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笃
今年是5年一度的德国卡塞尔盛会,恰好与黄笃同时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黄笃作为国内知名策展人,其学术见解及策展水准一直都为圈内所赞赏。他作为中国的一线策展人,他眼里的卡塞尔文献展是怎样的?他眼里的精彩作品又应具备哪些特质?
苏晏VS黄笃
苏:这次卡塞尔文献展,你的整体感受如何?
黄:据德国人讲,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 Bakargiev)所策划的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比上两届要好。尽管整个展览我没有看完,但我觉得从艺术家的选择来说水准还是很高的。只是在展览布置上有些缺憾。比如主会场弗雷德里西博物馆(Fridericianum)内的作品就显得有点儿枯燥。整个展厅只呈现了一件叫做《风》的作品,剩下的就是空空如也,这样的布展方式反而僵化了作品。总的来说整体展览只有五六件作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象特别深的不在主会场,反而是老火车站里的几件作品。另外,卡塞尔文献展的高度学术性和对问题的敏锐洞察以及分析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卡塞尔文献展依然选择将欧美艺术作为价值核心,非欧美艺术显得比较边缘化,这可能也跟艺术总监卡洛琳本身的从业经历有关系。她之前一直以贫穷艺术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尽管她试图用全球的眼光审视世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贫穷艺术的审美轨迹。
苏:国内有两位艺术家参加了这次卡塞尔文献展,他们的作品相较于西方艺术家的有什么特别吗?
黄:我觉得中国艺术家这次的作品与欧美艺术家的比较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可能还是观念上的差距。卡塞尔文献代表了当今艺术界最前卫的思想与最具有实验性的艺术,所以我们去看艺术品的时候不仅仅是关注美丑与否的问题,而是要从这些作品中得到一些观念上的启发。中国参展的艺术家,比如说颜磊的作品,从形式感上很有意思,365张画,每一天涂掉几张,但是从观念上来说,还是有一定局限性,显得比较呆板、直白、不够抽象性。其实艺术是应该具备启发性的,如果都在我们的经验、逻辑判断之内,就没有什么意思,也不会动人。
苏:目前中国有这种在观念上能吸引你的艺术家吗?
黄:当然有了。新技术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程然、叶灵汉等这些特别年轻的艺术家的录像作品不比西方流行的录像艺术家的差。他们的语言、形式感、观念的表述都是与全球同步的,而且还带有个性化的语言。
苏: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强大起来,你觉得我们有能力去举办一个像卡塞尔文献展这样的大型国际性展览吗?
黄:目前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实际上“9·11事件”之后,世界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力量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包括文化格局,其中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另外,我们自己的文化格局也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比如说双年展、三年展的确立;艺术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博览会、画廊、拍卖行的崛起等;第三是中国艺术教育的变化,过去是精英式的教育,现在已经普及化;当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中国艺术投资和艺术收藏的崛起。总之,这些现象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我们在艺术制度方面的问题,比如艺术税过高、官僚系统的存在等等。机遇与困难是共存的,所以,中国要办三年展或者是文献展并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要做好准备,这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苏:在这种艺术体制有缺憾的情况下,作为策展人,你会给藏家们怎样的收藏建议?
黄:在我看来有几件事情可以做:一个方面是读一些艺术史类的书,听听相关的课。艺术史方面的书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参照,通过阅读艺术史你会发现艺术的价值是什么;第二个方面是要多看,看看博览会、美术馆、文献展、拍卖、画廊,这几个领域代表了不同的艺术类型,不同的渠道会拓宽你对艺术的理解,当然,选择艺术品要看自己的感觉,但是理性的分析更加重要;还有一个方面,要多跟人讨论,跟评论家、策展人,甚至画廊的人等进行交流,讨论可以使价值观发生碰撞,能够让你发现自己判断中失误的地方。总的来说,要学会理性地分析。
苏:策展的时候,你对选择艺术家有怎样的要求?
黄: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的限制,我感兴趣是艺术家的作品能否带给我有趣的体验,我喜欢超乎我想象的作品。
苏:目前的艺术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你会给藏家怎样的建议来降低投资风险?收藏知名作品还是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黄: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收藏家本身的实力,如果实力非常强大,就无所谓购买哪一种。但从风险上来讲,就要考虑艺术家本身的情况。要全面考察这个艺术家作品的量、流通的层面等等,当然还是要看作品本身,要综合多方面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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