制的形象造成了世界比实际上更好把握的假象，还有学者认为看到的和记录的图片只是虚拟的表象和空洞的存在，反而让我们远离了体验和在场，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顾铮：从警示摄影可能给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所带来的危险来看，我觉得这两种认识都有其道理。但是，你会不会因为明白照片是妨碍你更好把握世界真相的假象而拒绝去看它？你会不会知道照片让我们远离了体验与在场而不再观看照片，也不想拍摄几张于你有某种意义与价值却无从知道在什么时候与什么场合于他人有意义与价值的照片？我们需要警惕图像泛滥的危险，也需要或者说只能通过与摄影的深度接触来更深入地认识摄影的更多方面，包括其所谓的表面性与由片断性而来的主观片面性，并且思考如何尽可能地减少这种片面性。

 

“日常摄影”在与社会互动方面尚未充分发挥潜力 

聂槃：数码时代下与世界基本同步的中国大众摄影，您如何看待它在当下的处境和状况？对比中外大众“日常摄影”，存在何种共性和差异？中国的大众“日常摄影”有何特殊之处？

顾铮：中国大众“日常摄影”，好像在你的问题里“日常摄影”的概念扩展了不少。中国、大众，再到“日常摄影”。姑且接受之，至于它的处境与状况，我没有能力做出评估，而且也觉得如果做评估的话也不明智。你的评估可能因为飞速的变化而速朽。当一件事做是可以的，但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自己的评估只是对于某个阶段的认识，可供后人做些许参考甚至完全没有价值。而以下回答则可能更多是基于我的想象。因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我不活跃，而国外社交媒体我上不去，因此，中外大众“日常摄影”的差异等等，我没有办法从即使是感性的立场上去做判断。如果要对比，比较好的对比场所之一是在各国的社交媒体上。可惜我只能看得到我个人如此局限的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情况，完全不知道国外社交媒体上的活跃情况，因此，无从比较，也就无从发言。

▲ 顾铮／无题／美国波士顿／2017

聂槃：您曾指出国内80年代的摄影是为重新获得现代性所做的努力，90年代的摄影主要为了现代性更充分的实现。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在您看来，近十几年来国内的大众摄影对于大众和社会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顾铮：这个过程，是许多人从不同方面努力的过程，而且阶段的划分也没有那么清晰。我只能说，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今天的中国摄影给我们的观感已经是全新的了。

 

而作为一种表达，国内在大众摄影方面，如果这还包括“日常摄影”的话，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独语状态，也就是说是一种个人独语，相互之间的个体的“日常摄影”没有能够构成一个可以共同为某些问题展开对话与讨论并且形成更大社群的可能。这样的大众摄影（也许“日常摄影”更合适）如何与社会发生互动，应该有更多可能性。可惜因为对于最可发挥互动性的社交媒体的某种限制，许多可能性消失了。作为一种把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大众的“日常摄影”，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你所说的中国的大众摄影还是“日常摄影”，可能都还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潜力，因此，也还没有能够进一步刺激我们的想象力并且激发我们如何去运用它的创造性。

 

 

聂槃：“日常摄影”带来的是图像的膨胀，所更新的不只在摄影领域，更与艺术史、视觉文化等息息相关，丰富的大众摄影图像已成为摄影史、艺术史书写和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的潜在资料和对象，研究者通常如何处理和把握它们？

 

顾铮：可能这是个大家开始要面临并且意识到的问题。作为已经大量存在的图像，作为研究的对象与史料，如何确认其实践的性质、由实践形成的具体现象以及其背后存在的一系列的运作机制与运作方式并且给予描述与展现，可能是研究者们首先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烦恼是关于过去摄影图像资料的不足的话，那么当代的研究者与后人的烦恼可能是已经有太多的摄影图像可供使用。不过，问题不在于材料太多，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从这么多的材料中发现、提炼出具有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真问题。这才真正考验研究者的能力。由于作为研究材料与对象的图像数量，无论是在生产速度上、传播广度上还是在消费范围上，其在量级上已经与之前的数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采用已经发展与正在发展的技术手段来面对它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数字人文，也许是途径之一。人们可能会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一些探索与解决你说到的材料多的问题的途径。不过，我还想强调的是，抽象思考能力还是更重要。然后才是如何处理这么多的图像材料的技术手段的运用问题。

 

如果说我们对于过去的摄影图像的了解是通过报刊（包括画报）与书籍以及照片实物等来了解的话，那么由于存在、流通与保存形态的不同，当代与将来的研究者会面临资料太多而如何去筛选的问题。也许，网页成为研究展开的重要对象与场所。所以现在国外有些机构开始在做网页保存的工作了。

 

聂槃：关于大众“日常摄影”的书写，国内的研究现状如何，有哪些成果，您认为还有哪些不足以及潜在的方向？

 

顾铮：也许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图像文化现象，而且因为技术条件支配下的变化太快，因此能够经得起考验而成为比较典范的、可供在思想上加以借鉴、具有智力刺激能力的，并且能够改变研究的思路、格局、方向与取迳的东西也还较少。这里存在一个矛盾是，虽然以往高眉研究的艺术史研究已经觉悟到低眉的东西作为种种视觉文化现象是值得重视的，但重视低眉的文化研究、媒介研究与艺术史研究之间的对话仍然没有在更高层次上有经过具生产性的对话而产生出来的新成果，因此，现在似乎还没有更多的成果可供大家进行深入思考与反思。（本文由笔谈整理，经顾铮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