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庞大70后艺术群体中的一员，会发觉有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七零后艺术群体还不够大红大紫？他们没有能参与到80、90年代重大艺术思潮中，很难用明确的特征来界定他们，我只能用几个词来概括他们的特征：“尴尬、两不靠、莫名、不够狠”（当然这类特征个别艺术家例外），他们求变的实验性不适于市场，艺术地位需要时间沉淀。这样的标签其实更象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反对极端、倡导多元、自由体制（区别现代派艺术线性、单向发展特征）。这一代人不是市场经济的纯粹个体，然而他们身份转换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是“无身份”、缺乏归宿感的一代，因此而苦脑。
有人把他们归为“青春伤害”的一代，他们也参与过“对伤害的迷恋”和“后感性”，然而不论他们怎么归类都不能代表70后艺术的整体特征。他们的内核是“不确定”，在物质主义与乌托邦之间游离摇摆，容易造成心理的空虚，而又找不到被伤害的根源。他们不相信政治也不想相信商业带来的洗礼，正因为70后人群处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纯化的转型期，所以这样的生存环境影响了这个群体发展的进度。
曹斐《人民城寨：第二人生城市网络规划》，照片，2007
胡晓媛《木》，31件，不规则尺寸，2009-2010
七零后艺术的历史脉络和时代特征
生于70后的人群都有种切身感受，夹杂着年少时70年代模糊的时代记忆（即文革思想带来的心灵冲击）；“70后”更多的青春期成长于80年代，80年代初的政治严打夹杂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港台流行文化，时代人群都在渴望新事物的文化洗礼。80年代下海和90年代下岗，市场经济在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中也改变了70后脱离集体和地方文化的萌动意识。
当代艺术经历了伤痕文艺的感伤，大灵魂救赎和现代哲学转换下的八五思潮，89现代艺术大展及现实的政治理想运动，90年代政治波普、新生代、玩世、艳俗、卡通一代、后感性思潮…艺术紧跟时代脉搏，70后艺术更关注自己的青春私体验和微观叙事来折射现实境遇，对崇高直接的政治、宏观叙事现象关注相对少。
70后艺术家群体基本是在90年代末或2000年后开始走进历史的舞台。这一代人身处一个尴尬的境地，不象50、60年代的艺术家是当代艺术的开拓者备受关注，占领了80、90年代艺术生态（转型期重要的生存资源），也不像80后迷恋纯粹、个性、自我的生存表达。
80后、90后社会群体逐渐胆大、个性、时尚、娱乐化、技术化、开放、公开化，然而他们随性、我行我素、自尊心却越来越强；虽然有时也会无病呻吟，但他们更关注微观世界，注重交往和创造力，够狠、敢闯、不怕失败。
孙原、彭禹《老人院》，2007
孙原、彭禹《自由》，2009
王波《连环梦》，数码处理，2000
张小涛《迷雾》，装置，2008
70后艺术群体档案
相比50、60后艺术家在90年代出现的艺术思潮，70后艺术的思潮在2000年后才零星出现，也是短暂而局部的，如：
青春残酷艺术：尹朝阳、刘瑾 、郑国谷、杨勇等；
新卡通：欧阳春，李继开，江衡，熊宇等；
后感性：陈羚羊，徐震，孙原+彭禹，刘韡等；
另从媒介上看，70后艺术对媒介、技术和语言更加考究，喜欢创造性思维，重要艺术家有：
行为艺术：李暐、韩冰、陈光、王楚禹、罗子丹等；
绘画：魏青吉、李大方、尹朝阳、仇晓飞、王光乐、李继开、王亚强、贾蔼力、韦嘉、段建宇、龚剑、梁远苇、喻高、熊宇、江衡等；
综合装置：徐震、孙原+彭禹、琴嘎、何岸、陈羚羊、高伟刚、于伯公、刘韡、刘鼎等；
雕塑：梁硕、焦心涛等；
多媒体影像：曹斐、崔岫文、蒋志、高世强、张小涛、卜桦、金江波、王波（皮三）、吴俊勇、王思顺、胡晓媛等；
图片艺术：郑国谷、杨勇、董文胜、刘瑾、张巍、蔡东东等；
70年代左右出生的青年批评家、策展人也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关注的比较多的话题和关键词，如：展览方式、新人类和新媒介、时尚、新都市话题、消费、70后、信息化、山寨、网络化、暧昧、娱乐、新伦理、城市化、时尚、后人类、人工化。
活跃的青年批评家、策展人如：
鲍栋、李振华、付晓东、刘礼宾、董冰峰、左靖、杜曦云、吴秋龑、王泊乔、卢迎华、何桂彦、杭春晓、武劲等。
结语：
70后艺术家的创作也不是象50、60后玩世、艳俗、政治波普艺术家一辈子用一个符号或坚持一种脉络创作，他们更多的是可变，喜欢怀疑创作，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关注点，喜欢鲜活的事物，摆脱现代派艺术的语言线性脉络和私密话语。从品牌经营的角度这是他们的劣势，我想这可能也是他们不是那么大红大紫的重要原因。
张海涛
2014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