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的艺术基金会的背景介绍
1981年中国出现第一家基金会。之后陆续开始成立各种类型的基金会。到2003年，按照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统计，中国的基金会数量达到了954个。这一时期的基金会绝大多数都具有非常强的“政府背景”。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基金会要么是政府直接创办，要么是在政府同意下得以成立的。政府寄希望通过基金会的渠道来募集民间资金以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或者扶助相应的弱势群体。在此期间，也有一些相对独立的高校基金会（如北京大学于1995年成立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名人基金会出现1。对于艺术基金会来说，先后有潘天寿基金会于1984年和北京市黄胄美术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于1989年成立，它们的成立虽然都是通过名人的影响力促使政府批准了基金会的成立，但是这些艺术基金会都是由名人或其家属亲自创立并出资、没有政府财务拨款、独立运作并依赖专业委员会和专家对艺术创作、研究、展览、批评及其他活动实施资助或自主运作，同时也承担与专业相关或利用自我的专业特色而进行的社会公益活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所释放的公共空间逐渐拓展，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积累加速，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慈善需求极大地刺激着民间资源介入公共领域的渴望，允许社会力量设立基金会的呼声渐高，并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和认可。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让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得以破茧而出。该条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制度变革之一就是确立了基金会的新分类方法：以是否公开面向社会募捐为标准，将基金会区分为公募型和非公募型两类，并在具体规则制定上予以区别对待2。根据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在2004年以前成立的类似于非公募基金会的高校基金会、名人基金会以及少量的其他基金会重新登记为“非公募基金会”。中国的“公募基金会”基本上都具有官方背景，而“非公募基金会”相对于“公募基金会”而言官方背景较弱、有较强的独立性。截至2010年10月12日，全国共登记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达到924家，与2005年的253家、2006年的349家、2007年的436家、2008年的643家相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期，公募基金会的增长数量为：2005年721家，2006年中国艺术基金会发展报告795家、2007年904家、2008年943家、2009-2010年10月12日1001家。如图所示，自2005年对于基金会分类统计以来，非公募基金会的增长速度一直超过公募基金会，并有逐年加快的趋势3。
从登记的级别来看，截止2010年10月12日，全国共有非公募基金会924家，其中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58家4，地方登记的866家。地方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占总数的94%。已经成为主力军
在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基金会从事公益活动的领域呈现出了非常不均衡的态势。《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5是这样分析的：“基金会的宗旨和资助方向以教育和传统的救灾、济贫、救困、助残等传统慈善事业为首选，促进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为其次，其他领域诸如环境保护、艺术文化、社区发展、政策倡导和公益支持等，则少人问津。
以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截至2008年底共39家）为例，主要以教育为宗旨和业务范围的为8家，分别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宝钢教育基金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另外业务范围中包括教育内容的还有9家：南航“十分”关爱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心平公益基金会、海仓慈善基金会、国寿慈善基会、人保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天诺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计占总数的43.6%。
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救灾、济贫、救困、助残等扶助弱势群体的有12家，分别为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南航“十分”关爱基金会、人保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天诺慈善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心平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远慈善基金会，占总数的30.8%。
宗旨和业务范围中主要内容为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有2家：马海德基金会和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有6家：心平公益基金会、国寿慈善基金会、南航“十分”关怀基金会、人保慈善基金会、天诺慈善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合计8家，占总数的20.5%。
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括促进科学科技和科技人才培养的有7家，分别为：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华侨茶叶发展研究基金会、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发展基金会、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周培源基金会，占总数的17.9%。
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有政策倡导的有4家，分别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凯风公益基金会、心平公益基金会，占总数的10.3%。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促进艺术发展的有3家，分别为：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田汉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占总数的7.7%。
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有环境保护内容的也有3家，分别为：国寿慈善基金会、海仓慈善基金会、人保慈善基金会，占总数的7.7%。
社区类基金会仅有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一家，占总数的2.5%。公益支持类也仅有一家：南都公益基金会，占总数的2.5%。”
在上述所论及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促进艺术发展”的3家中，符合本文所说的狭义类艺术基金会的只有2家：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和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占总数的5%。根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的中国社会组织网 (http://www.chinanpo.gov.cn) 的资料显示，从2008年底至2010年10月12日期间，没有新增国家级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这个数字依然保持为2家，占全部58家的3%。也就是说，从李可染艺术基金会1998年成立以后，民政部再无一家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成立。
目前来看，非公募基金会的主要活动领域依然集中在解决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各种公共物品的需求。据刘太刚（2009）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10月，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共有101家。从基金会涉及的公益活动领域上看，上述101家非公募基金会中，教育领域的基金会38家，占37%，综合公益（即涉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基金会有28 家，占28%，其次是扶贫领域的基金会，有17家，占17%；再次是助老领域的基金会，有6家，占6%；其它领域的基金会有12家，占12%。徐永光（2009）认为目前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扎堆于传统慈善领域，对于某些领域的过分集中，既易使这些领域出现慈善堰塞湖现象，也使慈善资源无法真正适应社会需求。这样的状况，一方面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产生时间还太短，对于活动领域的认识全面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基金会的创办人对于活动领域的考虑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创办人非常看重活动的成效，因此会选择比较容易见效的领域，而那些传统公益领域已经得到了公众的高度认可。第二，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别是那些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在成立之前的捐助领域与基金会成立之后的活动领域大多保持着某种的连续，这样的路径依赖体现了在创办人影响下的一贯的公益理念6。
通过分析在民政部登记的由企业和企业家创办的20家国家级非公募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发现，几乎所有的企业基金会都集中于传统慈善和教育领域，没有一家基金会涉及文化艺术领域。
2 中国与艺术相关的基金会的情况介绍
在中国，与艺术相关的基金会，根据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来分，共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宗旨和业务范围主要为促进艺术发展的非公募基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有促进艺术发展的非公募基金会，以及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有促进艺术发展的公募基金会。本次论坛所讨论的是以关心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为主的非公募基金会。与关心文物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不同，这是完全关注“人为创作”艺术的非公募基金会；与由政府拨款或者主导的公募基金会不同，本次论坛主要讨论的是非政府组织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当然，在研究具体问题时，我们既不排除其他几种基金会在业务上与本次论坛主题相关的所有内容，也不排除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合作。
第一类，宗旨和业务范围主要为促进艺术发展的非公募基金会。这类基金会在中国共有9家，分别是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北京市黄胄美术基金会、潘天寿基金会（浙江）、北京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和广东省林若熹艺术基金会。这9家将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重点。
第二类，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有促进艺术发展的非公募基金会。包括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北京歌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会、北京友好传承文化基金会、北京华亚艺术基金会、北京观复文化基金会、北京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北京市搜候中国城市文化基金会、上海东方文化艺术基金会、天津市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广东省文物保护基金会等。
第三类，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有促进艺术发展的公募基金会。这类基金会比较多，既包括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华侨经济文化基金会等以发展文化为主的国家级公募基金会，也包括一些由地方的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成立的以发展文化为主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如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湖北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等，同时一些大型的公募基金会，如红十字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包括国家级及其省市分会）等，由于其业务范围广泛，也会开展一些文化艺术活动，但这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此外，由于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特别是文化类基金会比较艰难，一些有志于赞助艺术的个人或民间机构，会在他认可的已经成立的基金会下设立专项基金，接受捐赠，开展艺术赞助活动。这种专项基金分三种情况。第一，在公募基金会下成立专项基金。比如在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下设有“当代艺术发展基金”，该专项基金下再分有6个小基金，分别是“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798艺术基金”、“北京当代艺术推广专项基金”、“艺术北京专项基金”、“周昌新艺术专项基金”、“中国现当代美术文献研究专项基金”。第二，在高校成立的教育类非公募基金会下设立专项基金，这主要是由该校的艺术院系或艺术类研究所设立，其目的为接受社会捐款。第三，在一些文化类或艺术类的非公募基金会
下设立专项基金，如在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下共设有9个专项基金，分别是“萧淑芳艺术基金”、“震后造家专项基金”、“汉画专项基金”、“吴作人研究专项基金”、“艺术史专项基金”、“中国艺术批评基金”、“艺术与文化政策专项基金”、“青年策展人发展基金”和“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专项基金”。吴作人基金会对于这些专项基金的管理也分为两种模式，一种在项目选择、实施以及基金管理、运作等方面，主要由吴作人基金会根据捐赠者的要求制定和实施，如“萧淑芳艺术基金”；另一种则是一种自筹自支自管的较为独立的专项基金，在项目选择、实施以及基金管理、运作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其决策权归该专项基金的管理委员会。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在中国大陆以外成立的基金会，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也包含了促进中国大陆的艺术发展，如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基金、黄苗子郁风慈善基金会，在英国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在美国成立的长征艺术基金会等。通过调查发现，2009-2010年间与艺术有关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成立情况较以前有很大改善。以北京为例，在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基金会中，我们一共提到了11家北京市（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不包括两家国家级非公募艺术基金会）。其中从1981-2004的24年间共成立有3家：北京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1988）、北京市黄胄美术基金会（1989）和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2001）；2005、2007和2008每年分别成立一家基金会，分别是北京市搜候中国城市文化基金会、北京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北京歌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会；2009到2010年10月12日不到两年间，已经成立了5家基金会，其中2009年成立3家：北京华亚艺术基金会、北京友好传承文化基金会和北京观复文化基金会，2010年2家：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和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
通过下列一组数字可以看出2009-2010年北京市的与艺术有关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增长情况
此外通过基金会的注册地点和活动区域的对比，很清楚地发现，上述论及的三类基金会都主要集中在北京，这是由北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其次上海、广东，然后再逐渐分落在其他省市。在上述所提及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基金会（不完全统计，暂以19家为例）中，全国2家，北京市13家，上海2家，广东2家，浙江1家，天津1家。作为对比，列举一下中国的整个非公募基金会的地域发展情况：截至2008年底，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共39家，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前五名的分别是江苏115家，北京75家，福建71家，广东54家，上海50家7。全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这种地域分布情况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一致的，东部沿海省份企业家群体的规模直接影响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但这种分布却又与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的分布情况略有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家对文化艺术类的关注度较低
3 宗旨和业务范围主要为促进艺术发展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情况
上文提到，宗旨和业务范围主要为促进艺术发展的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共有9家：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北京市黄胄美术基金会、潘天寿基金会（浙江）、北京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和广东省林若熹艺术基金会。此处着重从成立时间、注册地域及所在地、创立者及原始资金来源、业务主管单位、宗旨及业务范围、获捐来源、资助及公益活动领域等七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基金会的建立及发展情况。
4 中国艺术基金会的现状简析
从1981年出现第一家基金会至今已近30年。30年中，在中国的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指宗旨和业务范围主要为促进艺术发展）仅有9家，其中运行3年以上的基金会仅有6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透过对这9家基金会的基本信息的采集，初步分析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创办主体的角度来分类，上述9家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以名人冠名的非公募基金会（5家）和由机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4家）。前者包括吴作人、李可染、潘天寿、黄胄和林若熹基金会；后者包括由国有文化产业集团（歌华集团）成立的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由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成立的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和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另外北京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是由刘迅发起成立、依托于国际艺苑运作，后改由国有文化产业集团注资重新登记。
4.1 基金会的成立
从基金会成立的数字之少以及创立者的情况来看，基金会的成立与发起人的社会影响力直接相关。在2008年以前成立的6家基金会都曾经历过艰难的申办历程，尤其是国家级基金会的申办更为不易。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筹备了1年多、得到了业务主管部门统战部和挂靠单位民盟中央的支持之后，仍然无法完成注册，最终通过吴作人先生的影响力，由新华社内参反映吴作人基金会的困难，才最终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获得批准。李可染基金会是在199年9月由中国画研究院（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倡议建立的，在办理的过程中恰遇中央整顿社团冻结审批，直到1998年3月24日经国务院总理朱基和罗干、李铁映、李贵鲜特批，方得以成立。
4.2 基金会的业务开展
4.2.1与设立者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以名人冠名，还是由机构成立，基金会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对设立者的研究或为设立机构服务的目的。
在以吴作人、李可染、潘天寿、黄胄四位艺术大家命名的基金会中，其中李可染和潘天寿基金会是由家属出资或与其他机构共同出资创建的，两个基金会都将“发扬李可染爱国奉献精神，研究李可染学术思想和艺术遗产”和“为纪念潘天寿对中国美术事业的重大贡献，研究、继承和发扬潘天寿艺术成就”明确写入基金会宗旨中，也将之作为基金会的工作重心。吴作人、黄胄基金会是由艺术家本人亲自创建的，在艺术家主持基金会工作期间，都基本不涉及对自己艺术的研究和展览，比如黄胄基金会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筹建和支持炎黄艺术馆9的工作，吴作人基金会是颁发吴作人艺术奖以资助美术创作、史论研究及美术院校教学等。在艺术家本人去世或不能主持工作后，基金会把开展创建者的艺术研究、出版和展示的工作逐渐提到重要的位置，其中黄胄基金会在1997年以后以研究和展览黄胄艺术为重心。从目前这些基金会的业务开展情况可以看出，对这些基金会的创建者（或命名者）的艺术研究和展览活动成为基金会的主体业务。吴作人基金会在1990年代中后期和2000年代中早期（吴作人先生病重期间和去世后）也把业务活动较多地集中在吴作人研究、出版和展览上；但到了2009年以后，基金会再度加大了对其他领域的资助与参与，吴作人研究作为基金会的一项长期工作，所占比重已经越来越小。
而由机构成立的基金会，基本都是依托发起机构开展活动的，以促进发起机构的文化建设为任务，带有较明确的为机构产生社会效益的指向。比如北京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的早期主要活动是依托北京国际艺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的，活动都得到了酒店的全力支持，而基金会活动的开展为酒店的宣传起到了极好的促进作用。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依托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作为歌华集团文化中心下的基金会，主要支持歌华集团自己的文化活动。民生银行新成立的两家基金会都逐步将基金会任务指向为民生银行捐助运营的炎黄艺术馆和创办的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发展服务。
4.2.2 与营业所在地之间的关系
除吴作人、李可染基金会外，其他几家艺术类基金会都是以美术馆或艺术院校作为注册地，因此注册地就成为了基金会的发展平台，业务活动多围绕注册地开展。比如潘天寿基金会注册在潘天寿纪念馆内，该馆位于中国美术学院校内，因此潘天寿基金会的资助领域（如潘天寿美术奖和潘天寿奖学金）就以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为主。广东省林若熹艺术基金会注册在广州美院校内，其第一次奖励也是奖给广州美院的研究生。而其他以美术馆为注册地的基金会，主要业务都是围绕着促进该美术馆的建设与发展这一主要目标。当然，基金会可以在这些美术馆或艺术院校注册，本身也说明了这些机构对于基金会的支持，和他们与基金会之间形成的良好、长期的合作关系。
4.2.3 与基金会领导之间的关系
基金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基金会负责人的能力和资源。比如吴作人基金会的前两届理事会领导成员艾中信、刘迅、侯一民等都是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在他们领导基金会期间，基金会关注的重点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到了第三届理事会，基金会的领导班子几乎全部由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组成，在他们的带领下，基金会在艺术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早期的艺术史论奖建设发展为包含古代、近现代、世界艺术史等各方向的艺术史研究资助计划，并发起建立了“中国艺术批评基金”。潘天寿基金会早期的资助活动主要以浙江（中国美术学院）为主，在潘公凯担任中央美院院长后，基金会的资助领域逐渐将扩大至全国范围。
4.3 基金会的募捐渠道
由于社会没有形成普遍的赞助艺术的风气，很多企业家和富人把艺术看成是使自己的财富进一步增长的工具，却鲜有出于纯粹的非营利目的的支持。在这种大环境下，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的募捐一直非常困难。
由机构成立的艺术基金会一般以发起机构对基金会给予资金支持为主，也有通过项目向政府募集项目活动经费，将结余部分留作基金会资产的办法。
募捐最为困难的当属名人类非公募艺术基金会。通过对这5家名人类艺术基金会的调查发现，募捐渠道几乎全部来自名人自己及其家属的，有黄胄基金会和广东省林若熹基金会；大部分来自名人及其家属的，有吴作人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20年中有58%的捐款来自吴作人及其家属，27%来自其他个人（包括吴作人的朋友、学生、艺术家），15%来自机构（包括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此外，李可染基金会的捐赠来自家属、个人以及机构三方；而潘天寿基金会则全部来自潘天寿先生的学生、朋友的画作捐赠变现所得。由此看出，对名人基金会最大的支持，还是来自家属和名人的学生或朋友，企业的支持非常少，即使有，也多是资助某个具体的展览活动（特别是名人的艺术展，如李可染百年诞辰展等），因为这样的活动往往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赞助企业可因此获得社会效益。当然，艺术基金会因其特殊的专业领域，其募捐渠道相对其他类型的基金会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就是向艺术家募集作品，拍卖变现。潘天寿基金会和吴作人基金会都先后采取过这种方式，对于当时基金会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作用。
4.4 基金会的资助及公益活动领域
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的资助及公益活动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向。第一，对创建者（或命名者）的怀念（包括对其艺术的研究、出版和展览）或促进创建机构的发展。这几乎是所有基金会的必有活动。
第二，以评奖作为主要资助方式。在名人基金会下多设立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奖项，这些奖项多与名人所从事的美术领域有关。吴作人先生是一位风格全面的学者型艺术家，且特别重视史论的研究，“吴作人艺术奖”的奖励对象为1、艺术创作，包括国、油、版、雕、壁；2、艺术史论；3、艺术新人。萧淑芳女士是一位杰出的女性艺术家，“萧淑芳艺术奖”的奖励对象是有突出贡献的女性艺术家。黄胄擅长以水墨描写西部，“黄胄美术奖”的奖励对象是描写西部风情的国画家。潘天寿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和国画家，“潘天寿艺术奖”的奖励对象为1、艺术理论；2、艺术创作（以国画为主）；3、艺术教育（在校学生）。与前面三位艺术大家的基金会相比，国画出身的林若熹将自己的奖项定位于奖励和资助初出校园的青年国画家。
第三，几乎所有的艺术基金会都会主办、协办或赞助一些展览活动，促进中外交流。这些展览多以经典艺术为主。
第四，除了上述三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些艺术基金会放眼全局，开展一些致力于促进中国艺术全局性发展的资助与支持工作，如吴作人基金会近几年来增加了对古代-近现代-世界艺术史研究的支持，以及艺术批评、艺术管理等方面的资助。
第五，基金会还会开展一些公益慈善捐助或救灾行动。如李可染艺术基金会于2008年为地震灾区捐款30万元；吴作人基金会参与发起和资助的“震后造家”行动，组织了12个建筑师事务所为震后农民提供住宅方案。
4.5 基金会的运作方式
绝大多数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都是运作型基金会，也有少数是运作与资助并存（如吴作人基金会）。之所以多以自我运作为主，可能是这些基金会主要开展的活动是以对创建者的怀念或促进创建机构的发展，以及评选以创建者名字命名的奖项为主。这些活动的范围比较小，与其他机构或个人合作的空间不大。吴作人基金会过去也以自我运作为主，近年来拓展了与艺术界各方面的联络与合作，搭建专项基金平台，资助型项目也因此逐步增多。
4.6 基金会的独立性
由机构成立的基金会虽然有机构的支持可以减少筹资压力，但也因此会对发起机构产生较强的依赖，在资金的管理和业务的开展上会受到一些影响，独立性较弱。名人类基金会虽然普遍存在筹资能力弱的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基金会资金多是由创办者自己或其家属筹捐，因此在运作和决策上也就具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更能体现名人创办基金会时的宗旨和目标。当然，名人本人或其家属对基金会的影响力也因此增大。在这5家名人类艺术基金会中，除了吴作人基金会的三届理事长都是由美术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艺术理论家担当之外，其他4家基金会的理事长都由名人家属担当（吴作人家属担任了第二、三届秘书长）。由于主要是自己出资，因此名人家属对于基金会格外珍惜和爱护，在基金会的财务上往往比较自律。但家族色彩过重，有时又会妨碍基金会吸引专业人才的进入。一般来说，在基金会初创和发展期，名人本人及其朋友、学生和支持者是基金会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但在“后名人时代”，名人本人过世，那一代支持者也相继老龄化以后，名人基金会若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就要加强公共化建设，向专业化管理方向转型。在这方面吴作人基金会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总结
艺术基金会在中国是一种新生的事物。无论是艺术类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目前在中国都面临着很大的筹款压力。其中税收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还没有一个艺术类的基金会有全额捐赠免税的优惠待遇，这对基金会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国的艺术基金会普遍规模不大，对于艺术的资助能力有限。所以目前在中国，许多艺术机构和艺术活动仍然依赖于政府财政拔款。近些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政策是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各级政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都设有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并积极推动原有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如美术出版社、表演院团等的转企改制，这使得原先以中国文化事业单位为主体的中国非赢利文化艺术事业出现了机构和财政的真空地带。文化产业可以获得政府引导奖金的支持，但政府对非赢利艺术事业的赞助却极为有限。从上面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处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建立完善的艺术赞助体制还有待时日，这为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尽管当前中国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经济结构还没有具备建立艺术基金会的前提条件和社会基础，但是，由于艺术基金会是非营利运作和专家决策，具有无法代替和估量的第三种文化创生力量，即在政府的公用利益和市场的盈利企图之外，完全根据艺术事业自身的发展需要去启动基础性项目，实施艺术中的功利（一时没有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项目，弥补尚未被社会意识所关注、却有专业价值的项目，紧急处理和垫付临时重大项目的关键启动经费（如吴作人基金会资助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申办工作），培养人才，资助艺术创作，鼓励探索性艺术活动，发掘并富有远见地开拓专业性艺术发展方向等等。虽然艺术基金会这个行业目前对整个中国艺术的发展还不能起到足够的作用，但是它所起的作用和发展的可能性是指向未来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是有前途的！
1、摘自董强、李小云的《民政部2009年社会组织理论研究部级课题报告》（2009年10月8日）
2、摘自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2009年7月）
3、2009-2010年10月12日的数字来源于基金会中心网 ，2005-2008年的数字
来源于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2009年7月）
4、截至2010年10月12日，基金会中心网 显示，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
共有58家，而中国社会组织网 则显示为57家。本文使用基金会中心网的数字。
5、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2009年7月完成该报告。
6、摘自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2009年7月）
7、以上数据来自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 （2009年7月）。
8、炎黄艺术馆是由黄胄先生发起创建的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旨在收藏和展览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
术品，为海内外艺术家、收藏家提供艺术交流的场地。1986年始建，1991年9月28日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