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技术学与人类学

▲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 - 2020）

文／斯蒂格勒（当代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

“人既带来和平也发动战争，他用自己的双手撰写法典，为诸神竖立祭坛和雕像，建造船舶，刻制箫笛、竖琴，打造刀钳，制造所有艺术器具；在文字中，人类留下了这些技术的理论记忆，以致借助文字记载和手工，人们可以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之类的古人交谈。”

——加利安

1.作为时间问题提出的技术问题的悖论

吉尔提出：在技术体系决定技术发明的论点下，我们为何、怎样从一开始就从体系的概念出发来思考技术的进化。

勒鲁瓦－古兰试图把体系当作有机组织来考察，它的进化受技术趋势支配，而趋势包含两个侧面：人的意向和物质规律。

西蒙栋分析的是大工业阶段，其中的技术决定性和进化，都服从独立于人类意向的技术物体自身的动力规则：技术物体是一种有机化的无机物，它不断地趋向自然化。虽然这个有机化的动力机制已不从属于人类意向，它仍然需要一个超前的操作动力。物体虽然不是人的产物，它至少需要人的超前性：问题的根本即是时间。

何为物体？电动机车连同它的车厢、轨道、电缆、信号系统、车站等等不也构成一个物体吗？这个物体和供电网络不是又构成了一个新的物体吗?当代技术体系本身，从某种程度上看不是也可以当作一个趋向具体化的物体吗？如果是这样，如果说具体化的过程本质地趋向一个组合环境的时代，那么，当代技术特有的第三环境究竟是什么呢？

在此不难断定，海德格尔关于技术问题的看法，比黑格尔和西蒙栋更高明些。当然必须补充的是，技术体系只有从机器个体的独立性出发，才是可以理解的，体系本身作为构架服从具体化动力的安排和调动。此外，我们又一次遇到了生物学形式主义的难题：部分（生物）和作为整体的个体的关系问题。

我们在上一章中曾经指出，这种主要作用于信息领域的具体化现象，通过人类地理环境的整合和功能的多项确定而实现，它直接影响到超前的能力，并对它们作多项确定。如果照西蒙栋所说，超前仅仅停留于具体化过程中人的一方，那么这种意义上的进化就造成真正的断裂。我们在《引论》中已经指出，当代技术的进化遭受一定的抵抗反应，它集中体现为这样一种情绪，即认为进化的断裂恰恰打击了人类决策的可能性本身，因此，人类的命运被技术的“命运”异化了，“构架”留审人类理性本身。关键是要弄清，超前是否从一开始就形成于物体的技术性之中？所以，当前的断代概念应予以修正。

在第一章中，我们将技术问题放在时间中考察，并由此展开了本书论点的第一部分论据：把技术作为时间——或者先谨慎地说把技术作为时间的问题——来分析。在此，我们还将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来研究作为时间问题的技术的问题：假如照西蒙栋所说，工业物体的技术动力来自超前者——人的动力，那么我们就要在古人类学（即关于超前者的起源和进化的科学）和古技术学（即关于技术物体的起源和进化的科学）之间做比较，所以本章命题为“技术学和人类学”。在此，我们将深入研究勒鲁瓦－古兰《手势和语言》一书中的有关章节。他在该书中概括并丰富了自己在民族学研究中提出的观点。

古生物学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最深层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勒鲁瓦－古兰非但没有回避，而且毫不犹豫地投入最思辨性的研究，同时也试图避免落入形而上学的圈套。他是否如愿了呢？虽然他非常注重实物证据，把它们作为每一个步骤的第一载体，并借以推演某些最大胆的假设，但是他从未因此而沉醉于纯粹的实物实证的幻想，其实，那不过是对最平庸的形而上学实证论的盲从。所以我们在他的论著中看到的，不是关于起源的科学研究（史前史和考古学）和关于先验问题研究的冲突，而是二者不断地相互感染。我们对作为时间问题提出的技术的问题的人类学思考，不久将会引向一种纯粹哲学性的认识。

《手势和语言》把我们推向古生物学思想的最前沿，而且这一思想遗产至今尚未被生物学和哲学完全接纳。这种后继无人的现象不单单由于该科学的庞杂，而且主要因为它触及了一系列巨大的难题，提出了以往任何研究都没有涉及的新课题。

勒鲁瓦－古兰在着手这项纲领性的研究工作时，矛头直指卢梭和他的“唯脑论”。卢梭对动物学原则一无所知，而这个学科恰恰是从整个生命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人类产生——最终也即技术产生——现象所必不可少的（尼采曾用另一种方式对卢梭的人类学思想以及康德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批判）。但是卢梭所要求的是一种先验的论证方法，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他排除纷杂的事实，针对实际的事实，根据在纯粹自然之声中展示的原始清晰性，提出对人类起源作虚构陈述的权利。我们将会看到，这个虚构陈述断定：从经验事实出发对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总是过时的。卢梭这个论点的基点是经验和先验的截然分界（因而也假定了存在和变化的对立）。勒鲁瓦－古兰的有力论证动摇了这种分界。但是他自己又遇到了无法逾越的困难，以至不得不重新建立这一分界，因而在不同的前提下重蹈卢梭的旧辙。

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一个当代技术的悖论：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从这个悖论及其引起的起源（时间）问题出发，我们将通过关于技术学和人类学的临时性定义进入卢梭的先验人类学提出的有关问题及其矛盾。由此，我们便可以考察勒鲁瓦－古兰批判先验人类学的论据，并进而在下一章中探讨关于南方古猿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实现的人化过程的总体假设。

2.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在“构架”的技术化涵义中，生命的一切领域普遍地被卷入“技术化”的潮流。在以上已经引用过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推行的研究规划中，社会现代化的主题异常突出。自一九七三年能源危机，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遍及世界东南西北各地，尽管观点千差万别，这个主题却主导了所有官方和民间的公开言论。

在很早就实现工业化并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出现了一批“技术极”。人们曾试图重新评估技术教育。“宫片涅技术大学”即是随着这类新要求诞生的新型大学。本书的部分研究工作就是在该校实现的。

技术产生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型装置：机器被应用于流通、交往、视、声、娱乐、计算、工作、“思维”等一切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它还会被应用于感觉、替身（遥控显象、遥感、模拟现实）以及毁灭。生命机器：类似“狮身人面兽”的生命奇观现在不仅触及无机物的组织，而且也影响到有机物的再组织。

但是却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普遍化的机器系统所具有的巨大活力（它以每天产生的新体系回答在工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断革新的规律），另一方面是技术主导一切的升平景象的彻底破产。技术装置带来了数不胜数的问题：由强化交通和改进速度而引起的交通阻塞和危险性的上升；不仅由于实物输送器械、而且由于信息传送网络引起的普遍“紧急状态”；“信息内容”的贫困化、文盲、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个体性的枯竭、区域概念的消亡；失业，机器人不仅不能使人摆脱劳动，反而把人逼向贫困或神经质的境地；由于人把决策过程委托给机器，所以人的选择和超前也因此受到威胁，这种对机器的依赖是必然的——因为人已无法控制信息交流的过程（比如电子控制的股市网络），而一旦它与毁灭性的机器相吻合就是十分可怕的——比如遥控导弹（常规或非常规）的战争网足以对人类构成毁灭性的打击；知识的代理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而且似乎构成一种知识消亡的威胁：人们都对计算器将给后几代人类的计算能力带来的危害而担忧，自动拼写纠正程序同属一类；但是问题不止于此，它一直延伸到更复杂、更“科学”的技术装置：信息库、专家系统、知识库系统和电脑辅助决策系统等等。震动更大的是媒体对社会集体行为造成的强烈影响。这些媒体控制了直接传播给具有不同文化根源的广大民众的实况新闻生产，这一生产权操纵在职业人员手中，他们的行为完全根据越来越规范化的工业体制内部的纯粹商业的标准而“理性化”了（一种恐怖主义和赤裸裸的宣传精神寄栖于这个体制之中，它们不单单是一些孤立的小集团的特有现象，而且已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国家政策——该现象并不仅停留于所谓贫穷或“极权专制”的国家）。但是与此同时，一切地区政治计划似乎都服从于一种激进的世界化公共舆论的指引。在此，我们尚未敢论及对自然资源的成体系的开发和对“大自然”的破坏，生态问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得以普及并占主导地位：土地和能源枯竭，水的污染，臭氧层被破坏，城镇失控，各类病菌感染等等。 

然而，技术发展最耸人听闻的成果无疑是遗传操纵，这引起了一系列无可奈何的争论：比干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更令人担忧的是，遗传学的操纵使制造“新型人”或“假人”不仅可以想像，而且是可能的；在此，我们姑且不讨论这类操纵可能带来的科幻式的可怕后果，但毫无疑问，就在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从心灵和社会团体的方面完成对亲缘问题的构造层面的研究的同时，遗传学的操纵的应用足以摧毁类似“亲缘”等人类最古老的信念。母子、父子关系，辈份关系等已不再属于不可触犯的现实领域（冷冻精液、试管受精、胚胎移植等开创了新的市场）。马尔万·明斯基建议发展一套微型技术器械计划——微型技术——以便用于人脑内部的研究，使大脑和新型的人造器官连接，并通过在大脑皮层加入遥控显示系统和“智能”的自动组件指令，扩展大脑对运动的感觉和计算的功能。在许多第三世界地区，大批流浪儿童被绑架，五脏六腑被割取，这种肆无忌惮的器官买卖已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与此同时，新的动物实验热正在兴起，人类“ADN”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研究规划，其目的在于生产出可申请专利和赢利的“产品”。遗传基因的操纵直接影响到人类个体的生理组织，人特有的记忆和基因的未来，也就是影响到人类“最自然”的实体和本性。 

什么“本性”？

上述关于当代技术发展现状的悲观而又实事求是的概述，其目的在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如果还可以使用“本体论”一词），明确澄清人类学和技术学之间的关系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感虽然尚未形成清楚的意识，但已被普遍地感受到了。如今，它第一次直接从根本上触及了“什么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类问题本身的提问方式。

技术的问题首先是技术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的思辨发展过程不过是对一种转折的实现，假如，现代技术确实是形而上学的完结、形而上学是存在历史的完结、存在历史是存在本身的完结、存在是“我们自身的存在者”对自己提出存在的问题的完结，那么相反，从这个转折开始，必须“不通过存在者来思想存在”，这就是说，不通过此在，不通过“我们自身的存在者”。

3.人成为宇宙秩序及其自我毁灭的力量

在当今技术时代，技术的力量具有毁灭整个人类的危险，这就是以上悲观陈述理应得出的结论。技术造成了种族的非区域化（也即区域概念的消亡），新的知识、自然、政治（不仅指决策的代理而且指民主“市场化”）、经济（由电子系统主宰的金融活动的一切领域），时间和空间的变迁（不仅指个体间的时空：诸如电讯网、实况转播、实时和“直接”技术等手段展开的全球化时空，而且指“身体”的时空，如遥感、遥控显象等，这些新名词本身就包含了许多矛盾，我们将试予研究），诸如此类现象，将摧毁劳动、家庭等传统的社会模式。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人”、“身体”、“自然”、“区域”、“空间”和“时间”等概念的意义，那么理应作出以上判断。暂时将人类的本性是否受到变质甚或毁灭的威胁这一问题搁置一—边，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人类是否有这么一个本性?观察当今人类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世界曾经是个什么样子?根据莫里斯·布朗桥的观点，如今这类问题以特别的方式不可避免地提了出来，它们从根本上涉及到我们的时间本身：它起初是人们依照天体运动建立的地球计时，直至现在人本身也成为参与宇宙秩序的天体：

“如果说，我们从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获得了转折的启示，那么当今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难道不足以使我们确信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吗？这个时代现象已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概念所能容纳的，它们属于另一个我们尚未认识的范畴。

“［··］当今我们遇到的现象具有一种根本的特征，即非人格的力—量，它体现为：群体事件作用、机器至上、物质的构造性力量。三者统称为：现代技术。因为技术的范畴包含了三个内容：为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精确计划的世界性组织，机械化和自动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原子能的应用。一些直到目前为止只有在天体范围内能实现的现象，人在自己的范围内也做到了。所以说人类也成了天体的一员。这个新兴的天体时代已不再属于历史的尺度范围。”

历史学的尺度是：把人类的活动和天体的活动区分开并由此来构造人类世界。人类（人类世界）曾经就是历史（希罗多德的世界）。人类（人类世界）已经成为天体的一员（人类世界成为作为天体的人的世界）。在此，天体是力量的标志，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变更和现代技术的到来。然而这是谁的力量？换言之，这是什么力量？是人的力量，还是现代技术本身“非人格化的力量”？

人类曾经就是历史，历史是人类的第二起源（人类先于历史），也即是如今正在普及全球的西方世界的起源。这个第二起源已经成为全人类的起源，因为西方世界已完成了全面的世界化扩张。西方人的起源是指：西方人的文字和理性思维，他们在理性的发展中，实现了自己所在世界的发展——地域扩张或实现非地域化运动。这是彻头彻尾的技术扩张，而西方的文字作为一门技术从一开始——起源——就是西方世界获得以扩张和征服为本的西方理性的基础。

历史作为人类的第二起源标志着一个世界——西方世界——的开——端，它在人类天体化的纪元已成为全人类共有的世界，就其全球扩张运动而言，这个世界已经完成或“实现”，因为它以全球性的扩张运动为特征。所谓完成也就是终结、完结、消亡或正在消亡（“时代的变更”）。当代技术实施的根本性变化就在这种完成中来临。这个伸向全球的世界，就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的世界，它在经过美洲处女地之后，实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即技术科学的世界。

人类成为天体以及技术科学的想像，不仅仅体现于当今人类能在地球范围内实现“至今为止只有天体运动才能实现的变化”。天体物理学家于贝尔·利弗斯在设想人类针对太阳最终消亡后带来的困难寻求解决方法时，曾假设一种人类加之于天体运动的技术干预。这个“虚构”同另一种非常“严格”的科学假设相比，各有千秋，这种“严格”的假设通过所谓第二生物圈的模拟科学和工业文化操作而盛行于媒体传播界。

西方世界的总体完成意味着它调动了一切能量：不仅包括了地质和地理的能量，而且包括历史－精神方面的能量；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它还将调动天体本身的能量。这种能量调动的结果就是：技术力量——首先作为人的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无法计算的、并在短期内无法预见的增长。然而如此西方世界的总体完成，却带来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人类越是强大，世界就越是趋向“非人化”发展。人类对自然——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本性——越来越多的干预明显地表示：人类的力量是一种摧毁人类（世界）、使人类自身非自然化的力量。但是这个论断的前提是：人类的本质是在世性，而在世性的特征似乎已被技术科学“世界”所摧毁；并且，人类的生物肉体本身也成为技术干预的对象；这一前提是一个临近的可能性。所谓“时代的变更”正体现在这种紧迫性中。只有从这个紧迫性出发，我们才能再一次提问：“人是什么？”“如果在世性即是技术性、技术的力量和行为，那么人类世界又是什么？”而且我们最终要问：“作为人类的力量——有力量的人类——的技术是什么？”

4.技术的问题就是干预的问题：无度和尺度、天体秩序和灾乱

利弗斯的论述和米歇尔·德基的一篇间接地回应利弗斯的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干预这个根本性的、而且是西方世界特有的问题。干预问题之所以出现在西方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来自一种和诡辩论对立（并存）的哲学传统。它指责诡辩论把逻格斯器具化，因而篡改了逻格斯的真理性本质，使之成为对大众观念强加干预的力量的工具。这一指责是和人们试图面对天地间的无度筑立一个尺度的悲剧性意向分不开的，在与天体的本质关系中，这种论点总是作为定理而出现，它把一切存在当作固定不变的存在者，并因此而推出诸如存在与变化的关系、感觉和理智的对立等问题。这种哲学立场至今仍然主宰着当代哲学言论，它试图在技术科学的理性范围内来分析技术－人类学的发展。

在这种哲学传统中形成的关于技术的特定理解支配着几乎所有的话语领域（哲学、人类学、科学、专家政治、媒体政治、艺术等等），这种理解建立在诸如目的和手段、主体和对象、自然和文化等对立范畴之上，并且只有在此类范畴的对立中才有意义。

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只能作为技术学成立的人类学——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对立范畴系列，并有废除这些范畴的可能。以往的历史学理性企图用这类范畴来把握技术实在，现在它们的过时是同人类的天体化分不开的（所为天体化就是干预问题，如果说《手势和语言》第一卷主要考察了人性的技术学根源，那么第二卷则同样从技术学的角度预示了人性的终结）。这些历史范畴的过时（我们将在第二卷中详细讨论过时的问题），是人类天体化付出的代价，它构成“时代变迁”的深层意义。变化的因素就是如今被作为体系、趋势、具体化或构架等理解的技术。变化引起混乱。混乱并不一定指灾难，而是指迷失方向。天体是向导。迷失方向就是失去向导。而向导只能体现为自身的差异（与众不同）、上帝、纲常、解脱末日，一句话，是首脑的混乱。差异在技术潜在的无限性中消失。人类受到自身力量的威胁，而且通过这种对自身本性的威胁，人类也威胁大自然本身。这是对“自然之本性的威胁，对存在的威”。

人类是否应当以人类中心论——它一直受到哲学理性（起初针对诡辩论）的批判——的名义抵制技术，也就是说，抵制人类自身的力量？所谓人类中心论即是:不仅断定人类有其“本性”，而且断定人类的“本性”或人类本身面临着毁灭的危险。从哲学上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个假设。人类是否构成生命变化的尽头、目标、目的或终结？或者说，自达尔文以后，人类是否发现了其他起源？人类中心论中真正需要批驳的，并非所谓“人类尺度”这个已经被废除的观点，而是把人类作为自然的目的——或者完成、终结——的目的论观点。

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人类在消亡的同时是否应当毁灭自然?人类中心论反对变化、注重存在有何道理？存在的问题是否应当从人类变化（维护存在）的问题出发来思考？甚或相反，这个问题是否应当作为自然和维护自然——尤其包含了维护人类的本性——的问题来思考？

和人类中心论相对应，“技术中心论”是否也会对自然构成威胁？尤其是否会对人类本性构成威胁?不过这个问题在此退居第二位，人类不必再以人类中心论的名义来抵制技术。技术中心论是指：技术为“自己”发展，它的发展以自己为目的，技术完全自立、自为法则，它甚至因此而为万物立法。这种发展一直被人们视为无度本身，即是异化的外力，它使作为自由存在的人丧失“自由”，在排除未来或变化因素的同时，终止时间。但是，技术中心论同样而且仍然属于人类中心论的一个变种类，因为它的实质就是要掌握并占有自然。

这里所说的自然首先是指人类的自然（本性）。西蒙栋把人作为技术机制的操作者，那么在技术成体系的、实现的具体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技术取消（或更换）操作者的可能性。探讨人类的本性首先意味着探讨人类的起源。这实际上正是人类学所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此要对这个问题本身的形式提出疑问。我们不再像人类学那样假设人类有一个固定的本性（或起源）。比如列维－施特劳斯就曾提出：人类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一个“不变性的问题”，它以“现代的形式提出了一个古老的疑问，即人类本质的普遍性”。我们之所以对勒鲁瓦－古兰感兴趣，恰恰因为他把人类学当作技术学来研究，这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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