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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瀚如︱面对危机,更要坚信艺术启发思考的能力

2020-04-25 11:51:08.143 来源: 上启艺术 作者:侯瀚如

我们从没有比时下更感觉现代生活的脆弱,也没有比现在有更多时间去反思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疫情之下,持续一段时间里,艺术行业各种关于疫情的访谈正在印证着这一点。上启艺术也对曾经合作过的艺术家、建筑师、策展人及艺术机构负责人发起线上访谈,希望通过他们的视角,共同记录这一段不寻常时期里,身处不同地区或城市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及艺术机构所面临的困惑与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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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我们邀请到意大利国立二十一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MAXXI)艺术总监侯瀚如,围绕艺术机构在疫情下的应对、面对危机的思考、生存的问题及艺术机构工作者的个人工作状态,展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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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瀚如

策展人、批评家,意大利国立二十一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 (MAXXI) 艺术总监。


疫情下MAXXI的应对与行动

我们从三月初就开始闭馆,几天之后政府规定只能在家工作,我们就决定回家工作了,开始隔离,尽量地不出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家也都知道了。在我们最后决定回家工作之前,大家讨论过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和很多机构一样,第一就是要保持我们的生命力,要继续生存下去。

生存下去,第一是利用网络的可能性。很多机构都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也亦步亦趋地去发展,也用到大家常用的平台,比如Facebook和Instagram。我们在网上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讲座,对我们的整个工作做一些回顾性展示,比如在网上给公众介绍我们收藏的作品以及一些展览。由我们这些策展人和一些合作的专家,一起讨论问题,然后对作品做一些简短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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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国立二十一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外部


同时,我们也利用网络作为一个新的创作平台的可能性。其实这个平台本来就有,接下来要更加广泛地使用它来组织一些艺术文化的讨论,尤其是围绕下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来进行讨论。在这当中我们也请了一些艺术家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像林一林、Jimmie Durham、曹斐等等,还有几位意大利的艺术家(如:Maurizio Nannucci)给我们做了短片作品。

有的艺术家把他们过去的作品重新剪辑、调整,也有的艺术家做了一些新的作品。我们请艺术家给我们寄来一个个短片,比如说两分钟的短片,一分半钟的短片,让我们在网上播放,这个很有意思,等于是我们的美术馆继续在网络的平台上面进行制作和展示,来继续美术馆的功能。这个计划将会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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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林《2020.3.13》录像截图


今年正好是我们建馆的十周年,本来五月份要做一个很大型的庆祝活动,现在什么实体的活动都做不了了,所以我们就转到网上去,可能要在网上组织一个节日性的节目。可能是一个一天的线上马拉松,请艺术家、慈善人、各界的专家来一起讨论与美术馆未来相关的课题。

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次的疫情对于整个社会的震动是非常巨大的,应该说是一个从二战以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震动,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另外一方面就是,令我们要重新去考虑社会制度方面,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过度强权发展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公共空间,公共文化生活、公共的卫生、教育和文化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可能要讨论的。最后归结到美术馆或者艺术机构、文化机构的未来应该要怎么样去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危机,怎么去重新创造自己,重新发现自己,能够在未来获得新的合法性。


面对危机时的思考

原来我们定好的一些展览和各种项目都往后推迟了。乐观的话,可能六月份或者夏天之前我们能够重新开馆,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现在一个比较现实的预估,可能是九月份后才能重新开馆,那么很多项目都要往后推了。当然,现在谁也说不定这个时间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够看情况的发展来做好准备。同时因此也令我们会失去很多资源,比如说,因为博物馆关门的话,各种收入没有了,我们今年的预算资金就没有办法到位。所以很多事情就要往后推,可能某一些小的活动还要取消等等,这些都有可能。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要去想,我们过去做展览的一些做法,本来我们就不是一个特别有经济实力的机构,现在更加需要的不仅是节省开销,因为这种节省的空间也并不是很大,更重要的一点是去想以后这些展览本身的性质会是什么?可能更加倾向于发展一些研究性的或者教育性的工作,使得这个展览更加灵活。更重要是它要使得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不单是展示一些好看的、大型的、景观式的东西,昂贵的制作等等。这些本来就不是我们追求的,但是在现实条件下,我们要发明一种在文化上更加合适的方式出来,这都在探讨尝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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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艺术家 Maurizio Nannucci 为MAXXI做的网上作品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面临各种危机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退缩到自己的小天地里面,这种反应包括各种各样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极端民粹态度。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了,包括种族主义的反应等等。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坚持文化启蒙,坚定艺术能够启发我们思考能力的信念,在面对非常不利的社会环境的时候,更要强调艺术给我们带来的开放的可能性,对自由对开放的心态的支持,这个东西千万不能失去。现在很容易因为各种各种的困难出现,就把原因归结到别人身上,不是反省自己,而是让自己逃避现实。从艺术语言上来说,也更加需要这种开放心态和表达。所以说我觉得以后艺术机构关于公共性的讨论,会变得更加强烈、更加重要。

这不光是目前需要迫切去解决的问题,也是长远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长远性是因为在迫切的问题面前,很多人的反应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到长远的发展,所以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目前的环节里面都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掉到自我封闭的陷阱里面。包括现在对于全球化的讨论,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局面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当然全球化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全球化的想象和计划,具体是哪一种全球化,这个一直都有讨论。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很多人觉得这个危机来自于我们太全球化了,我觉得要非常小心地去探讨这个问题,不能够一下子定义这种开放性是好还是不好,任何一种东西它都有积极和消极同时存在的状况,所以说这是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在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这种开放的动力不能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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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斐为MAXXI新剪辑的作品截图

(截图原作来自: 曹斐《新星》, 2019, 单频高清影像, 16:9, 彩色, 5.1声音, 109分53秒, 鸣谢: 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 及 Sprüth Magers)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全球化不光只有贸易、资本主义的运作或者经济的运作。全球化首先是一种文化心态的问题,视乎每一个个人自己对世界的兴趣,他的好奇心有多大。全球化首先是个人的全球化,这个是很重要的。个人的自我开放,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就算你不去外国,不去其他什么地方,天天在家呆着,还是要关注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价值。


艺术机构的资金与生存问题

因为我们是国立美术馆,也是一个独立的基金会,我们的资金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于意大利政府的文化部;另外一半资金则是来自于各种赞助,比如我们有和意大利的公司合作,会得到一些赞助,以及有的时候出租一些场地,比如我们的大厅,每个星期休馆的时候,其他的机构可以租用这个场地来做它们的活动,还有门票的收入也有百分之十几的比例。同时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合作项目。总的来说,我们的资金大概百分之五六十是来自国家的支持,其他的资金则是自己找的。在现在整个经济很不明朗的情况下,估计我们明年的资金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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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国立二十一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内部


目前来说,整个欧洲已经动起了起来,当然这个里面情况也是很复杂的。首先是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动用他们的各种可能性来支持经济,包括文化机构,像法国政府也拿出几千万欧元来支持文化艺术界。在意大利,大家也正在讨论这个事情。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但有可能政府会出一些钱来支持经济。当然政府这个钱也不是现有的,是需要去借回来的。欧洲共同体原本有一个关于每个国家预算不能超过3%的赤字(deficit)的要求,现在他们为了应付这个危机,放松了要求,可能今年可以允许这些政府超出3%的赤字,等于是容许各个政府去借钱,借到钱以后让它进入经济活动里,让疫情期间大部分的企业不要倒闭,等到疫情过去以后能够马上启动生产。我想对文化机构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虽然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很不明朗,但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世界各国对此都有一些规划。当然靠这个钱是不够的,只是支持一下最起码的生存上的开销,让这些机构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机构都要紧缩,美国很多博物馆现在在裁员,还有一些机构面临着要倒闭。过几个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状态。我们现在只能够在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尽量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和希望。之后艺术行业会有一些调整,这是不可避免的。


近期的个人工作

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待了可能一个月时间,我个人还是继续在深入做手头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准备一些大的展览;同时也借这个机会每天多看点书,因为平时没有多少时间看书,现在正好有机会,也能想一些平时没时间想的问题。这个是不利当中的一个有利的地方。

可能很多人都会分享到一种感受,我们过去做的事情是不是做得太快太多,太急功近利了?现在可以给我们空间去重新想一下,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和后果等等。当然很多人都在这么想,我这么想也没有什么很独特的,但借这个机会,我也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本来就计划要写的,但是因为疫情就增添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和内容。目前文章还没发表,还在修改当中,也需要点时间。我觉得太快的反应不一定就是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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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档案 > 未来媒体艺术 > 新媒体艺术三十年,反复三诘《美丽新世界》

新媒体艺术三十年,反复三诘《美丽新世界》

2020-01-20 13:59:57.49 来源: 凤凰艺术 作者:任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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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丽新世界》作为昊美术馆(上海馆)的三年计划“www和中国新媒体艺术三十年(2019-2021)”的首次展览,携张培力汪建伟冯梦波三位艺术家的17件作品,于昊美术馆(上海馆)正式开幕。

作为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早使用电视、录像、电脑、网络等新技术的当代艺术家,这三位可称是中国第一代的“新媒体艺术家”。三十年过去了,科技进步是否让我们步入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唱的美妙世界(

正文开始之前,请仔细思考以下问题的答案。

今年的“双十二”您是怎么过的?是否在零点到来之时手持智能手机与淘宝的软件恶战一番,将那些基于算法推送的合乎心意又看起来的确需要的宝贝扫入囊中?各种让人目不暇接的优惠券与满减条款是否让您得到了心满意足又物美价廉的宝贝?您还记得“双十二”这股购物狂潮是因为“双十一”而来的吗?您还记得“双十一”本来是商家提出为了安抚单身人士而设立的优惠购物节吗?您还记得网上购物本来是为了那些打折价的商品而不是消费的主要渠道吗?用手机看剧刷抖音的您还记得以前,手机就是打电话和发信息的移动设备吗?

如今,手机已经如同人类的外挂器官,人人离不开;你甚至可以出门不带钥匙,却不能缺了满电的手机 —— 而距离第一部手机的诞生,才过去46年而已。

1973年4月3日,全球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手机摩托罗拉 Dyda TAC 8000X 现身在纽约街头,使用它的人叫马丁·库帕(Martin Lawrence Cooper),一名摩托罗拉的工程师,也是这部手机的发明者。库帕拿着这个有2块砖头大但是没有绳子的电话,打出了全世界第一通无线电话,打给了摩托罗拉的竞争对手美国电报话务公司的主管,并告诉对方这个喜讯,库帕嘴上漏出了胜利的微笑。 从此,人们远程通话变得如此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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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现场

时间和技术改变了一切,又似乎什么都没改变。

如今出生就活在影像时代的小朋友不会想到,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古董的 VCR 和录像带,曾几何时,也曾是“新媒体”,作为社会发展的副产品,敏感的艺术家们也没有错过用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思考与提问。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家先驱们,似乎并没有受到西方同类艺术家在影像艺术上领先二十年的影响,反而在创作中带有强烈的自发性、(也许无意识的)实验性与本土化的在地性 —— 这使得具有共同经验认知的国人在观看和理解过程中几乎毫无障碍 —— 并借由其技术本身相对不受展示空间和设备的局限,从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一些艺术家创作的主要手段。比如此次昊美术馆《美丽新世界》参展艺术家张培力就坦言,因为(当时)录像技术是个顺手的工具,所以用来替代了他之前绘画的表达方式。

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拍 Vlog 和抖音短视频的主播,和以前写博客、甚至更早期在本子上写日记的人,并没有本质区别。虽然,日常的大众“随手拍”和艺术家创作的“美术馆录像”,还是有相当的差异。

万维网诞生,人类生活本质没有变化;石化产业的发展,却真正改造了人类社会。

——艺术家 冯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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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关于作品,好看/美丽是否重要?

关于技术,什么是新?怎么算旧?

关于世界,我们该如何对待与自处?

在三个 w 指代的超文本超链接系统万维网诞生三十周年之际,昊美术馆上海馆启动了“www和中国新媒体艺术三十年(2019-2021)”的三年项目,在包含年度展览、论坛和出版计划的首展,邀请了张培力、汪建伟和冯梦波三位新媒体艺术家进行联展,17件作品涵盖了各位过去近三十年的作品。开幕论坛更是请艺术家剖析了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对新媒体的认知与赋意,观众从展览现场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变迁。“凤凰艺术”的记者也从中体会到了艺术家对于展览标题包含的三个关键字所进行的反复三诘。本篇就让我们蜻蜓点水,点到为止。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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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拍摄的公寓》2013,张培力,单频录像,彩色,24分钟

不同于六十年代白南准(Nam June Paik)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对于静态图像延伸的理念,张培力的创作一如他对“美术馆录像”的定义:艺术家的独立作品,反叙事,反审美,反商业,甚至反录像本身 —— 简而言之是反娱乐的。《正面拍摄的公寓》呈现的就是一段有固定机位连续拍摄且未经剪辑的录像,记录了一栋公寓楼的正中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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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拍摄的公寓》2013,张培力,单频录像,彩色,24分钟

观众能清晰地目击不同住户家里细微而琐碎的事件发生,仿佛被艺术家置身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中,与艺术家一起进行了一场未经授权、未经编排的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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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后窗》剧照

等大隔间的公寓窗口与建筑本身的线条带来某种秩序感 ——一种集体主义的美感,而偶尔被观察到活动的住户,又仿佛舞台上突然闪现的演员,这一静一动间的荒诞幽默,简直让人忘记了如今的监控系统几乎已经无缝入侵私人领域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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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杆的阵列》2019,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

说到秩序感,进入展厅所见的第一组作品《旗杆的阵列》是本次展览特别委任艺术家创作的。56根未挂旗帜的旗杆整齐地排列成方阵,其间夹杂着堆叠的二手废置电器,天气预报的背景音《渔舟唱晚》的优美曲段与字正腔圆念白各地气象数据的人声同时反复播放。抽离了功能的旗杆与脱离了环境的语音,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形成了奇妙的情境。即使不提废旧电视所代表的旧时代的结束,即使不提旗帜所蕴含的关于权力、国家与政治的含义,这件高耸得必须仰视才得以见全貌的作品似乎就在诘问展览的标题:美吗?新吗?何为世界?

▲《相对的空间》1995,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

▲《相对的空间》1995,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

▲ 《相对的空间》1995,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

▲ 《相对的空间》1995,张培力,装置,尺寸可变

在这个观众基本在盯着屏幕看的展览上,《相对的空间》可以说从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不仅因为它是艺术家对压迫的环境中的个体性不安所进行的早期试验,是原作的复现版本,是该作品第一次在国内展出,更因为它需要观众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作品当中。

作品由被墙体隔断的两个相连的白盒空间组成,形成一个相互“看”与“被看”的全封闭环境。两个空间大小陈设一模一样,豆友监控摄像头、视频显示器和感应聚光灯。观众从空间两边分别进入后,聚光灯随即亮起,房门则自动上锁,若无外人开启,需等待2分钟。观众自此成为作品所设置的观看者,同时也是被观看者。

如果不提参与观众可能被诱发的幽闭恐惧,只来具体地想一想,您在房间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悉知,这还不够令人毛骨悚然吗?带着这个思路,再来看当下各种直播平台上的“节目”,不知读者是否有了新的看法:随着技术的发展,影像特别录像创作愈发接近大众的审美和日常生活,不过,它们是不是美,标准是什么,又是由谁设定,在镜头之前的人物和表现 —— 如果不是表演 —— 是否有足够的“被观看”的自觉,而观看者,又是什么样的心态?

那么也不提各种怪象,我们常说“真善美”,似乎真的、好的,就是美的。但问题在于,这些定义是否由立场决定,而立场的转换,难道不会带来认知和概念的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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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膨胀》2019,汪建伟,装置,252cm x 125cm x 135cm

就在记者预期本次展览都是与屏幕相关的时候,移步到另一展厅就回看到一件汪建伟用不锈钢和木材制作的“传统”装置。这也是本次展览特别委任艺术家创作的最新作品。

这“不新”的媒介运用,仿佛是艺术家再次提醒我们,“新”与“旧”的相对性(冯梦波),如同“每件古典大师作都曾是当代作品”,作品的当代性与媒介和技术的“新”,都是相对而言的。艺术家汪建伟则直言,技术和媒介本身的新旧不算,对于使用者(这里指艺术家本人)来说,“未知”的就是新的。这就好像西班牙语里的形容词使用,表示性质的放在被修饰词后面,表示主观判断的放在被修饰词前面;对于艺术家而言,没有用过的,就是新材料、新素材(汪建伟)。同时,即使没有专业的技术背景,只要能带来满足表达的主力,那么“摸索中前进”般使用这些媒体所带来的新鲜感和莽撞力,也许反而是作品对于观众的感染力来源之一(张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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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D》2004,冯梦波,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艺术家冯梦波在2004年就预见了智能手机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相关,作为中国最早关注和运用数字技术的艺术家之一,这件作品最初使用的英伟达立体显示技术已经没有了硬件支持,展览现场展出的,可称为“2.5D版本”。

即使是已经运用退出历史舞台的“老技术”创作的“玩意儿”,仍然吸引观众驻足欣赏得如痴如醉。他们对《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半世纪前的老电影也许并不熟悉,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配乐,在此随着那些血肉绽放成美丽花瓣的动画美人鱼,消逝在承载着真实热带鱼、水草和制氧设备的鱼缸里,循环往复,一定加深了观者的记忆印刻吧。对于许多年轻的观众来说,恐怕这“2.5D版本”的不知是前进还是退行的技术,也是新的吧。如果能够表达完全或满足需要,那么一味追求所谓技术的革新和进步,是否真的有必要,即使不考虑为此要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

“新媒体”对于冯梦波的吸引力,最早来自于电子游戏:“可以随时玩、随时停,不过瘾还可以玩它三百遍。” 这种超越现实之上,且拥有主观把控力的叛逆之心,大概是艺术家凡是创作,但求一个“好玩”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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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快打》2011,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真人快打》就是艺术家受原版游戏的启发,邀请14位亲友拍摄了32组规定动作,加上自己和程序员卢悦共16个角色,共观众捉对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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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快打》2011,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在昊美术馆(上海馆)呈现的这一版作品,远景是超现实的外滩,前景是在拆迁进程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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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当天体验《真人快打》的玩家观众

这部大型街机显然获得了在场观众的青睐,跃跃欲试的玩家们甚至排起了队,只是不知道他们在游戏中是否注意到了背景的“二手现实、三手现实”(冯梦波)。

对比现在的手游一族、任天堂和PS的死忠,恐怕我们不能武断地给“玩游戏”贴上虚度光阴的标签,相反,如果悉心研究各大公司制作的产品,一种新的思维培养模式、一种新的认知养成方式,甚至新的交友过滤机制,都在其间有所展现。甚至可以说,电子游戏也是一部分人认识世界的途径之一。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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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播出》2000,张培力,22频录像装置,10-30分钟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同时播出》是这样一组作品:22台旧式显像管电视围绕而成的环形录像装置。每台电视都在播放公开征集获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新闻。在千禧年、新世纪的初始,艺术家用录像作品将线性影像带入多频空间。

仿佛召开圆桌会议一般的各位主播,用不用的语言讲述着当日当地发生的新闻事件。讲述转瞬即逝,耳朵应接不暇;面画昙花一现,事件目不暇接,张培力用“新材料”的现成品制作了一件如同牛虻的录像艺术作品。观众可以在装置间穿梭,体会“边界”的虚无:看似闭合的一个圆 —— 体现“极权主义的弊病”(汪建伟),可当观者抽身而退,就会发现边界并不存在 —— 人与世界的关系,此刻仿佛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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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赝品等待》2011,汪建伟,8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游戏之外,影像也许是另外的更可靠媒介,供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汪建伟再一次搬出了四面八屏的影像剧场,分别投射了不同情境的视觉体验,排演得如同电影或话剧的情节,在像广场又像通道一般的展厅里播放,立体音效层层叠加、绵绵不绝,投屏似高墙、又似屏风,就那么悬在1.9米的暧昧高度上,让每个人穿越时,不自觉地低头回避。视线挪开了,但耳畔仍有与画面情节相匹配的声音,细想各位回避的,又岂止是不确定是否会撞到头的屏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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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明星》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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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明星》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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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Q》2019,冯梦波,互动装置,尺寸可变

除了引人注目的《你就是我的明星》,本次展览特别委任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外,冯梦波的经典作品《阿Q》也在这次展览中亮相。不过在现场用跳舞毯代替了鼠标与键盘,迫使观众用笨拙的跳跃代替灵活的手指,投入到一场注定无望的枪战中去。游戏满足了艺术家的电影情结 —— 主角是他,敌人是他,所有的角色都以艺术家本人的形象出现,所有的血腥和暴力也都指向其自身,冯梦波就这么残忍而直白地引导观众体验人类在“世界”中的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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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还记得本文开篇的那张陈列在低矮圆形站台上的各式电子产品残骸吗?这是艺术家张培力接受本次展览特别委任而创作的最新作品《现场报道:物证二号》。它并不是一组简单的被烧毁的老旧电子产品的组合装置,而是隐藏了近四十个针孔摄像头的多频录像装置 —— 虽然一向拒绝“影像艺术家”的头衔,但在创作的时候,张培力怎么会舍弃最得心应手的媒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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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2019,多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观众们可能注意到、且恐怕适应了作品展位附近墙头的摄像机,作为一般美术馆里的安保设施,作品附近有监控设备简直无可厚非;但被烧毁的电子产品仍然忠于职守 —— 不妨说是超越了自我本来的功能(针孔摄像头是后期人工安装的)—— 被毁坏的、在现场的,同时作为过去和现在的见证者,这就非常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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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报道:物证一号》

当然,熟悉张培力作品的观众,恐怕会想起十年前的单频录像投影装置《现场报道:物证一号》:被烧毁的微型面包车身四周安装了约60个针孔摄像头,每个针孔摄像头捕捉到“现场”各个角度的影像,通过一个视频切换器,按照程序编排,被实时投影在汽车残骸背后的墙面上,进行着“现场报道”。观众在观看汽车残骸的同时,也能在大屏幕上看到车子周遭的场景,甚至能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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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2019,多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 (图片由昊美术馆提供)

这一回,实时放映并没有缺席:移步展台后方展墙的另一面,就会发现四十面液晶显示屏上正在进行延时(两分钟)播放。虽然都是实时放映,多频放映从体量上形成的现场感染力可比单频强劲太多,现场有些起初不明所以的观众在看见自己的时候,倒吸了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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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现场《现场报道:物证二号》2019,多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

很快,这组作品近前,就没有观众了 —— 这是面对美术馆里的一件作品,观众已知被拍被播放,简而言之被“监控”的情况下的自然反应。那么对于那些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呢,他们是怎么应对的?看过这个作品之后,他们想到了吗?以后再看到摄像头,他们的反应和以前有没有变化?显然,作品的意义不在现场。

▲ 《一个》1997-2002,汪建伟,录像

▲ 《一个》1997-2002,汪建伟,录像

相比之下,汪建伟的偶然作品《一个》倒显得更有积极的意义:这个拍摄作品时意外形成的独立作品,没有剪辑,一镜到底,跟踪了一个系着红领巾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在北京平安大街改造工程现场漫无目的游走的片段。

艺术家说,当时没有预设,虽然期望他会做点什么,但小朋友什么都没做就离开了。失望自然是有的,却因此激发了未来创作理念的梳理。痴迷于“对象引导哲学”的汪建伟就此侃侃而谈,一直说到了自己创作的主题“排演”,以及排演的核心之于他,就是不断地重启,使之有新的、重生的可能。

隐去的虚无感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展览现场的精彩也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对于令人神经紧绷的展览标题《美丽新世界》并无需过多辩白或解释,倒不妨这样理解:在无法定义美丽、新旧相对而言的现实生活里,也许大多数事情都毫无意义;而人生,就是赋予其意义的过程。如同幸福在于幸福感(蒙田),“美丽新世界”也许并不只是反乌托邦的存在。如果,如果,那么,也许。诸多不确定,疑问仍然存在,答案的线索,也许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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