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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冰峰:年度最佳电影

2014-02-20 10:03:54 来源: Artforum 作者:董冰峰

Lucien Castaing-Taylor,Verena Paravel,《Leviathan》,2012*,彩色,有声,87分钟

去影院看电影,或看喜欢的电影,这一项再普通不过的娱乐活动,至今在中国内地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仍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国家管、控太多。无论是早年的“政治挂帅”,还是近二十年的唯市场取向,都使得内地的电影创作和电影生态异常畸形,难有稳定的和高质、量的发展。

2013年度,除去个人工作中对“独立电影”、艺术家电影和影像艺术展览的关注和整理之外,影院观影的经验其实乏善可陈。但如以2013年度游走国内外工作关系之余的一些影院经历,还是可以勉强整理出一些有意义或有价值的旧、新作品来,以为兴趣者讨论。

安杰依·瓦伊达 -《大理石人》

1月,台北光点。

几年前,曾经偶然机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标放蹭过半部瓦伊达的电影,记得是《福地》(1974),巨大银幕,放的是胶片还是磁带没有核实,但声画效果足够,印象深刻。1月台北公务,适逢台北举办“瓦伊达回顾展”,没有错过。

因时间原因,只能选择一部,恰好是《大理石人》。瓦伊达是“波兰学派”核心,评论多称其为“半部波兰影史”,实不为过。影片《大理石人》描写的是1970年代的一位略显神经质的、初出茅庐的女导演,查访、拍摄1950年代“共产主义波兰”时期的传奇人物、一位工人英雄的过程。

拍摄此片前后,适逢波兰政治“松动”,瓦伊达抓住契机,挑战题材禁区,来质疑和批评“共产主义波兰”的政治上的虚伪,希冀引发社会讨论和变革。影片中反复使用了历史新闻片的素材,和带有“真实电影”风格的手提拍摄,使得影片论辩严密 ,视觉效果节奏十足 ,从而完美完成意识形态颠覆之本意。
Andrzej Wajda,《Czlowiek z marmuru》,1977,彩色,有声,160分钟。

让-吕克·戈达尔 -《精疲力尽》

2月,赫尔辛基。

回看我的观影经历,可以分为“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以2000年首次完整看到戈达尔的成名作《精疲力尽》为例。但当年仅仅看到录影带就彻底转变,十多年后在赫尔辛基,才有机会正式观摩到胶片。

《精疲力尽》是在赫尔辛基电影资料馆的例行的每月经典回顾的节目,本月除去戈达尔,小津、黑泽明和众多欧洲导演的名作也都在此列,但《精疲力尽》对我意义非凡,能够赶上放映日期,的确意外之喜,以至后来整个观影过程一直处在恍惚状态。

《精疲力尽》是“法国新浪潮”的名作之一,也是戈达尔的首部长片。在这之前,他已经研究电影达十年之久。但同样,《精疲力尽》也是一部“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的电影,其中巴黎真实场景的拍摄和大量激进的剪辑处理都为后来者传诵。传说归传说,书本归书本,真实的效果是,把所有的经验和常识放大十倍,也不足影片巨大银幕带来的视觉震撼,大量镜头、镜头切换/剪辑的细节处理尤其清晰、强烈,而胶片保存状态之良好有如新作,谁说机械复制时代后的作品就没有了“灵光”。
Jean-Luc Godard,《À bout de souffle》,1960,黑白,有声,90分钟。

大岛渚 - 《仪式》

5月,高雄电影资料馆。

2013年初,日本导演大岛渚去世,“日本新浪潮”由此终结。话有些夸张,但大岛渚对“日本新浪潮”的创始和推动所承担的角色尤其重要和突出。高雄电影资料馆“克服万难”,大岛渚去世后不久就能火速策划组织“大岛渚·感官物语”回顾展,而且回顾展片单中居然就有当年获《电影旬报》十佳头名的《仪式》,也是个人非常偏爱的大岛渚的电影之一,太机缘巧合。

就个人经验而言,《仪式》也是大岛渚的电影作品中主题和结构最为复杂、晦涩的一部。电影制作的1971年,适逢反体制学运的低潮,战后民主主义也日显颓势,由此在《仪式》中展开的、对近25年的一个日本家族史(精神史)的剖析也符合当时时代意涵。

影片中的各色人物,主人公“满洲男”、共产党阿勇、右翼阿忠、战犯阿进、私生子(后自杀)辉道,还有那位至高无上的好色家长:祖父一臣,极具战中、战后日本社会写照。而大岛渚惯常的对性的“残酷”揭露和隐射也在《仪式》中可以说表现的淋漓尽致。日本电影史学家岩崎昶,在《日本电影史》中认为战后的日本电影,是一个“反动和省悟”并重的时代。 《仪式》中深刻的历史批判、省悟与激进影像的构建,或许正符合岩崎的这一主题论点吧。
大岛渚,《儀式》,1971,彩色,有声,123分钟。

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维瑞娜·帕拉韦尔 -《利维坦》

5月,光点华山。

电影史的“长度”也可以说就是纪录片史的“长度”。最近二十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或者说1980年代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作为记录和推进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发展(长期)的作用不可估量。而最近十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更是迅猛发展,无论题材的发掘、美学的明确或更为重要的社会“介入”等层面的努力,贡献突出。但相反,公共层面的主流电视台和影院,可以播放的纪录片数量其实都非常有限,尤其后者。或可以说,纪录片在中国的电影市场/票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近几年,无论民间影展、大学和一些官方的学术机构,也对纪录片、纪录片历史及理论的关注和整理也越来越多。而中国纪录片与国际影展(理论界)的交流也日益呈现丰富和多元化趋势。《利维坦》就是去年始横扫各大国际(纪录片)影展、好评如潮的一部纪录片,也因为其突出的实验精神与美学创新,包括极大拓展纪录片创作的边界及可能的方向,提供了令人赞叹的案例。当然,理想的建议是在影院观摩。

但对于中国内地,纪录片和“实验纪录片”的创作和研究,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尤其将这个工作,放置在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及其问题的现场中,是记录还是“实验”的矛盾和意义或许时刻隐、现,但值得严肃对待。
Lucien Castaing-Taylor,Verena Paravel,《Leviathan》,2012,彩色,有声,87分钟。

阿方索·卡隆 -《地心引力》

11月,北京某imax影院。

《地心引力》是今年不多的几次内地影院经验之一。

如果说《地心引力》前面近95%时长的“太空漂移”的视觉、感官描写,只是为了烘托后面5%时长的“落地”、回归的现实的重要意义的话,那影片主题所可能、或许阐发的涵义就被好莱坞通常的“happy ending”公式所彻底摧毁,变得毫不足道。当然,要和库布里克那部伟大的、1968年制作的《2001太空漫游》相提并论,也更是十万八千里了。

影片的全部卖点和重点,即在于特效。如果说影片是借助当下最为先进的摄制和后期技术,也包括对影院观看的观众的视、知觉的最大可能的拓展(消费)的话,那影片至少及格。但如果在消费之余,可能就影片美学及其可能潜藏的政治意涵进行讨论的话(也比如对这位墨西哥导演前面的作品留有好印象的话),就非常的有限了,也是这部(商业)影片的最大遗憾和不足。至于影片中所描写的“天宫”和“神舟”等迎合中国观众/票房等元素的努力和策划,也更显画蛇添足。绝对反面教材。
Alfonso Cuarón,《Gravity》,2013,彩色,有声,91分钟。

董冰峰:策展人,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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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术馆“热”遇上当代艺术的理论危机

2019-02-24 14:38:28 来源: 卡塞尔 作者:张营营

 

文︱张营营

在今天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中,私人和民营美术馆在中国经济持续紧缩的情况却下呈现出一种异常“繁荣”的景象,“酒店型”美术馆、“商店型”美术馆、“艺术型”美术馆、当代艺术中心、艺术研究所、基金会等机构层出不穷。这些具有不同表征和气质的美术馆机构都有着不同的发生目的和艺术理念,这些目的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术馆”这样的一种艺术文化形式的存在。在本质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势头与开端?

从艺术外部看,美术馆不同于其他社会产业,它的兴起与消失并不直接影响任何经济上的增长或下滑。它们今天的出现更像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一种理想的平衡方式,即在经济动荡期,借以美术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产业园为代表的艺术文化机构生产出一些唯美的视觉文化现象,配合着电视与视频平台推出的娱乐节目和短视频等一道,在公共社会生活层面上实现公众精神上的“富足”,来转移公众对稳定物质与真实精神的需求。这些虚拟的视觉文化表象,几乎掩盖了所有事物的本质。也由此,公众进入了一种对真实现实的遗忘、麻木与焦虑,甚至引导公众进入了一种思想上的休眠。

从艺术行业内部来看,越是表象上的光、鲜、亮,就越可能代表了其本质上艺术核心价值生产力——艺术理论的缺失,即艺术内部能量的不足。对艺术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或许艺术家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那根不可或缺的“精神拐杖”即艺术理论做支撑了。那些让艺术从业者们几十年都津津乐道的、既服从又批判的、从艺术的领土上生长出来的社会思想和专业艺术理论,它们提供了艺术行业几十年的信心。

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人就要白手起家了。

美术馆“热”与独立艺术个体

如何看待美术馆的兴起?我们是要站在艺术生态链条的需求中看待?还是从美术馆创始人特殊的个人情况中用一种至下而上的视角来看待?(这种视角里中充满了合理性。)还是将这种现象统一安置在中国市场资本流动的大潮中来看待?抑或是脱离整体经济环境,从一种理想性上来看待美术馆的兴起?因为美术馆有权利只跟艺术发生关系,它也可以只是关乎人类精神情感和对美学的追求,如此我们就可以撇开凌乱现实的压力,只考虑“美术馆的兴起”与“艺术”的关系了。(当然,这样讲只是为了突出美术馆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纯粹性,一个社会机构也不可能完全切断其他的社会联系。)

今天美术馆和艺术机构虽然数量上增多,但在运营方向上却面临着严重的迷茫,这些迷茫不是制造些“繁荣”的展览景象可以化解的。从未来的角度看,这当然只是一个过程,但我们如何更好的度过这个过程呢?艺术家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当今艺术世界中的“理论危机”、“美术馆热”与“博览会热”的艺术现象呢?

“危机”,来自中国乃至全世界当代艺术理论的缺失,及客观艺术批评的缺席。艺术家的创造也因此失去了核心的精神支撑,即那个理性、中肯、代表整体艺术家需求的深层艺术逻辑...。这种逻辑在未来再次发生的可能,我想首先是一种“空间”的拓展(观念和意识),但它一定不是某个个体的行为,而是一个相对思想独立的艺术家群体(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画廊主...)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的集体指向。当有了“空间”,危机背后可能就都是机遇。

美术馆的资本、价值根基与“剩余空间”

国内大多数的美术馆在内容范围和运营模式上几乎都处在同一种标准之下,大多是顺应了一些既定的美术馆的行驶范围,它们基本是西方相对成熟的美术馆体制中沉淀下的一些经营内容,如:常规的学术展览、历史对话展、新媒体艺术活动、现场表演、讲座论坛、出版物、艺术教育、艺术品商店、咖啡厅、外事活动、建筑、时尚等等。这是今天美术馆要共同面对的艺术难题。当然也并非所有美术馆都具有相同的经营内容,而是各自都希望自己拥有不同的发展、研究与展示方向,既在其自定义的要求下实现的美术馆的差异性。

美术馆数量的增多,必然代表着展览空间整体上的扩张,这种扩张在目前国内艺术生态成长的初期阶段,一定程度上让艺术家、策展人和美术馆馆长感到些许焦虑,因为谁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同时拥有这些职业展览空间的经验、资金与权力。这些数量多、规模大的豪华专业空间到底该拿来做什么?怎么做?这其中有诸多细节需要定位,机构的制度也要重新建立,并找到自己的运营系统,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支撑机构持续存在的一种“必要性”——即美术馆的“价值根基”。这种“价值根基”不是资本或游客的回流与增长,而是被放大了的藏家个人、馆长、策展人,或者一个美术馆团队价值观念的确立与在未来的影响。

美术馆空间是在城市建设、建筑行业、私人囤积的资本、国家政策、个人理想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落成的。有时美术馆内的一个咖啡厅、天台或者一间储物室的面积大小就堪比一个独立空间或者一家小型画廊了,它们足以支撑一个年轻艺术家做个展所需的空间面积,而事实上它们却不能成为一个展览空间。许多小的独立空间由于资金和场地的问题通常很难持续经营下去,而美术馆内剩余的空间通常多到无法也无精力将其充分利用和定位,因为美术馆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美术馆的名声和生存上了。美术馆内的剩余空间与独立艺术空间之间的资源差距,有时也很像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中金钱的距离。

大量的剩余美术馆空间的出现,大概也是今天“泡沫艺术”的始作俑者之一吧。即使其初心是怀抱美好的艺术愿望,但依然无法抵消大多数美术馆几乎无暇为短时间拓展的艺术空间建立一个公共的、良好的艺术生产机制而努力的事实。明星艺术家们的展览门票一高再高,而本质上却极具浮夸与思维无主,艺术与作品的输出有时也脱离了现实。这种现象似乎与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资本家农场主为了节约成本宁可把牛奶倒掉也不投入市场的行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然,国内严苛的审查制度也是美术馆经营的一大主要难题,这让公共层面上的艺术家思想变得平庸。 

美术馆,一个“高阶”的服务机构

美术馆的大量兴起与其所需的制度更新、艺术创造,以及核心专业人员的配备需求,目前都不成正比,说到底是人才的匮乏,因为不是所有具有专业艺术教育背景的人都可以完成这一项在今天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学术方向上掌舵的馆长与策展人,既需要对广而深且具体的专业知识进行系统性的消化,又要有自己在经验和思考中获得的对美术馆的认识,能够提供“美术馆可以是什么”、“它应该承载些什么”,以及“它在未来该有的样子”等美术馆自身的设想,以及强烈的个人愿望。

美术馆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下算是一个“高阶”的服务机构,因为它不像一个连锁商店那样仅为满足在大众中的普及。今天的美术馆早已从以往贵族的神坛上走下来,转化为一种较为普世的、拥有朴素价值观的公众展览馆。其实美术馆本应更加理想化和注重精神上的自我追求与建立,因为它原本就是一种公共精神,但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被遗忘,也或者说根本就不在记忆中。

美术馆应该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城市的文化建设;服务于同时代艺术家的创作及连续性设想。美术馆与艺术家的关系,有时就像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它需要了解并尊重艺术家成长过程中微妙的性格变化,与成长中所展现出的某方面的才能,并为艺术家提供表现和深入个人创作能力的机会。有时,美术馆和艺术家之间又是一种竞争关系,因为到底是底蕴深厚的美术馆为艺术家提供了确定其专业性的机会,还是强大而丰富的艺术家思想为美术馆提供了专业上的强有力支撑?

美术馆信念的养成与中国年轻艺术家

或许中国的美术馆不应只专注于展现西方成功艺术家的大型综合展览,更应给身边活着的年轻艺术家机会、时间、空间与资金,他们同样可以为美术馆、为公众提供一场精彩而不可复制的视觉与思维活动的现场,并与策展人一起。只是,大多时候我们的资源与时间都流向了那些已故的或者功成名就者,当然他们提供了真实的个人艺术价值,那些靠时间与历史的实践积淀下的学术成果,全球共享。但如果只关注那些已逝的、历史当中的艺术家,美术馆展览实践的可持续性要如何保证呢?或许把一些资源分配给同期成长的身边的艺术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彼此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与对可变细节的讨论。一个展览可以体现与渗透思想的地方往往是在通过对细节的探讨、斟酌、反复与敲定的过程中,这不是直接拿来一个完美的“艺术现成品”安装在空间中可以取代的。这也是一个美术馆信念养成的必经之路。

当然,美术馆作为一个对艺术有普及作用的社会机构和场地,它需要把世界上及历史中好的艺术事物尽可能多的分享出来,以填补中国当代艺术圈在审美水平上的参差不齐。对于这些教育性、普及性、共享型的艺术知识,以及提高公众普遍审美的社会需求,只有美术馆的工作可以着重来完成。

小结

西方美术馆曾经走过的路和已经拥有的眼光、服务和态度,以及它们对“艺术与公众”、“公众与社会”、“社会与艺术家”、“艺术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丰富理解,我们都可以参考和借鉴。假如某一种个人所需的服务方式在西方经验中是没有的,那就去创造出这种方式,来进行国内新型美术馆的系统完善与更新。

备注一:

上述言论仅代表我个人的一种理想化的推理。历史永远不可能以某个人的设想而发生,我欣赏所有历史中的突变,我也相信它每一次转变的开端都是残破的,但肯定也是美的。如果历史总是在人类的经验逻辑中发生,那它该有多么的无聊。

备注二:

思想独立的艺术群体,是指那些有能力脱离现实中艺术环境的虚假和浮躁的人,他们能将对艺术的思考独立于或保护在自己创建的认知系统(小的艺术生态)中,进行持续艺术创作的艺术家、策展人和评论家们,他们实践的标准均来自个人内部,而不是外部,或者少受外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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