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蒙培元
原编者按语：本文据蒙培元先生10月31日在由新加坡儒学会、联合早报、南洋孔教会、中国学会等机构联合举办的“儒学在新世纪的价值”讲座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语言文字风格更多地保持了发言原貌。
新世纪的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有些是未曾预料或难以预料的，但发生了，如“9、11”爆炸事件；有些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生态、环境问题。事实证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科学技术、经济手段是不行的，还必须进行文化价值观的调适。“全球化”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和尖锐了，迫使人类不得不进行认真的反思。
反思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调动人类一切文化资源，进行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学的价值是决不能忽视的。对此，我们东方人要有一种自觉意识。不仅要有本土文化的认同，而且要积极贡献于人类社会。这也是一种“全球意识”。
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初，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永远不能逃避的问题。但是，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以人类征服自然的方式被认为解决了。只是当人类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惩罚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意识到人类生存方式要不要改变。
首先的问题是，自然界有没有价值？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创造生命就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再进一步讲，自然界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价值之源。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目的性的，不是外在的，因果性的。也正因为如此，人对自然界有亲近感，有敬畏之心，有报本之情，并把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和谐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目的。这好象是一种很原始、很初级的文化，如同萨满教的“万物有神论”，其实大不然。
这就不能不回到文化传统。所谓生态、环境问题是西方首先提出来并传到东方的，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但西方生态学的提出，首先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进行反省、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人类中心论”、“认识的主体性”、“独立的自我意识”，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传统，“征服自然”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理性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而人的情感则成为纯粹个人或私人的东西。
首先是生态科学，进而是生态文化学，进而是生态哲学、生态宗教学，当这些问题陆续提出的时候，问题就不断地深入了。当我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的时候，才认识到，这正是儒学的基本价值所在。有意思的是，人们对于儒学的关注，大都着眼于社会政治层面的内容及其功能，并把儒学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儒学是否具有现代价值的重要标志。这与西方现代社会政治学说的发展、成熟分不开，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儒学作为多层面的文化传统，决不仅仅限于非自然的社会政治层面，正好相反，它的原发性的或原创性的理论价值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即使是它的社会政治理论，也是以此为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和理想追求的。在这里，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具有双重意义，而个体性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他是直接与天发生关系的，或者说，是与天直接“对话”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心灵与境界的问题，而不是一般科学文化层面上的生态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一种自觉意识，这可以说是儒家的核心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儒学没有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而否定它的价值。它能够在开放、包容的意识下吸收科学、解决现代化的问题，但是它不能被别的宗教所代替。如果真正有了这种自觉，就能够避免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问题。新加坡在这方面就作得很好，是一个典范。
儒学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终极性”的问题：只有宇宙自然界才是最高存在，它是无限的、永恒的，“与天地合德”才是人的终极关怀。天有超越的层面，但超越层面的价值之源是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不是超自然的创造主。人只能在身体存在中实现自我超越，提升生命，净化心灵，完成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自天地而来，又回到天地，这不仅是人生的命运，而且是人生的归宿。
儒学是理性的。儒学的理性是情感理性，不是知识理性，概念理性。儒学也讲形式，但是有内容的形式，而不是空的形式。仁是儒学的核心，仁的内容就是“满腔子恻隐之心”。在这里，没有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关爱万物、关爱生命，是一种伟大的道德情感，也是道德理性。实现普遍的生命关怀，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精神境界的追求。人对自然界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有一种出自生命的关怀，而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去控制、统治、占有、主宰，这样才能得到人生的乐趣。
天地生物是“无私”的，但又有等次之分，形成一个生命序列。在这一序列中，每一高级序列具有前一序列的要素，又有前一序列所没有的新要素，而人则居于最高序列。这一学说能说明两个道理：
一，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有一种连续性，人并不比其他生命优越多少。孟子的“人禽之辨”也只是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就那么一点点（“几希”），人没有权利统治和主宰万物。在“天地万物”这一点上，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与万物都是天地的儿女。张载说：“乾坤父母，民胞物与”，就是这一学说的最好表述，包涵着深刻的宗教精神。将万物看成是人类的朋友和伴侣，这就从深层生态学的意义上确定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程颢说：“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也是指平等地看待万物，看待自己。
二，人又是万物之“灵”，天下之“贵”。这说明自然界的生命进化是有目的性的，其目的就是人，人就是目的。天地只是生，人则有仁，其最初表现就是亲亲之爱，孝从根本上说是仁的发露，在社会层面上则表现为人间关怀，但仁必须扩充到自然界的万物，从自然到社会又回到自然。只有这样，才是仁的完全实现，人的心灵的全部畅开，“无我”的境界。
由此可见，人之所以为“灵”为“贵”，并不是居于万物之上，对万物实行暴力，而是关爱万物，养育万物，完成“参赞化育”之功，以此实现人的价值。“灵”与“贵”固然体现了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在于自觉地进行理性反思，将自己的仁心仁性推之于万物，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将万物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万物。朱子、阳明都说过“万物本吾一体”，他们都有普遍的生命关怀。这种生命关怀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性的真正实现。
这就再一次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只是认知关系，还有一种生命的情感联系、价值联系。价值不是由纯粹的认识决定的，根本上是由情感决定的。有一位探索自然奥秘的西方学者说过，认识中的自然是不完整的，人应当从情感中感受和爱戴自然。这话是有道理的。人类以自己具有知识而自豪，并对人类的认知理性充满了自信，以为能够获得自然界的一切真理，并将目的变成手段，对自然进行控制。其片面发展必然丧失人的本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的批判，不过是揭穿了这个秘密。
这就直接涉及到人类的生活方式问题。我们不能拒绝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到来，但是我们需要将知识变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媒介，而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人类的生活方式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最近，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金钱和财富并不能换来幸福。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有人说，儒家是“乐感文化”，但这并不等于盲目的“乐观主义”。儒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其最大的忧患就是：人民有疾苦而不能解救，万物遭残害而不能保护。真正的乐是万物“各遂其生，各顺其性”之乐，是体会万物“生意”而“上下与天地同流”之乐。这既是审美的，又是伦理的，是美与善的统一。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仰，是儒学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实现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境界，是儒学的最高理想。它将为21世纪人类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里，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是一种自限，关键在于能不能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