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中国发展的“空窗期”，而艺术则为填补这块空白提供了绝佳的笔触和色彩。在这片土地上衍生出的“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以及“艳俗艺术”成为九十年代当代艺术的代名词，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徐一晖等一批当代“盲流”艺术家，和他们所在的“圆明园画家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了大众视野，挑动受众的神经。然而，规模扩大、名声大噪的画家村面临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喧嚣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波西米亚”的草根式生活也不断引起官方的注意。在知识分子的聚集、思想的碰撞似乎带有某种“危险”属性的认知下，官方开始对村民展开一番“收容遣送”，人人自危的境地之下画家村也逐步解体，直至解散。
▲ 圆明园画家村 摄影︱徐志伟1993
“圆明园画家村”不复存在后，方力钧、栗宪庭等人则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远在北京郊区的宋庄，原始的村落远离城市的喧嚣，自由、空旷而散漫的氛围为被驱散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下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创作空间，三千到五千块不等的院落也成为艺术家们的安身创作之所。至此，当代艺术逐渐渗透进宋庄的每一寸土地。
▲ 宋庄艺术工厂路，工厂路属于宋庄镇宋庄村管辖。两边还都是庄稼地，远处的民房就是宋庄镇宋庄村。摄影︱陈博 2006
时任宋庄镇党委书记的胡介报和小堡村（宋庄镇核心村落）书记崔大柏经过实地调研,了解到当时的小堡村已有164位艺术家，加上周边任庄村、喇嘛村以及宋庄村，共有316位艺术家，但是“珍贵的艺术家资源”在当时却是政法委和公安清理的对象——“不许集聚，不许留北京”。面对地区经济发展和艺术家遭受清理的双重压力，胡介报萌生出“打造中国版苏荷区”的念头。本着为艺术家搭建平台、盘活闲置资产的目的，《2004——2020年文化造镇与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纲要》应运而生。“要利用艺术家资源，使宋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示范区，‘以人为本’是关键。”胡介报说，“对艺术家要做到‘开放、包容、理解、呵护’，‘开放’是指将人才引入，而‘包容’即能够容纳不同的声音，‘理解与呵护’便是要体现对艺术家的尊重和保护。艺术家由于充满童心以及创造力十足而时常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这些，又何言艺术？
▲ 艺术家成力组织的活动“第二届裸体日”在潮白河边举办，图为艺术家索探在河中表演静止浮水。摄影︱陈博 2006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市场化经济的浪潮也开始逐渐进入艺术领域。“90年代的艺术品销售都是个人行为，一个藏家或企业家带着一箱钱，看中就买，买完便走。而798艺术街区的出现成为艺术市场化的契机。”从1999年起便居住在宋庄的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张海涛介绍道。
2000年起，798艺术区开始陆续有艺术家居住，伴随着画廊、美术馆、设计公司以及杂志社的相继入驻，798的艺术品买卖逐渐形成生态。2004年，798艺术节的举办大大加速了艺术市场化进程，宋庄作为艺术家的创作聚集地自然而然地享受到市场化生态的红利。随后，在时任文化部部长和文联书记的周巍峙及其妻子王昆的支持下，首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于2005年进入大众视野，宋庄艺术家及其作品初次公开亮相。这一举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64家国际国内知名媒体（如BBC、朝日新闻等）均予以报道。艺术节举办期间，与之相关的国际信息更是多达13000余条。中国宋庄顿时名声大噪，当地艺术市场的发展随即进入高潮。
当地原住民也因此对艺术家们有了新的认识，之后，由原住民出资修建的“宋庄美术馆”以及画廊相继建成。同年，宋庄艺术促进会成立，为政府和艺术家、艺术企业之间搭建起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宋庄对艺术家的保护凭借“口耳相传”逐渐吸引了大批艺术家至此汇集。2004至2005年间，官方的介入与管理改变了宋庄之前自由、草根的状态，当代艺术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合法化，并在逐步兴起的艺术市场热潮中争得一席之地。
然而，伴随着当地的艺术市场蓬勃发展，市场泡沫也在悄无声息之中形成。“2007年左右，大多数艺术家都能卖作品，所有的画家、画廊都想通过卖画来赚上一笔，炒作一把。”张海涛介绍道。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经济疲软，宋庄当代艺术作品的销售陷入停滞之中，“当代艺术的消费市场主要在国外，经济危机之后，国外很多画廊订的画就不要了，提前预付的定金也说不要就不要了。”胡介报回忆道。宋庄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迅速的膨胀与幻灭。“不过这也不算一件坏事”，张海涛认为，“当代艺术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这个价值判断理应由批评家和策展人来做，而在市场泡沫的情形之下，这一话语权逐渐向画廊、经纪人、拍卖行、藏家们转移，艺术家的命脉开始由他们支配。”在大众消费时代，“什么好卖就卖什么”的价值判断使得伪当代艺术大批涌现，艺术作品的学术性出现偏差，“过度炒作之下，诸多‘大牌’艺术家横空出世，但其作品的艺术性实为一般。”
“但艺术经济、市场和艺术创作本是不相违背的，只是艺术家创作的独立性不应当受到市场的影响。”张海涛说，“创作的时候是有独立性的，创作之后就交给市场或者艺术传播等公共平台。”艺术家和市场的良性结合不仅为艺术家个人的发展提供平台，更为大众的日常审美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从1999年起便居住在宋庄的张海涛见证了宋庄近20年的变迁。“我们刚来的时候宋庄没有路灯，没有公交车，没有门牌号，没有水泥路。那时候很穷，100块钱能过一个月。唯一支撑我们的是理想。”对于艺术理想的一腔热血同现实的清贫产生了某种似有似无的共鸣，平淡如水的日子里亦能见证艺术火花的迸发。
而如今，城市化进程的浪潮在不断地拍打着原先沉睡的自然村落，房租上涨便是最初的预警。“从早期1000块钱一年的租金变成现在的3万、5万块钱，我担心未来艺术家可能会越来越住不起房子，房地产的介入以及炒房的行为会慢慢吞噬掉这个艺术区。”张海涛的担忧不无道理，伴随着城市化的侵袭，美国的艺术街区东村、格林威治村等地的波西米亚式的反叛精神早已消逝得没有影踪，国内的798街区也在印证着这一改变——原先居住在798地区的艺术家因为高涨的房租而不得不搬离，画廊的学术性消退，商业化程度也随之提升，旅游、时尚街区、咖啡馆等周边产品似乎在消解原始的艺术属性。在未来的规划里，宋庄将会成为“文化硅谷”一般的存在，20个村落的艺术家将会集中到小堡村的高楼大厦里，进而形成“小而精”的艺术小镇，而周边其余的村落则会被拆除。对于张海涛等艺术家来说，这将是对维持20年之久的艺术创作空间的颠覆。
“每位艺术家的工作室都建得很有艺术特色，建筑本身也有其历史价值，而且其他村落的艺术区作为小堡艺术小镇辐射的文化项目能够承担起呼应和互补的功能，一旦拆除并建成高楼大厦，届时‘千城一面’的宋庄也将随即丧失自身艺术规划的优势。”张海涛说，“小堡村的宋庄艺术小镇可以像798一样吸引全国更多好的艺术家、好的机构，做好专业的服务平台，但周边的其他艺术村落和艺术区则要在保留的基础上做环境改造。”
2015年，通州区被列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之中，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阵痛也不单单以房租上涨的方式呈现，利益纠纷同样来势汹汹。宋庄的土地上不只有不断迁入的艺术家群体，原住民们更是拥有宋庄的天然所属权。从一开始对艺术家的敌对情绪到后来艺术市场开发后双方利益的缠联，原住民们也通过开餐厅、办画廊以及出租房屋等途径分得艺术经济的一杯羹，而城市化进程中地价暴涨带来的利润更显得诱人十足。先前几千块钱卖出的院落如今每年可收取上万元的房租，“收回来再出租”成为不少原住民的选择。
2007年发生的“房讼”风波发出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由于双方先前私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在司法上虽然属于无效文件，但是法院判定原住民也要赔偿艺术家一定的信贷利益损失，赔偿金额是现有土地估值的百分之七十，农民则保留百分之三十的收益，三七分的模式一时之间成为房讼案的样板；而十年之后的第二轮房讼案则更为复杂，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规划意味着村落中大批房屋可能会拆迁，而拆迁赔偿的巨款则引发了新一轮“房产战争”。张海涛所在的院落在2017年遭到最初买卖房屋的原住民的非法入侵骚扰，经法院判决，张海涛依旧享有房屋的占有和使用权，同时在没有新的拆迁评估标准下，法院不支持对艺术家群体的房产评估、腾退。一时之间，房屋争夺战背后，关于艺术家是否应该离开宋庄的争论不断。
▲ 张海涛家“4·28”房讼现场。来源︱艺术档案网
同时，艺术收藏家肩负着为大众选取最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的责任，而如今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刷之下，艺术品的选取不再以自身暗含的学术性以及艺术价值为唯一标准，市场化导向的售卖浪潮将艺术作品看作收藏增值的物质符号，原有的艺术含义则在几经倒手之中流失。“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宋庄的生态，更是全国艺术市场的弊病。”
除去利益纠纷的烦扰和商业化进程加速之外，宋庄遭遇的生态危机还表现在“当代原创艺术特征”的逐渐消逝。宋庄以当代艺术起源，而如今宋庄的艺术生态却更为庞杂。2008年金融危机后，当代艺术的发展迎来了寒冬，“当代艺术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国外，国内尚未形成当代艺术的消费群体。”胡介报介绍道，“2008年之前，宋庄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外国的背包客，他们拿着一箱子的钞票换走一张画，而金融危机之后，大批当代艺术品滞销，慢慢地，先锋的当代艺术出现停滞甚至逐步消失。”因为当代艺术而名声鹊起的宋庄同样吸引了各种艺术领域的创作者前来，并逐渐形成新一轮思潮的聚集区。从艺术类型竞相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为艺术市场的多样和繁荣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对于市场本就较窄的当代艺术来说，传统艺术的入驻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有的当代性和先锋性。“现在的宋庄更像是一个杂货铺。”一位在宋庄居住了近6年的行为艺术家感慨。
本篇文章为百墨第23期期刊中的一篇。正如文中所说，北京宋庄正在被城市化的进程吞没，正在被商业化的进程侵袭，作者借此为宋庄发声，呼吁大家共同维护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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