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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原定于2020年8月至11月举行，但和今年其他所有活动一样受疫情影响被推迟，现计划于2021年5月22日至11月21日举行。本次双年展，策展人哈希姆·萨基斯提出议题，“我们将如何共同生活？”，他呼吁建筑师“想象一个共享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保持慷慨”。本次双年展的主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情况下，它着眼于那些全球范围内关注的焦点。
继一年多前在威尼斯与哈希姆·萨基斯讨论 “我们将如何共同生活？”之后，ArchDaily 有机会再次对话哈希姆·萨基斯，重新审视建筑双年展的议题。在采访中，我们探讨了双年展及其主题、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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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年展主题
ArchDaily （Christele Harrouk，以下简称AD）：
上一次接受您在接受ArchDaily采访时曾说，双年展的主题 “我们将如何共同生活”源于你对乐观主义的渴望。你认为在今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你的想法有什么变化吗？你想过为2021年的双年展选择其他主题吗？同时您提到“该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针对性”，你认为这个问题是已经长时间存在的吗？或者说是永恒的吗？
哈希姆·萨基斯（Hashim Sarkis，以下简称HS）：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确实已经有几千年了。巴比伦人在建造塔时就问过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写政治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 “城市”。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也问过这个问题。蒂米·托马斯在他的歌曲，《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生活》中以一种更热切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每一代人都觉得必须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与前几代受意识形态驱动的人不同，我们这一代人坚持认为，答案不可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定义。来源的多元性和答案的多样性只会让我们共享的世界更丰富充盈。
我们向建筑师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很显然我们对如今政治家们给出的答案不满意。我们问建筑师，是因为建筑师专注于塑造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也是因为建筑师是建造过程中召集和连接不同参与者的纽带，更是因为建筑师能够以不同于社会规范的方式想象和塑造这些空间。
▲© Giulio Squillacciotti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筑师设计的每一个空间都包含着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决定了空间并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我们渴望实现最好的社会契约，并提出我们认为改进后的替代方案。独栋住宅可能最终会复制二战后核心家庭模式的显性价值观和隐性压迫，但我们也看到了莉娜·博·巴迪（Lina Bo Bardi）和伊丽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等建筑师的有力实验，他们的实验性建筑对独立住宅的家庭等级和性别隔离提出了质疑。“重塑家庭”也将是本次双年展的五个尺度之一。希望由这个问题引发的思考能持续推动我们前进，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建筑和建筑师的乐观主义。我们这个行业的任务是为更好的生活设计更好的空间。
我们的挑战不是要不要乐观，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保持乐观主义。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如何将建筑产生的“图景”真正转变为居民更好的生活。
这场疫情无疑使本次双年展的标题“我们将如何共同生活？”，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具有某种讽刺意味。这个主题成形于疫情发生前几个月，这确实是一种巧合。然而，我相信这其中有更深层次的联系导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除去疫情，当今世界我们仍然面对着诸多挑战（气候危机、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政治两极分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种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这些挑战也迫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建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将是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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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AD：能说说现在您和您的团队正在为2021双年展做着什么准备吗？你们是否在重新确定主题的方向？
HS：推迟举办是双年展主席Roberto Cicutto和双年展领导层做出的一个艰难但明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我们广泛征集了参与者和各国策展人的意见后才做出的。我们统一认为确保每一位参与者的健康和安全比保证开幕日期更重要。之后我们的工作暂停了几个月。最近由于意大利疫情局势的改善，我们团队又重新振作起来，现在正计划于2021年5月22日开幕，我们希望届时疫情能够结束。一直以来，参与者和各国的策展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合作精神。我们之间的团结意识正在增强，同时通过定期会议，我们一直在沟通达成共同的追求。
我们没有更改主题。我们强调的是我们提出这个主题的诱因和此次疫情的诱因之间的关系。
往年，双年展的许多参与者都是在开幕日期前一秒才完成作品，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项目时，他们总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或完善。今年，不幸也意外地，我们有了更多时间筹备。在总体策展策略上，我们并没有重新定位主题。我们强调的是导致我们提出这个主题的根本原因和造成大流行病的原因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会让参观者自己去观察，去发掘两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一些参与者选择在他们项目里明确体现这两者的关系。
© Laurian Ghinitoiu
关于现在
AD：如今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在疫情下、革命中、危机里，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共处？
HS：没有什么机构比艺术家（和建筑师）更适合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正如诗人约翰·济慈提醒我们的那样，艺术家可能不具备全知的智慧，不能解释世界的一切，但是他们完全有能力构建整个世界。他们以艺术创作准确地反映或者回应当前的世界，他们的创作没有着重在研究问题的整体性，而是跳跃性地提出一个 “如果”。如果世界可以这样呢？例如，他们可以为经济拮据的年轻人设计一个新的公寓类型，内部有紧凑的工作室单元和公共厨房、用餐区和屋顶露台。
为世界创造一点不同，是理解世界的另一种方式。提出一个“如果”与提出“如何”和“为什么”一样，都是有效有价值的。空间契约可以激推进社会契约的形成。
提出这个“如果”的建筑师可能是意在解决年轻人的刚需，虽然建筑师无法解决一般的住房短缺问题，也无法解决年轻人买不起个人住房的问题，但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个足够可行、足够诱人、足够美好的新方案。他们的方案引导我们通过这种建筑形式去想象一种理想的生活，一种新的住房模式。我们现在的住宅模式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在过去也都曾是设想。比如现在的统一式居住区，以及纽约阳光花园。虽然这些项目非常成功，但都没有完全解决住房的问题。
社会要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学者们也需研究造成住房问题的多方面原因。但是我主要想探讨的是将建筑提出新设想的力量提升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式。为世界创造一点不同，是理解世界的另一种方式。提出一个“如果”与提出“如何”和“为什么”一样，都是有效有价值的。空间契约可以激推进社会契约的形成。
© Laurian Ghinitoiu
关于未来
AD：本次双年展其实是在抛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未来？”。随着生活、工作等等方式的转变，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似乎正在向我们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还能回到过去，那个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吗？
HS：我们预测的未来可能并不会来。诚然，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建设未来，那样的未来也有可能是很振奋人心的未来。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想象的未来可能会来，因为未来几代人的想象力会超过我们，如果我们设想的未来能包括未来几代人的想象，那会更好。从这个角度想，建筑的存在还有另一个效用。
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有想象、想法，以及场所和建筑的合理化。我们的想象、设计、场所和建筑都存在于当下，一旦它们被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它们就会使未来成为可能。最好的建筑在战略上总是不合时宜的。从充满想象的图纸到最终成为现实总是需要漫长的等待。但是，最好的之所以是最好的，就是因为能够突破当时时代的局限，不是那一代人认可的未来，而是适应了后几代人想象力的未来。
最好的建筑是领先于未来的。它们能够突破当时时代的局限，它们不是那一代人认可的未来，但却是适应了后几代人想象的未来。
我与先锋派的争执也在此，先锋派的学者对未来的预期或者说建议是相对单一的。在建筑史和设计课的教学中，我们倾向于过度强调先锋的，因为它能用清晰的图示语言表达建筑是多么渴望改变世界。但是这样我们会忽视那些看似中庸的改革派和修正主义对未来的重要性。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建筑之所以是丰富的是因为不同思想的共存。我宁愿在革命和改革之间摇摆，或者不再进步复制过去，就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也不想把预感和愿景混为一谈。
对不同的未来都给予探讨的空间，是指导2021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项目选择的一个准则。参观者会同时看到不同类型的项目，有非常具有大胆冒进的项目，也有为改善当地现有条件，周期长需要深耕的项目，也有已经成为该类型经典范例的项目，还有已经广泛推进并取得了卓越成果的项目。
© Joan Muñoz Arango
AD：你之前说过：“我们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我们疏远和异化的社会”，2年后的今天，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今天您对这句话有什么补充？
HS：我只是一个建筑师，习惯通过建筑来谈论异化的现象。在建筑上，异化常常表现为在地性的消失、同质化和超尺度的。我们需要接受这些现实，并在新的模式中对它们进行改进。而不是将这些异化的现象隐藏在超艺术化的表象下，或者错误地认为这些异化只是局部的。如果在地性的消失、同质化和超尺度是好的，那就如伊莎贝尔·斯坦格斯所言，从此以后政治观必须是唯一的且是全球性的。到那时这些特质当然可能不是负面的，而是需要被承认的，以体现一种全球性的认同。无地性是否能成为代表全球公民身份的一种特征？如果建筑能够着眼于释放出这些品质的潜力，而不是总是受困于突出在地性，“人体尺度”和具象事物所困，那么建筑就能有所作为。到那时也是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审视“人体尺度”，这一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的时候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说刚才你提到的那句话时，又讲到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人类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术和设备越来越多地产生威胁我们生存的风险（核、生态和生物破坏）。我们今天所处的紧张的政治局势也证明了贝克的论点。但是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是由解决问题的技术带来的。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及它们的解决方案，并不只是技术问题。围绕威尼斯水灾的争论和当前大流行病的政治化，都是明显的例子，这说明我们需要把问题带到民主进程中去，尽管这样做也会有风险！
© Francesco Galli
关于优先级
AD：2020年将是历史的一个里程碑。然而，现实世界和当今威胁性的挑战完全改变了人们生活中事务的优先级。在当前的形势下，您如何看待双年展和展览的未来？它们的相关性如何？
HS：我刚从威尼斯回来，双年展在那里举办了一个从19世纪以来双年展（艺术、建筑、电影、戏剧、音乐和舞蹈）历史的集体档案展。“不安的缪斯”由现任艺术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曼尼（Cecilia Alemani）精心策划，并由她和包括你们在内的其他领域的策展人共同策划。尽管威尼斯刚刚开放，但参加展览的人非常多。城市里的其他博物馆和画廊也是如此。
公众对艺术是渴求的。尽管艺术界正面临着挫折和挑战，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始终面临这些挑战。但我看到的是个好兆头。同时，“不安的缪斯”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从这个展览中，我看到了威尼斯双年展记录了具有重要转变的历史（法西斯主义、帝国的衰落、核裁军的集会、民权运动等）。
双年展在历史的动荡中茁壮成长，艺术家们利用自身媒介的敏感性作为创作力量的源泉。本次展览展示了双年展如何让自己融入城市的历史，并扩散到城市中的角落，以便更有效地参与这些历史。策展人和艺术家们在这些动荡的时期，代表那些受苦受难、不能说话的人大声疾呼，替他们质疑、挑战、对抗。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双年展变成公共活动，把艺术带出贾迪尼，带进城市，进而替苦难者发声。在当时，他们并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能影响几代人，他们只是关注当下的弱者。但事后看来，正是这些艺术家的初心让双年展历经数个动荡的时期，逐渐成长。这个展览也揭示了双年展和展览的联系，这是我们参加双年展时很少看到的。艺术之间的联系，一种艺术与另一种艺术的联系，会放大艺术在动荡时代的作用，即使是在混乱的时刻，或者说，尤其是在混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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