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艺术家精神焦虑的品种上又多了一个关键词——“拆迁”，久违似的“流浪性”感觉似乎又回到了这个已经不那么习惯进行精神上有力思索的群体。
在商品消费高度发达、艺术品牌化以及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艺术家整体的境遇仍然没有变化与得到相应的重视——这是艺术区此起彼伏的“拆迁”之声提醒我们的唯一有价值的发现与追问。
处于城乡结合部的艺术区被增长被“拆迁”之前，两次网络自发性的救助诗人何路以及画家女儿汪瑶事件都一再提示了这个群体边缘化生存境遇，只不过因为是个案一时遏制了人们对于这个群体问题的更多深入思考与探讨。
在腾讯网2009年度大盘点中，“被、回家难、开胸验肺、邓玉娇、楼脆脆、钓鱼、70码、幼女、躲猫猫、鹤岗矿难……”等构成社会边缘群体的关键词线索，而艺术家也在2009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体现自己同样是边缘群体的社会词——“拆迁”。
正因为边缘，价值才无法得到明确的确认。艺术家始终处于尴尬的角色，仍然无法摆脱“呼之即去”的群体命运。宜居艺术生态的形成似乎也只是艺术家单方面的美好设想，突发的“拆迁”却再次破坏了近些年艺术自发生态的创作环境积淀与相对零散但自由的结构状态。
这次看似合法性的“拆迁”将很可能给艺术界带来艺术资源整合和结构性上的一次重大变化，甚至是一个转折点。它将多大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路径，现在还无法评估，但是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从10多年前的流浪状态，到近两三年艺术区的崛起，特别是艺术群落化、社区化发展的趋势尤为明显。而艺术区“拆迁”问题本质上指向了艺术生存与创作环境这个大主题，事实上，可以预见的是，整体生存与创作环境的变化将很可能给整个艺术生态链带来多米诺骨牌似的变化，就像虽然开了13天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样最后无疾而终——各方等待的结果是得到一份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但是会议无时不刻地提醒人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互为因果，每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对整个地球带来影响。当代艺术更是直接涉及到社会环境与群体生态的问题。
“拆迁”事件一方面显示了光环下的艺术边缘群体依然看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就像《蜗居》导演滕华涛认为，只是讲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问题，同样艺术区“拆迁”也只是反映了艺术家群体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如何构建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环境的思考。
每年都要飞涨10%-20%的房租，已经极度侵蚀了艺术家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安全感和怀疑感，以及对于这个群体自信的打击——这也助长了商业艺术家的疯狂生产。
这个社会还没有给当代艺术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制，更没有给艺术家个体基本的尊重——当然当代艺术从精神上也根本排斥像给传统艺术家那种肉麻的麻痹型的“宠爱”。
仍然是来自意识领域的障碍，这也是中国文化具备新创造力可能性的最大阻力之一。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是中国艺术的两个面，他们体现的价值观与意识完全不同，因此似乎所处境遇就理所当然的不同，后者表现得其乐融融，而衰败有余;前者产生新的文化生产力与新的关系，却仍然在意识层面被视为异类。
现在看来，有关层面在当代艺术上的观念与措施显然是保守与滞后的。后经济危机时代，当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时，如何建构一个当代艺术的新环境与新机制，早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了，而不应该只是艺术家作为个体单方面承载各方压力。
文化创意产业也不应该只停留在面上做文章，甚至陷入到房地产开发的商业漩涡里，而更多的是需要切入到对艺术文化领域观念层面的认识，从多样化的角度来看待当代艺术的作用和价值，从而才可能推动新一轮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如果有人还无法理解艺术家这个群体的价值，那么就打个比方，艺术家群体贡献的是来自艺术的精神GDP，这是任何实体性的企业无法做到的。今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很多国家的GDP都出现显著下滑——甚至GDP增长出现负增长，但是艺术创造的精神GDP却是持续而又源源不断，而且艺术家在这样一个后经济危机的时代，它的这种隐性的精神CDP的贡献要超过以往如何时候。
艺术与艺术家群体的价值正是基于此，它首先不是充当这个消费社会的媚俗者，而更多的是新价值与新观念的倡导者与发现者——他们用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与批判意识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前列。中国当代艺术的30年历史，也见证了艺术如何贡献精神GDP的历史，只是这条价值取向上叛逆与自省的作用一直被社会忽略。这也是当代艺术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得不到重视的主要原因，而走上了一条“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曲折发展路径。
难道非得等到外国“功夫熊猫”出现的时候，才发现熊猫资源的重要性和它具有丰富的娱乐性价值?而不只是充当一个被观赏的空洞符号。
艺术是一种精神的探索方式和可能性的表达方式，应该让其找到一个更加放松的土壤，才能更好的创造它的价值。过于急促产生需求的环境，很可能破坏一个好的艺术生态的形成。
而放松对于充满生存焦虑感的艺术家群体而言似乎是一种奢望。艺术家的尴尬处境直接指向艺术——将更多独立性与具有大众迥然不同趣味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的多样性理解挤到了极度边缘。这是这个群体无法可持续性思考的底线问题。
现在看来，艺术区的繁荣只不过是一个幻象，艺术区的主体——艺术家作为个体仍然得不到任何保障。艺术区发展迅猛的模式一度似乎要成为艺术家幸福的终点站，但是外部对于艺术家的保护一直是缺失的，比如事先多点规划与引导，不至于这次被定性为合法“拆迁”这样的堪称造成艺术群体心理动荡事件发生了，如果在“拆迁”过程中人性化一点，就不至于遭遇艺术家群体寒冬中的愤怒。
2006年之后，当代艺术似乎成为先进产业的代表走在像经济开发区似的发展模式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地——北京当然是一派繁荣景象，可是09年开始因“土地储备”情势陡变，诸如金盏、孙河、崔各庄、豆各庄、东坝、三间房、将台却让艺术家这个冬天不再有如何浪漫。30余名艺术家站成两排的“砖头党”行为作品与20个艺术区的“暖冬计划”则是艺术家幸福感消失前的最后抗争与纪念。
用不着拔高，就可以当作完全不尊重个体和艺术体制滞后的典型问题来讨论。这显然也与当前推进大力文化产业的价值观不符合，有关具体执行部门是不是还没有把这个信号解读清楚，当然不得而知。
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尊重艺术家，就等于不尊重这个时代的艺术文化，那么又何谈文化产业?当代艺术的表现力和活力，已经是有目共睹，它甚至推动了类似798和宋庄这样这个世界瞩目的艺术文化交流区域的形成，也酝酿了正在成形的文化创意产业。
但是，不要轻易的认为，今天我们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变化，就等同于所处的其他环境也跟着发生改善。“拆迁”背后正是折射着一个艺术家特殊群体生存路径与内在的需求，却依然看不到有效的对接方式。
也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本质始于城市房地产开发的需求，过程中却看不到相关部门对艺术家群体的尊重，结果当然是艺术家受情感伤害恐怕还要受物质损失，这才是需要引人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
当代艺术似乎仍然是一个有关管理部门思想意识上的可能发生所谓事故的“禁区”，实际上是极为过时、表面，甚至是可笑的。可是另一方面又要以当代艺术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依托点，这显然是非常简单的“悖论”。
如何推进这样一种极为容易理解的“悖论”的破解，以及如何让艺术回到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里，这是艺术工作者非常紧迫而又非常有益的工作，否则实在违背当代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体现。
近些年，当代艺术的虚假性繁荣直接催促了艺术区的商业开发浪潮。但是在这场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中，“拆迁”看上去是照章办事，而实际上对艺术家群体利益的漠视。
如何将这种表面上看合法的“拆迁”，转移为社会力量对当代艺术家群体的一次关注，是值得艺术界推荐的工作之一。它和那些林立与完全不作为的诸多画院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更有社会文化推动力，是体现当下艺术文化活力的重要指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艺术性质上已经从地下走上了地上，但是却仍然无法保证它的基础环境与提供诉求渠道。这注定将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滚滚大潮中，值得讨论与无法回避的问题。
文化产业不应该只成为地产开发的商业幌子，而应该尊重聚集而产生效益的艺术家主体为基本前提和服务对象之一。10年前被笼统的贴上社会“盲流”的标签，但是在10年后的今天，有关部门对于当代艺术的认知与理解力仍然是非常局限——是不是政策不当与不作为呢?难道，艺术区规划的文化创意产业宏大蓝图，只是一个空壳，难道它们的发展是要以牺牲艺术家个体利益为前提吗?
但愿这次艺术家的“砖头党”艺术行为和表达，不只是成为2009年可有可无的网络“碎片”，而是通过媒体的刺激，能够让社会重新思考与关心这个时代艺术家的未来——毕竟这个群体未来的摆在桌面讨论的声音似乎已经失落了很久了。
“拆迁”不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承载一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拆迁”不应该只是利益上的一入一出，更多的是直观呈现了社会对艺术观念和价值的意识有多高?
“拆迁”是衡量社会观念意识变化的非官方的重要指标之一。问题是仍然看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这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人愿意对艺术家群体价值进行必要的讨论，也就无法真正观察到简单的所谓合法的“拆迁”，是对艺术生态多样性的隐蔽性的破坏。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显示，现在周末逛798已经同成为白领们休闲方式之一。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洪水猛兽，而它对于文化推动的独特性作用——中国当代艺术自身所担当的基于本土性展开的思考与实践是严肃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服务配套意识不但根本谈不上，而且仍然对于这样一种群体保持过度的“警惕”和人为的曲解。
由于当年社会现实的原因，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一段畸形的历史，那么未来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健康发展的环境，这正是“拆迁”留给我们的思考。
无独有偶的是，由于没有安全感，宋庄艺术家群落集聚区已经出现了糖厂和艺术工厂路类似于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艺术家“维权”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