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任何时代能够像现在这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艺术聚居地，也没有任何时代能够像现在这样因为聚居地的拆迁纠纷而使得艺术的创作环境一如既往地被动、不稳定并且充满着危机！
在北京的798艺术区周边，在上海的莫干山和五角场，在南京的幕府山，在成都的双流地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出现，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从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从不同的城市聚集而居。他们租赁下城市闲置或者倒闭的厂房仓库，用自己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双手，表达着自己对于一个在短时间内从百废待兴而迅速崛起的中国社会的种种感触、思考和体认，以视觉文化的方式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和巨变，成为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的创造者。
他们的到来，使得这些城市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停业和关闭的厂房仓库，还有城乡结合部的临时建筑，重新获得了不菲的租金收入，也改变了这些破败和老旧建筑的内部陈设和外观效果，在修旧如旧和旧中求新的基础上，提升了城市部分区域的建筑文化水平，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旧房、旧城改造的时代创新之路。他们别具匠心的设计风格，在现代化城市建筑的高大、光鲜与郊区乡村农舍的低矮、简陋之间，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景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注入了活力，提供了样本，引领着城市建筑以人为本、以历史现实为本的时尚。
然而，艺术家们在艺术作品和工作环境两方面为这些城市，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型中心城市所做出的文化上的巨大贡献，并没有为他们自己带来安全、稳定和持续的回报！在这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商品社会，“艺术家”这个群体依然像当年在京郊圆明园画家村里追求自己内心精神梦想的“北漂”那样，是以精神深处的不懈探求为最大目的。与其说他们希望这样的城市能够提供怎样的物质回报，毋宁说他们渴望拥有自己安全、稳定和持久从事艺术观察、思考和创作的起码条件。不断暴涨的租金和城市扩张的拆迁，仿佛梦魇一般时刻缠绕着他们——无法安心创作这是他们每天都面临的处境，是他们在精神思考和潜心探索之余最大的困惑！这种现象不禁发人思考像北京这样作为首都的特大型城市，需不需要艺术，需要怎样的艺术，为艺术的生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生存环境？
的确，北京有以798这样的艺术展示园区为核心的周边不少艺术创作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职业或非职业的艺术家群落，有相对清晰可见的艺术收藏人群，更有庞大的驻华使领馆和外资企业的欣赏和收藏人士，它与上海相似的是，它们的国际化交流渠道和水平较内陆二线城市丰富和高端。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办，使得京沪两地占尽了地利，于是，似乎艺术的生长和生存状态远要比其他城市优越得多。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城市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为艺术家个体的创作环境和条件提供过系统、完整和长效性的制度保证，市、区、乡镇三级政府在热忠于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形象工程的同时，却不约而同地忽视了文化创造的主体艺术家的切身利益——安定、长久和持续的工作创作环境与条件。
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面，文化事业的建设不仅是作为“前店”招牌般物质形态的展览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后厂”的幕后创作生产环境和条件。从终极意义上说，没有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工作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保证，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只能是虚假的面子工程，最终都会无疾而终。
艺术的天性就是追求自由表达，除了实现自由表达的艺术媒介和艺术观念这些艺术内部的条件之外，工作室的安稳当是外部条件之首。很难想象，在和平时代的社会中，一个居无定所、环境拥狭的艺术家，能够持续不间断地创作出在思想观念、语言手法和制作技艺等方面均为上乘的高质量艺术作品；更难以设想，在今天中国范围内农村城市化、城市都市化的进程中，艺术创作的工作场所因为拆迁和高昂租金而退居深山老林将要产生的恶果——没有与城市的接触，没有与商业的搏弈，当代艺术将失去创作的对象和动力！虽然“大隐于市”属奢侈想法，但进退自如的城乡结合部却是旁观、思考和创作的最佳位置与场所，而交通欠发达的山野之地只能成为农耕时代的艺术隐匿之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耕时代田园美景，千百年来影响和感染了无数中国的文人骚客，成为他们“达则兼顾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最后精神家园。即便时光荏苒，朝代更迭，人们内心对自然和乡土的亲近之心从未有过更改；即便高楼林立，水泥玻璃，人们心里对静谧、悠然的生活环境的渴望也未曾泯灭。作为当代文化中视觉文化的创造者，今天的艺术家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居穷山恶水的荒野之中，扮演与世隔绝的隐士高人，反而更加需要在喧嚣的城市腹地或者城乡结合部找到安宁，以使观察的目光能够直接与现实的物质化世界发生接触，以使思想能够穿越人造物质的高墙，自由地回旋、跌宕、上升和飞翔，以使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得以彰显。
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生活取代了巫术神话、宗教神诋和泛灵化的山水自然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因为人类的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市的发展和扩张速度与规模，足以令一切真正具有敏锐洞察力和表现力的艺术家为其中所蕴涵和发生的巨大能量与矛盾感到震惊，这是物质技术文明对精神文明的一次全新的挑战。真正负有责任的人面对这堵城市物质化的高墙是不会落荒而逃，消隐于山野的，他们必然要研究、分析和思考，找到穿越它的方法和途径，还现实自然以本来面目。这是艺术家不同于其他人群所应承担的使命，而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在场于城市远要比缺席于城市更具有积极的主动姿态，更具有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艺术的社会和文化责任要求艺术家在场于城市，过去的艺术史和未来的艺术史都将一如既往地证明，直面社会变化的艺术是最具有价值的，而那种沉溺于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或抱残守缺，无法承担起创造历史的重任。当代艺术的使命决定了当代艺术的价值所在，也彰示出当代艺术在当代城市文化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样的价值和作用面前，城市的管理者和政府的领导者，应该在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上，应该向艺术家们的伟大贡献致敬，应当为他们创作环境与条件的稳定和持久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在我们为北京艺术区因租赁未到期和装修费用得不到补偿而频频出现的艺术维权纠纷感到震惊和懊恼的时候，却欣喜地看到，像成都这样的二线省会城市，出现了新蓝顶这样的得到当地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积极支持和具有制度保障的艺术区。或许有人会认为，拿地处中国西部的成都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没有可比性，因为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北部与南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上是存在着不小差距的。一般来说，这种经济上的差距必然导致文化上的差距。那么，这种文化上的差距究竟包涵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呢？是指艺术作品的展览和收藏渠道吗？还是指艺术创作的观念和语言？抑或指文化气氛和价值认同？在艺术的生态链条里面，展览、收藏和拍卖，犹如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在这方面，北京和上海的领先地位是无庸质疑的，因为其背后是资本的支持。各地的艺术家们聚集于此，正是因为资本磁铁的作用。为了得到艺术资本的青睐，艺术家们宁愿蛰居甚至蜗居于此地，不惜付出不菲的房租和冒着随时拆迁的风险。到过北京或者生活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的艺术家们都说，这里就像是战场，自己就是战士，而充当战士的风险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受到两年来经济危机的影响，目前整体容量并不庞大的艺术资本并不能给每一位艺术之子实现梦想的机会，而后者却要面对日渐膨胀的生活成本的蚕食！
如果从艺术创作的观念和语言方面论，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的差距就未必存在，有时甚至于这种差距的主次位置是要调换的。像成都和重庆这样西南二线城市，在中国近三十年的艺术发展进程中，曾经并且依然涌现出诸如伤痕美术、乡土美术、新潮美术和都市经验创作等举足轻重的艺术思潮、流派和风格，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起到了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的巨大作用。而相比之下，在北京和上海，本地的艺术创作在过去三十年的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产生多少足以影响全国的艺术思潮和观念革命，发生在这里的多数情形是学院主义创作模式在延续。
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上的差距并没有妨碍艺术观念和语言的变革与解放，而后者的蔚然成风与蜀地巴国浓郁的文化气氛和袍哥式的知音认同有着密切关系。这里的人们对于文化所持的开放和积极态度可以从东汉末年一直再上溯到诸如三星堆遗迹的更加久远的年代。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融，加上这里丰饶的物产资源，使得这里成为远离中央集权和战火纷争的一方乐土。千百年来，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互帮互助，休养生息，滋生出从诡异神秘到从容大度的多元文化形式。一如历史上的过去那样，今天发生在这里的文化艺术，少了东部特大型城市文化艺术资本的激烈竞争和角逐，却多了份对自我与生存环境的细心观察和体认；少了文化策略上的谋划和经营，却多了份对艺术内在精神的琢磨和涵咏。
东部与西部、一线与二线城市之间的文化差距，并不简单是以艺术资本的多少为衡量的标准，而更多地在于艺术内在的观念和语言，在于艺术生存的土壤环境所散发出的文化气氛。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在成都，艺术资本的比重正在形成规模，高水平的展览展事伴随着新蓝顶和洛带艺术区以及清城山艺术馆群的出现，堪比北京和上海。如果用发展和全局的眼光来分析看待全国的艺术园区，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一边倒地把艺术创作的最佳生态环境的称号交给北京和上海，因为目前发生在北京的一些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在看似光鲜的热闹背后，其实只是艺术资本的作祟，而艺术的观念和语言，艺术的价值认同，却由于创作主体环境条件的恶化而无暇顾及。
成都艺术界在艺术展览与欣赏收藏、艺术观念与艺术语言、文化气氛与价值认同等方面良性结构的形成，得到了当地新闻媒体长期、持续和广泛的热情关注，使得不同知识领域各界人士能够互动与交流，有力地扩大了蜀地当代艺术的传播面和认知度，也使得艺术的发声能够更加有效地传递给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机构的决策者，这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一线城市所缺乏的。这意味着，尽管成都同样面临着高速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经济发展与文化升级之间的搏弈，但是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能够很快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文化创造之间的共赢是一个城市持续良性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先物质商业，后精神文化。于是，一个原本由几个艺术家在双流机场附近工厂区自发形成的以工作室为目的的艺术区，在几年的时间里引起了成都、西南地区甚至全国艺术界的关注，成为成都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引得成都当地许多区镇的羡慕和仿效。如今，锦江区三圣乡出现的新蓝顶艺术区，因遍地生长荷花和毛竹，花红柳绿，景色优美，更成为全国艺术区摆脱租赁废旧工厂的简陋模式向环境幽雅式工作室转型的突出代表。
新蓝顶艺术区的成功转型，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经济附加值和高端文化品牌形象效应，更催发人们思考，在今天究竟什么样的艺术生态环境和制度保障能够使艺术创作走得更加自由、安稳和放心，从而使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长久和可持续的良性关系。以已经建好投入使用的新蓝顶一期为起点，一个当代艺术创意工作园区的概念正在规划者的手中付诸实践，新蓝顶二期将从根本上破解困绕着全国各地艺术区的土地使用性质的难题，通过将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创意工作园区的土地性质的转换和开发，让艺术家取得土地证和房产证，这种建筑它不是商品住宅开发，而是艺术家的创意工作室开发。因此园区的修建和交易合乎国务院关于成都和重庆两地作为城乡一体化改革建设的试点区域的精神，是一种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面对这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蓝顶的规划者和开发者在艺术区著名艺术家的指导和参与下，将在保持一千多亩自然生态地形地貌的前提下，在二期中开发建设100多至400多平方米的独立式、联排式和集合式三种结构的工作室，共七、八十套。除了产权式工作室的建设探索外，规划者还积极参与引导和推动当地政府展开出租当地百姓自主房以满足年轻艺术家的低租要求，更计划建造一个比蓝顶美术馆的功能更加完备和丰富的艺术中心和一些配套休闲娱乐购物设施。
这种对艺术家工作室合法产权的自觉追求和营造，意味着成都的艺术家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么多机构和人士在关心和参与艺术区的“长治久安”，也意味着全中国的艺术家也是幸运的，因为成都的新蓝顶欢迎各地艺术家落户那里，而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区，将会因为成都的先进经验而改变自己简单出租的模式，谋求更加合乎人性和人权的艺术区发展模式。
制度和权利的保障是艺术区安全和稳定的第一步，但要想让艺术区真正走上长久、持续的发展之路，艺术区内部的生态建设也是重要的。这里的生态并不主要指艺术区的自然环境，而是指人与人相互之间形成的人文环境。共同的观念和语言以及价值观，是形成艺术区内人与人关系的主要纽带，事实上，这些年来现有的各地艺术区的形成，正是艺术家们相互之间价值认同和吸引的结果，很难想象，彼此之间没有价值认同感、无法相互吸引的艺术家个体能够长久地和谐共生于一个空间里。这就为我们的艺术区规划者和建设者提出了一个课题，即在艺术区人文环境的营造上，如何编织好它的生态结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们的相互吸引和价值认同并不意味着在艺术创作的语言形态和呈现方式上的雷同，而是应该体现出多样化和发散性的态势。艺术区不仅应该有视觉艺术家，还应该有具有实验精神的设计师、音乐家、作家和媒体精英等，他们彼此选择的媒介尽管有别，但都为这座城市的高水平文化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的到来，拓宽和深厚了艺术区当代文化的范围和内涵，从而使艺术区不单单是个人创作的领地，更是一个城市文化高地的象征。像北京大学的燕南园，绿树成荫中，坐落着许多幢别墅式小楼，它们并不为某个系别的教授所独享，这里曾经是北大各个系所、各个领域里的著名专家学者的家园，从经济到哲学到中文再到物理或生物，这里的主人共同营造出北京大学百年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品牌。因此，以最初发现并落户的艺术家为基础，吸引更多的有共同价值观的各界文化精英，相信艺术区的生态结构将会更加丰富和合理，而当更加完备的艺术中心等面向普通公众的设施建成和完善之后，这里将成为一座城市商业中心之外的文化中心，只是这种中心不是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载体，而是以思想和精神的交流与碰撞为动力。
新蓝顶艺术区作为一座城市公共性和永久性项目的存在，将能够让成都市民感受到这些艺术家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品味、艺术格调，包括怎么种他们喜爱的树，艺术家的房子是怎么设计的，里面的陈设是怎么样的，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普通人自己对生活的观察角度和欣赏水平，慢慢形成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品格。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精神原乡不仅在于拟人化的未经修饰的自然山水，而且在于精神本身的自由生长能力和方式。有了这种能力和方式，精神不仅能够安顿于自然，更能够穿越人为人造之物，栖居于自然与人工之间，安然于实有与虚无之间。传统文人通过空间之退隐而求时间之永恒的理想，在今天，可以通过空间的改变和时间的延迟来达到。也就是说，精神原乡的本意并不只是在于幽雅的人生后花园，而在于和而不同的包容，在于取长补短的吸收和借鉴，如此，精神才不至于空洞和匮乏，才具有创造的活力和激情。
外部土地和建筑性质的制度保障与内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多元化，是中国当代艺术区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真正关心艺术区生态发展的各界人士内心的愿景。这种愿景与其说是针对成都，毋宁说是面向全国，因为在今天这个交通和信息发达的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差异的呼声，就像人们希望新世纪的文化出现全球本土化的趋势一样，在中国，我们也同样希望文化上的全国本地化。长期以来成都的艺术家保持了对于生活和艺术的热爱，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虽然在成都这个城市创造了这样独特和优美的创作环境，其实他们的目光却从来没有局限于本土，而是全国和世界性的眼光，他们自己总是不停地和整个全球化的艺术格局作比较，总是有把追求共同价值趣味的艺术社群品质与了解外部世界的心理渴望联系起来的一股子激情。这种精神状态并没有因为艺术区土地制度的保障而削弱，相反地，因为有了栖居之地而日益增强。迁徙与游牧，从来都是与栖居相互对立和互为因果而存在的，本地化与全国化，本土化与全球化，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自由和表达自由。因此，在全国文化资源开始注重均质发展的新形势下，突出地区区域特点，恰恰是为全国艺术的丰富发展贡献了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艺术区在全国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是分布太不平衡了。而全国的艺术区想要平衡和长久地发展，就需要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也需要包括艺术家、建设者和领导者各个方面共同思考和描画艺术区的长久愿景，这方面，成都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古人云：进可天下，退可田园。今天的田园在何处呢？不在荒山野水，而在城市的边缘，在艺术家的心底里，更在当代公民社会的制度里和意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