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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善錞(Yan Shanchun)

2020-09-01 16:06:44.014 来源: 本站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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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善錞(Yan Shanchun)

简历

严善錞,1957年生于杭州,艺术家、策展人、深圳画院副院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并成为七十年代末学院开放以后第一批毕业的艺术家。

1993年起在深圳画院任职,专注于学术研究,精通欧美现代主义符号体系和阐释方式,著有《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与黄专合著)、《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潘天寿》(与黄专合著)、《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与王明贤合著)等。



严善錞︱对黄永砅“艺术”的解读

六年前,巽汇总策划寒碧在主编《诗书画》杂志时,曾筹划系统地介绍黄永砅的艺术,因种种缘故,未能成其事。去年十月,黄永砅在巴黎溘然离世。为缅怀黄永砅,特选《美术思潮》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发表的黄永砅《非表达的绘画》及相关评论——墨哲兰(即张志扬)的《X评Y》、陈家琪的《他在与自己作战》和严善錞的《对黄永砅“艺术”的解读》四篇文章,以重温其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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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砅在厦门工作室


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

回也见新,交臂非故。

——僧肇《物不迁论》

让我们每个人都仔细地来回想一下,当我们在街上行走时,自己的眼睛看得最多的是些什么?不就是那些不相识的人从一个位置走到另一个位置,一些车辆从街的这一头由小而大地驶向我们,然后又由大而小地离开我们并消失在街的另一头吗?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件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智”,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按照习惯进行下去。这样的一种“看”的知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视而不见”。那些为我们所看到的“事件”,也就是一幅幅最基本、最实在的生活图象。这种“图象”,没有任何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抽象的逻辑和数学关系,它只是一种纯粹的、中性的物理事件。其实,这样的一些物理事件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连艺术创作也是一样。当然,这种观点对于那些过分自信的画家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能够对那些平凡的事件注入特殊的情感和意义,尤其是对自己的艺术创造更加自信。他们完成一幅画后,或者希望每一个观众都能象佛洛伊德和贡布里希那样,细心地捉摸那些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个人和社会的“历史之谜”;或者希望每一个观众都能象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那样,面对各种形式和色彩的配置关系,进入到那种形而上的冥想和神智学的幻觉之中。这种“希望”——奢望,多半是由于他没有意识到,在整个艺术过程中,自己对画画所注入的意义,比自己所经历的实际事件——用蘸着颜料的笔在画布上涂抹,要虚幻得多。那种“表达”自我和自我“表达”的强烈意识,多半则是建立在对自己能“自由地主宰画面”的极度信任基础上。

对那些训练有素的画家来说,要真正从内心产生一种对自己主宰画面能力的不信任,并且将这种不信任转变为具体事件,是需要勇气的。这要比那些过于自信的画家更深沉些。这种对于自我的不信任,可以说是来自对“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的诘难。(注:“认识你自己”,原是苏格拉底的一句格言,在这里是指对当下的“你自己”的认识。)

确实,在很大的一部分情况下,“认识你自己”是一个圈套。一、所谓认识,就必定要有一个可信赖的主体,要认识自己,或者说认识我,我就应当从我自己中走出来作为主体来反观我。但事实上,当我在提出要“认识自己”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对自己的不认识和不信任,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要对那个从不信任的我中走出来的我表示信任呢?二、所谓认识,就必须要有一个认识的主体和一个认识的客体。但是,当“主体”与“客体”从“我”中分裂出来以后,“我”作为一个不是由形而上学所设定的实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认识关系一旦开始,“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就已经不是在每一个单位时间里存在的那个“我”―— 实在,以后,剩下的只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和关系。那么,我们从这种虚幻的关系中能得到多少有关实在的“我”的了解呢?如果纯粹的自我反思不足以认识自我的话,那么,借用一种外在的媒介将我们对象化出去以后,我们就能认识和信任自己吗?就绘画而言,我们在自己所完成的画面上所发现的意义,是否就是我们在作画前就想赋予它的那种意义?更具体地说,我们对自己手握着的那支笔上的颜料即将在画面上所发生的效果是那么有把握吗?我们不是经常涂涂改改吗?问题的结症正在这里,当我们一旦将这种对自我的确认引入到时间中,就会完全丧失自信。而绘画,就象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绘画,不正是在伴随着不断地自我分化(对象化)的时间中进行和完成的吗?

人类是宇宙中第一个能预知到自己将在时间中走向末日的生物。时间不断地把我们划分成无限的片断,并使各个片断彼此独立。在每一个后来的片断里,我们对前些片断中的“我”,都只有一种模糊记忆,所谓的自我“表达”和自我“确认”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就在“表达”和“确认”的那一瞬间,作为被“表达”和被“确认”的“我”已经凝固在消失的时间中。中国古代的哲人常说:“今日之我已非故吾,方见为新,交臂已故。”正如他们对佛教真谛的的解释那样:“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沉思谛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

对自我的不认识和不信任,使我们对自己的艺术活动的结果毫无把握。可以说,我们的艺术只是一种试验,而这种试验的结果——那个不再被画家直接破坏的画面,也仅仅只是在告诉我们,它是由什么导致的,这里没有成与败,美与丑的区别。对于那个现在不再与它发生触觉联系的画家来说,它处于绝对的中性。

只有把“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彻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才不会象苏格拉底那样,用这句话来诘难别人进而显示自已的智慧,也才使我有信心回过头来解释黄永砅的绘画。我想,黄永砅在“精心地选择某种媒介”的时候,他无疑是希望通过这种媒介来确证自己“选择”的“精心”,这是他按照一般人的常规心理而行事的。这种常规心理就是:固定在这种媒介上的“精心”意义,都将是对他所将要采取的行为的一种“精心”规定。这样,他就有可能使自己窒息在那一个“精心地选择”的“片断”之中,换句话说,他就会进入一种“自我确认”的幻觉状态。但是,他的选择毕竟是“精心”的,因为“精心”固定在那个“转盘”和“骰子”上的意义,都将被它们自身的“随机性”而否定。(只要黄永砅再与它们发生联系即转动或抓掷。)休谟在谈到“可然性”时曾经说:“人心在预测掷骰的结果时,它似乎以为各面的翻起都是一样可然的。机会的本性也正在于使其中所含的每一个特殊事件都成为完全相等。”只要我们承认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心理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黄永砅对于在自己所选择的媒介中的意义(即“精心”)的注入与销毁,是完全抱着一种中性的态度。这样,他也就使自己完全过渡到了一种现实。

非常不幸的是:不少现代美学家和艺术家将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划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即:一面是精神的、理想的、创造性的,一面是物质的、实际的、重复的。这种观点严重地滋长了艺术家的那种“英雄时代”的孤傲感,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艺术,甚至对自己的生活也抱着一种形而上的态度。它使得艺术日趋封闭、日趋教条,使得艺术成了一种远离现实的无本之木;它导致了那些矫柔做作、虚张声势的艺术到处泛滥:它并没能使艺术得以健康地发展下去,反而使艺术在消费社会的伴随下走向自己的反面,即反艺术的出现。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艺术终结了”,它证实了当年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的预言。当然,从黑格尔的那种神学乐观主义的观点来看,艺术的这种悲剧正是宗教和哲学的喜剧。但是,对于一个真正参与并体验着现代生活的人来说,艺术的这种终结并不是由那种“哥特式的梦幻”导致的(即正、反、合的三段式),它来自当下的现实对人们的“棒喝”及人们对它的大彻大悟。

黄永砅对绘画中的各种式样的“布局”、各种性能和色相的颜料所抱的那种态度,也许正是来自对僧肇的“物不迁”、“各性住于一世”和对“现实”的领悟。我想,作为一个画家,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有关“艺术”的活动只作一种“事件”的显示,将有关“艺术”的各种观念、语汇及其艺术活动还原成一种实在的生活图象,对于那些现代艺术来说,也许可以起到一种精神治疗的作用。

在武汉的归元禅寺里有这样一幅对联,兹录于此,送给我的朋友黄永砅: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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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善錞︱给至友黄专的信

黄专

如面、如握。

我们交往三十多年,有事的话,不是当面叙谈,就是电话通问,很少书信往来。不过,我们的相识倒是始于书信。一九八二年底,你从郧阳给在武汉的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到你的毕业论文是文同研究,还谈到了你对美术史的一些看法。我回信说很想拜读,期待面叙。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见面后也就没有书信了。所以说,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二封信,也是最后的一封信。信中的记忆未必准确,议论也未必恰当。我姑为你言之,你亦姑听之。

十三号晚上十一点多,我从香港的沙田车站赶到广州的祈福医院见你的时候,你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我知道,你不希望我看到你近来被病魔折腾的样子,但我想还是得见你一面,向你鞠躬告别。

回到宾馆后,已经是十四号的凌晨,朋友圈里正在争相转发你的《诀别的话》,我随即在下面加了“至友黄专于昨天下午八时二十九分在广州祈福医院去世”,并转发了出去。没几分钟,一些媒体就约我写些悼念和评价的文字。我当时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影象,思虑散乱,不能文章,只是写了一句:“他是一位在当代与传统之间执着而又自由行走的人。”实在抱歉,这句话没有写好,文字和内容都不理想,不知道这句话后来有没有发在网上。

其实,当时我很想就“知友”两个字来写点东西,但那得平静下来花些时间才行。虽然你我平时随便称谓、甚至以绰号相呼,不过在场面上,我们都还是有讲究的。你当然知道“知友”的来头和分量:“合志如同方,共其忧而任其难,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隐远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大戴礼记》)我细想一下,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未必十足做到,但我们一定可以说,我们是按这个标准来相处的。

我在稍后的微信中,看到了梁铨老师在你的《诀别的话》下有这样的一段话:“他的文章很空灵,其他人用一百个形容词也达不到那种效果,这就是‘格’吧!纪念黄专。”他说得到位。我想,所谓用一百个形容词的,就是写文章的土豪,而你的这种空灵,就是文章上的贵族派头了。贵族的尊严和派头何来?我想是来自于“得体”和“馀味”。冯纪忠先生和他的何陋轩就是一个典范。

去年年底,范景中老师在北大的“冯纪忠学术讲座”上,做了题为《韵:宋代的一个艺术概念》的发言。梁老师说的“空灵”,也就是范老师说的“韵”,也就是有馀味,耐看。韵是中国艺术的标准,是中国艺术的格。

回想我们这些年来,除了学问外,文章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记得那时你家和我住的昙花林的美术院宿舍很近,我们经常聚谈。我说你在文字上很讲究,你说那可能是得益于母亲的教育。你说你的母亲是石声淮的学生,石声淮是钱基博的女婿、钱锺书的妹夫。昙花林有很多小洋楼,钱基博、石声淮等华师的大教授们都在那里住过。所以,我们不论是谈学问还是谈文章,都会想到这些前辈,都会给自己设一个标准。

我们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这代人,可以说是基本上不懂文章的。在我们所受的学校教育中,没有这一课。记得我父亲在我从杭州分配去武汉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你虽然是大学毕业了,可能连封信都不会写。”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只是到了武汉提笔写道“爸爸、妈妈,您们好!”才发觉自己和小学生一样。就我有限的知识知道,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给长辈写信都是要用文言的,以示敬重。我把这故事说给你听,你会心大笑。当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现在应该用骈体给你写上一篇诔文,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我实在没有这个笔力,你是会谅解的。

几年前,我们在讨论王广义艺术的写作时,你建议我参照《庄子》的文风和体例。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用“寓言、重言、卮言”,写了三万来字的《王广义》,作为《创造与冥想》的“内篇”。文章写完后,我自己觉得还满意,你给我打了优秀,我像小学生一样的高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当面称赞过对方的文章,一般都是说写得还可以,顺便提些意见。不过,你对我似乎更挑剔些。我和邵宏努力合写的《张晓刚视知觉呈像的形式来源》,你只给了个“达标”,意思是在及格和良好之间。你是有资格这样要求我的。寒碧对文章的苛刻在圈内是出了名的,但他对你的文章总是称扬不已,常常要我约你为《诗书画》杂志写点东西。我知道,对你我来说,写文章都是件苦事。记得一年前,你还用微信转来范老师的一句话:“读书在天堂,写书在地狱。”

你对做文章的要求高,对做人也一样。你对自己要求高,对朋友亦然。我想,你在《诀别的话》里所说的对人“有意或无意”的伤害,就是因为你这过高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和你一样。古人讲究“恕道”,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们都惭愧了。

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这些年来,我们的慕古之心与日俱增。其实我们心里也都明白,古人智慧和格调并非高不可及,学问也并非深不可究。但我们总能从高深的方向去标举和位置他们,这样,就可以来警策自己,不至于自己变得乏味,不至于沉沦而遭人唾弃。所谓人必自辱而人辱之。

前些天,王霖给我发来了电子版的钱基博的《庄子天下篇疏记》。王霖在诸子方面用功最勤,见地也高。但凡他推荐的文章,我都会认真去读。本想转给你,听听你的感想,但一想你在化疗中,也就作罢。记得你在读研究生时,《十三经注疏》、《二十五史》和《二十二子》正好重新出版,阮璞先生说这是他们那代人做学问的必读之书,我听了真是着急发汗。也许,在他们那个年代,钱基博可能不算一流学者,但我读了他的《庄子天下篇疏记》,真是为今人感到悲哀。我们错把鸩酒当鸡汤,错把朱玉当瓦砾。

说到书信与文章的关系,我又想到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这封信没有收到《古文观止》中,也许在编者看来,作为科举的范文,它在结构上显得有点松散,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有念则书,言无诠次”。但是,信中所要表述的内容——对诗文的见解、朋友的思念、世道的关切,好像也找不到其它合适的文体。信中最让我感叹的是他与元稹用“诗”——一种如此简单的工具塑造起来的生活格调:“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相形之下,我们又惭愧了。

说实话,我们这些年来的相处,并不随意。虽说君子有通财之谊,但在人情方面,你总是薄来厚往,多予少取,给我以压力。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开始有些稿费的收入,多半用来买书。记不得是你先还是我先,反正,送书还礼,成了我们的习惯。后来我们两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内人们就识破了其中的玄机,说是我们借故还礼来买书,我们认了。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你送我的书要多些,你实在讲客气。

除了朋友的事,你很少来找我帮忙。一个多月前,你说有人情要还,问我手头是否有王冬龄老师的书法。我一想,真还没有合适的。我知道,你一定是遇到了难题。我当即求告王老师,他慨然应允,两天后就写了一张四尺对开的“上善若水”给我。我拍了照片发你,你非常喜欢,说字好,内容也好。我托人装裱后,打算马上给你送去,你说不急,待病情稳定些再说。不料,当我托人给你带来的时候,你却走了。我和白榆说,我会请王老师再写一张字,现在的这张就留给她,算是我最后送你的礼物。

前两天,你的表妹马宏和我聊起了你的一些往事。她说你我这对老友,性格不同,说你过于刚毅些。她是从医的,我同意她的看法。她说你的性格中要有点柔弱成分的话,也许对你的身体有些好处。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也在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过去谈到《老子》,你都是把它当作政治上的“玄学”一笑了之。现在,你也会把它当种作一种处世的智慧,谈谈我们的生活。“反者道之动”,话又回过头来说,如果没有这种刚毅的性格,你可能也坚持不到今天的。还记得四年前你到杭州参加贡布里希纪念讲座,我和王霖陪你小坐湖滨,你说浙江灵山秀水,却反而钟毓了许多奇节刚烈之士,当时你谈到了朱舜水和刘宗周,还想乘兴去拜谒章太炎、张苍水墓。其实这些都印证了你对刚毅奇节的追慕。

自你得了白血病的十多年来,你一直用自己坚强的意志配合医生的治疗,其中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可想而知。你用自己的意志,为当代艺术、也为朋友,做了许多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几年前,你和白榆请我和范老师、邵宏三家人在祈福吃饭,因为没有唾液,你就借着白水,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吞咽下去,这个印象现在又浮在我的眼前。今年春节前,吕澎在我们的“OXOK”群里,给你、我和邵宏留了个言:“要过年关了”。你略带调侃地复到:“吕总,你是在过年,我是在过关。”我看了后有种不祥的感觉。“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我本想用《庄子》中柳下跖的这句话鼓励你,你再过两年也就六十了,一定可以闯关而得寿。但又觉不对劲,就把它发到了吕澎个人的微言里。真没想到你走得那么快。

十五号下午,张培力在湖北美术馆做了一个题为《聊聊自己》的讲座,他一开始就向大家介绍了这两天圈子里发生的事,也说我们曾经商量取消这次活动。你向来不希望因为自己而耽误别人的事,就像你在《诀别的话》里说的那样。考虑到美术馆已经向大家发出了通知,听众也特意安排了时间。所以,我们决定讲座还是如期举行。作为对话嘉宾,我在发言中表示,你是最合适担任我的这个角色的,无论是对当代艺术还是张培力本人,你是最熟悉的。听众对讲座的反应还不错,虽然我们两人有点不在状态,但毕竟事先做了功课。

讲座结束后,张培力愤怒地告诉我,这两天在网上有些非议你的文章。我说,不必争,不值争。前者是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居錞处后,为而不争——这是我的“名”中注定的;后者是就我们两个人的态度而言,我们一直没有好好地学佛,没有修过平等智,慢心未除——这是我们最惭愧的事了。不过,即便是从儒家的立场来看,也得讲究个“诚”字,庄子也讲过“敬诚以达彼”。起心动念出了问题,必定毫厘千里。夫复何言。你以为然否?

在此,也向你交待一下我们最近谈及的几件事:

一、王霖前些天电话我,阮旭东与他一直有联系,阮先生的遗稿,他一定会协助校点整理。有王霖的这句话,你尽可放心。

二、你的《记忆的迷宫》、我和邵宏的《张晓刚视知觉呈像的形式来源》,将在《诗书画》今年第二期刊出,近日已排版。

三、我们合著的《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潘天寿》的修订本可在年底出版。

最后我想说的是,你的离去,范老师非常悲痛。但是,他尊重了你的意见,没来送别。他向白榆发去了慰问,也要我们好好地整理一下你的遗稿,认真地写点美术史的论文,一年后出个纪念文集。刚才,他得知我在写这信时,又信息给我,我恭录如下:

善錞老友,黄专走了,事先虽有心里准备,但得知西去的消息后,还是突感茫然,眼前空荡荡的,语无伦次地给白榆写了封短信,不知该如何让她面对亲人永别的巨哀。我心里空落落地连评价他的话也没有,只是觉得他生活得太艰难了,可这种艰难却尊严、高贵,让人觉得他了不起,让人觉得他是个奇迹。超越了道德,超越了学术,那是人的奇迹,是生命的奇迹。

十四年前,我和王明贤陪他登北京西山,和王广义陪他住院前夜跟医生商谈,直到半年前他在北京到医院看我,一连串往事,重重叠叠,时隐时现,这些不会令人开心的事挥之不去。为什么总是这些病中的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也许我们俩最心心相印,我好像切身感受到了他在骨髓移植期间的艰难时日,在炼狱般的煎熬中他如何成为英雄,在生死相逼的悬线之际他如何体现了生命的奇迹。

在一个追星的时代,在一个学术凋零的时代,在一个知识气氛悲抑的时代,黄专的奇迹不仅体现在个体之人的生命上,也体现在他把“做一个乐观主义者是我们的责任”的社会之人的抱负上。

他是好教师,是好学者,培养出过优秀的学生,策划过了不起的画展,他既古典又现代,既过沉思生活,又不排斥行动生活,他从不会被狭隘的专业所缚,所作所为总是智慧的冒险,总是带有哲思。这是他的风格,是被死神逼迫出来的风格。他深知死神的阴影不但一天都未离开而且日日逼近,但他从不后退,从不恐惧,即使肉身被死镰割断,精神也不会被打跨。

因此,他一定也常常向死神感恩,有一次我们谈起这个话题,相与会心颔首。的确,死神也让他领悟了幸福,这种幸福不与死神对谈是难以感受的,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照见五蕴皆空,什么是无有恐惧,无有颠倒梦想,一句话,什么是生命的奇迹,这是死神告诉我们的。有了死神用阴影日日威逼,再谈人生的抱负就不是一句空言大话了,艰难也好,炼狱也好,这些都实实在在,都是黄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实现抱负的一部分。这是黃专的奇迹。黄专走了,但奇迹仍在。写到这里,眼前的空茫之感渐渐有了光彩,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那时你善錞老兄,还有邵宏,杨小彦和我坐在一边,听黄专侃侃而谈,背景是西湖边的春水春草,在轻烟微霭中渺渺直接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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