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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态的转向与行动中的生态艺术

2020-03-15 14:04:29.2 来源: 艺术新闻中文版 作者:叶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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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来临时,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2020年初从武汉爆发蔓延到中国与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不仅让全球聚焦于发生在武汉和湖北的疫情与公共卫生危机,这场发端于中国的烈性瘟疫,也是近年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部分。

在新的生态危机引发的一系列人道危机、经济危机与政治冲突面前,艺术家与艺术机构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论是参与到瘟疫和灾难的记录与创造性解析,展开艺术与科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合作,还是减少消耗的行业和个人自律,每个人在此时的回应与行动,也影响着身处的社群的未来。

在这个连生命安全都不确定的时刻,我们还需要艺术吗?艺术在如此极端状态下的世界中,又意味着什么吗?我们如何反思过去十年全球化的超级链接带来的利与弊,以及未来本地艺术生态面临的转变。

从3月1日开始,在“艺术解毒剂”这个特别策划中,我们将邀请多位国内外的评论人、策展人、艺术史学者和艺术市场专家,分享他们在全球与中国这个非常时期对于非常状态及其未来的理解、观察和应变。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可以对未来做好准备”。这是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洛萨·H·威勒在采访中说过。希望我们此时开始的准备,尚未为晚。


在这一刻提笔是艰难的。

从1月24日武汉封城开始,微信和微博上不断涌入疫区的消息,昨晚看到的是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他的妻子蔡利萍身着防护服在运送他的遗体的车辆后恸哭的场景……这样的生离死别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在现实中发生,而且仍然在持续。新冠病毒肺炎爆发之后,灾难激起的恐慌、哀伤与愤怒的情绪,也如风暴一样蔓延。艺术界也迅速展开了捐助行动与应急性的线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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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2》展览现场,顾德新,2009年,常青画廊,图片来源:常青画廊

除了行动之外,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重新发出了顾徳新的作品《2009-05–02》,作品出自2009年常青画廊的艺术家个展,展览中红色的宋体字凌烈地印在四周墙上,展厅中央巨大的水泥方块上对刻着一句话“我们能上天堂”,展厅上方所有的窗户都装上了电视屏幕,播放的画面是急速飘动的蓝天白云。

这件作品看上去与此刻的瘟疫无关,又直指我们社会和文化更深层次的毒瘤,而这件作品却是一个宣布退出艺术圈的艺术家,并非在过去十年中国的艺术生态高速发展期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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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惠河畔雪地上的“送别李文亮”字样,图片来源:微博用户“威力无穷的威叔”

顾徳新的书写让我想起近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通惠河雪地的一组图片,2月7号的早上,微博上一个叫“威力无穷的威叔”的账号发出了三张照片,雪地上一个黑衣人用身体写下“送别李文亮”五个大字。和远在伦敦的作者小聂讨论这个黑衣人的“作品”时,她回应以鲁迅所说的“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我们之后也将看到她就自己的看法撰写的评论文章。

由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短暂休克,提醒我们在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面前,艺术家们将越来越难找到一方清净之地。此时短暂的休克,会带来艺术的边界可能被颠覆,生发出新的创造的重启时刻吗? 


演进中的生态艺术

武汉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中兴建的方舱,与100年前欧洲解决西班牙大流感采取的措施何其相似,人类面对大规模传染病产生的恐慌和创伤记忆,在百余年里未曾断绝。从武汉爆发蔓延到全球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引发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也是21世纪频频爆发的全球生态危机的一部分。

应对这样的生态危机,近两年来,生态艺术展览、重要艺术机构向生态议题转向也加快了进展的节奏,并倾向于合作性的研究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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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大流感期间的急诊医院,堪萨斯,方斯顿营。图片来源:Otis Historical Archives, National Museum of Health and Medicine

为纪念西班牙流感100周年,在惠康基金会支持全球性艺术与医学合作的项目“疫情都市”中,艺术家组合“爆炸理论”(Blast Theory)的作品《A Cluster of 17 Cases》选择了2003年2月21日那个夜晚,“SARS爆发前的一个瞬间:香港维景酒店的九楼的住户们安静入睡,病毒却悄然沿着空气扩散。第二天,对病毒一无所知的17名住户们飞向全球,进入各自的命运轨迹”。这一分别在日内瓦、纽约、柏林和香港展开的关于传染病与艺术的项目,对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几成预言。“爆炸理论”的作品复盘了SARS期间的传染途径,也对当时公共卫生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检视,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关于瘟疫的记忆。研究生态艺术的策展人魏颖为我们撰写的《艺术、病毒与生命政治》再次访问了惠康基金会的艺术总监肯·阿诺德(Ken Arnold), 重新进入以历史为镜,亦带有预言性质的跨国跨学科合作项目。

▲《A Cluster of 17 Cases》,“爆炸理论”(Blast Theory),图片由艺术家组合提供

“面对病毒,最大的藩篱不是技术,而是交流的障碍。”参与了“疫情城市”计划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Robert Koch Institute)洛萨·H·威勒(Lothar H. Wieler)说,他所在的这座研究所是“细菌学之父"罗伯特·科赫于1891年7月1日建立的。新的交流需要走出艺术界的舒适圈,展开与医学、环境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合作。

▲《生态创见家:面对一个紧急状态中的星球》(Eco-Visionaries: Confronting a planet in a state of emergency)展览现场。图片来源: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正在举办的展览《生态创见家:面对一个紧急状态中的星球》(Eco-Visionaries: Confronting a planet in a state of emergency)的策展人贡萨洛·埃雷罗·德利卡多(Gonzalo Herrero Delicado)在接受我们伦敦的特约作者陈舒孜的访问时说,希望通过展览开展“一个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它不限于艺术、设计和建筑的领域,而是各方共同建立在生态危机上的集体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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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灭绝马拉松”(Marathon)活动现场,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and George)展示作品。图片来源:伦敦蛇形美术馆

在成立50年之际,将生态放在首要议题的伦敦蛇形美术馆任用了专门的生态学领域的策展人露西娅·彼得罗尤斯蒂(Lucia Pietroiusti),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思想家、设计师和建筑师合作展开艺术项目“回到地球”(Back to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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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形美术馆艺术总监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图片来源:伦敦蛇形美术馆

正如蛇形美术馆艺术总监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近期发表在《艺术新闻》上的的阐明蛇形美术馆未来走向的文章中所说,“提高某个个体的行为对整个集体缓解气候危机确实有所助益,但只有通过系统性的组织变革才能够在可持续的实践上取得足够大的进展。”这位活跃在全球艺术界的策展人和评论人检讨自己过往对环境的消耗,他也将减少自己的国际飞行。

在新的生态危机引发的一系列人道危机、经济危机与政治冲突面前,每个人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论是参与到瘟疫和灾难的记录与创造性解析,展开艺术与科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合作,还是减少消耗的行业和个人自律,每个人在此时的回应与行动,也影响着身处的社群的未来。


正在转向的艺术生态

过去十年中,由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支持的超级链接、大型国际展览(我们在讨论威尼斯双年展时,很少关注这座海上城市超载的游客量和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和跨国运营的艺博会,不断推动着上一个十年全球艺术界的融合,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这样的策展人也是带动这种国际运转的重要践行者,从艺术机构、画廊到媒体,都参与到了超级链接的艺术机器的塑造,这样的运转让人兴奋,也让人疲倦。而对身处中国的我们来说,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