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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市场与文化建设

2012-12-18 16:55:41 来源: 作者:栗宪庭

平价市场与文化建设
——成都《西村艺术品空间》开幕代序  

2006年春,张晓刚的《血缘系列·同志》,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97.92万美元的高价之后,开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拍卖中的高价位行情,其后这种行情影响到中国的艺术市场,尤其经过媒体的渲染,甚至影响了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和心理。除了出现作品风格雷同之外,连年轻艺术家作品的开价,一开口也要几万甚至十几万了。2008年冬,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中国当代艺术的欧美市场出现颓势,媒体又大肆渲染,仿佛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灭顶之灾了。其实,天价与低谷,都是欧美市场的事情。1986年,我在《美元冲击下的当代中国油画》中提过,中国的艺术对于欧美的艺术市场只是原料意义上的“矿石”,即人家把中国艺术品当做“矿石”,以低廉的价格买到手,然后在人家市场的炉里“百炼成钢”,高价是人家在自己市场中运作的结果。那么,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到欧美艺术市场的波动,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所以对于我们:天价不必兴奋,低谷不必沮丧,倒是该想想怎样建立自己的艺术市场模式了。

2005年,我开始探讨低端市场的问题,连续写过《宋庄集市展序》、《艺术集市2007》,又对媒体说过“三级市场制”的想法。画廊和拍卖行体系,是西方成熟的两级艺术市场机制,自然可供我们参考。我以为外加低端市场的机制,对于中国艺术市场甚至文化的建设,都是重要的环节。我在《艺术集市2007》中设想过:“……一幅作品上拍,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实质上,这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上一小撮人操纵的游戏,它不但把大多数喜欢艺术的人拒斥在门外,就连大多数收藏家都难于问津,而且,这个市场也与绝大多数艺术家无关。探索低端艺术市场,或者说从建立低端市场开始,目标在于:逐渐建立和调整出一个既与绝大多数艺术家有关联,又与中国老百姓有关联的自主艺术市场。”“低端”是当时针对西方“高端”拍卖而提出的,今天我们既然抛开西方的高端市场,面对中国的平民,那么“平价市场”的提法也许更贴切。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有欣赏和拥有艺术品权利的社会结构,建立平价市场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市场的行为把艺术新的变化普及到大众,这是我所谓“平价市场是一种文化建设”的基本立场。不仅仅是提倡“大众买得起艺术品”,也不仅仅是便宜地卖艺术家的作品。

其一,平价市场应该成为连接艺术新变化和社会审美变迁的桥梁。艺术品作者的社会地位,即所谓几级画师、某某名家、甚至学历等这些外在标准,不能作为判断今天艺术品好坏的尺度,只有能否反映今天人的生存感觉、心理气氛,以及从艺术史角度看它所具有的语言创造性,才是判断今天艺术品的尺度。但由于中国处在文化转型期,使这一尺度显出一种不确定的状况,旧的审美尺度和欣赏习惯正在崩溃,新的尚未被社会所公认。但可以肯定的是,年轻艺术家无疑是一个时代审美观念变化的先驱。自1979年始,三十年来中国艺术的新变化,大多蕴涵了这个时代人的生存感觉和心理变化,只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原因的限制,中国艺术的变化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变化之间,一直存在和处于一种隔膜状态。

每个人审美和艺术观念,都是在接受过去审美经验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平民百姓,甚至包括很多文化人、白领、老板,在没有受过新的或者当代艺术的熏陶之前,更习惯于从过去的审美经验来看今天新艺术,他们对当代艺术的不理解,非常自然。所以,在新艺术和审美观念发展了三十年后,整个社会的艺术和审美观念落后于现代生活方式,成了今天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除了有意识的了解今天艺术家、评论家、美术史家有关今天艺术的论述之外,对于每一个个人,你要相信你自己的感觉,所谓自己的感觉,主要不是过去经验告诉你有关艺术的知识,而是你生活在今天的人生感觉。我坐出租车的时候,常常被司机问“你是艺术家吧”,我点点头“差不多吧”,他们总是问“我就看不懂抽象画,看不明白画的象什么。”我回答“你为什么一定要看画的象什么呢,你就把它当花布看行不行,你老婆买花布的时候,一定是觉得这花布温柔,那花布热闹,一定会挑适合自已性情的花布。”司机点点头“敢情可以这样看艺术哈!”,我说“是啊,画的象什么,画上有故事有生活情节的现实,是中国一百年艺术的基本经验,可你老婆挑选花布的时候,在乎的是她在真实现实中的自己,她会把各种花布往自己身上一比,说这个太火气了,那个不够雅致……”。当然,挑艺术比挑花布要复杂很多,但在审美观念发生变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在新一轮的社会关系——即与你有切肤之感的生活中,重新建立着一种新的人格和个性,这是今天艺术产生及其判断好坏的基本起点。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作为一个时代最敏感的人,他们用艺术表达着与他相关联的真实人生感觉,那么,对于真实地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哪些艺术品中的人生感觉你可以共享?选择你喜欢的艺术品,行使你选择艺术的权力,你就是评论家!用你的眼光来证实你参与了这个时代审美和艺术价值系统的建造。

其二,和艺术家一起探讨为什么“平价”。中国近代所有思想家都做过艺术通俗化的努力(通俗艺术不在此范围,所有的消费文化诸如影视剧、流行音乐等本身就是通俗艺术,另当别论),包括毛泽东从四十年代就努力让艺术家走到工农大众中去,宣传大众并向大众学习,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中的观点,我想是很多艺术家所熟知的。虽然,限于中国近代国家危难的历史原因,使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把艺术当成了政治工具,自当反省,但这不等于要艺术重新回到象牙之塔。今天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角色,不是传统孤芳自赏的士,而应当是与平民百姓血脉相通的普通人,是超越了政府官员、富商、专家教授、工人、农民、民工等社会身份的“人”,是现代意识中人人平等意义上的“人”。

韩愈说好文章的产生从艺术家的角度是“不平则鸣”之鸣,从社会的角度是“假(借)善鸣之而鸣之”。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依赖于艺术家个人的心灵自由,但这种心灵自由不是自言自语,而是源于艺术家个人和社会之间形成的生命张力。另一方面,艺术品一旦产生,就不再属于个人,而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所以,不是每一个个体灵魂,都可以为社会所共享,我们不从艺术名利场的角度看所谓成功,那是这样一种艺术——它负载了能够为社会所共享的个人感觉。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三十年新艺术的发展,与社会和大多数人的欣赏没有建立良好的联系,是不正常的。平价市场的文化目标是,探索艺术家如何把艺术近三十年来的新变化,通过平价市场的方式直接面对热爱艺术的大众,同时让大众来检验艺术的新变化。

有多少人拥有艺术品,是平价市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在《艺术集市2007》提出自创、自选、低门槛三条原则的想法,自创就是必须是自己创作的作品,体现近三十年艺术观变化的基本价值,不是临摹品,不是行画。自选既是艺术家可以自由选送作品,也是大众欣赏,或者购买——收藏乃至装饰自己家庭,都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艺术品。低门槛的首要原则是指艺术品,后面详谈。其次,低门槛就是低价位,无视西方高端市场创下的价格准则,是艺术家首先要确立的立场。国际市场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不但隐含着西方人的话语霸权,连当事人的艺术家都始料不及和无能为力,其实,连2006年创造了国际拍卖记录的张晓刚,其作品在1990年代初,一幅画也只有几百美金或几千元人民币而已。建议艺术家以切实可行的价格定位,所谓切实可行,就是买卖双方相互磨合的结果,即买卖双方今天现实的生活标准——即把艺术家维持创作生活和买方收入状况作为切实可行的交易起点,这才是真实市场规则的基础,然后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整个社会画廊、拍卖行、美术馆收藏、学术讨论等逐级的提升,一个艺术价值和价格的系统才能真正成熟。所以,每一个艺术家能不能“从我做起”, 为自己作品作出切实可行的价格定位,也是冲破西方高端艺术市场的机制,为当代艺术走进平民视野,走进平民生活所作出的努力。

其三,在国际画廊和拍卖行机制的基础上,平价市场既是探讨中国艺术市场的机制,也是探讨整个社会审美机制的一种途径。我在《艺术收藏也是一种文化建设》中提到“艺术欣赏是现代富裕国家所有人自幼年至终身的基本教养,而各种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系统,作为现代文明大众教育的社会环境,它几乎伴随着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在中国的古代,琴棋书画是中国文人的基本教养,但那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卷轴、册页、扇面的展示形式,就是适应文人小圈子欣赏而产生的,展示方式局限于闲暇时邀几位好友,焚香净手,近距离细细的品味。但是,现代社会人人都有接受高雅审美教育的权利,于是,博物馆、美术馆、大规模场馆的展出模式应运而生。中国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和文物博物馆相对成规模,但按照艺术史线索陈列的艺术博物馆完全没有,完整的艺术审美教育之于我们的生活是缺席的!我想如果人们在艺术博物馆看到整个艺术发展的线索和轨迹,不断看到博物馆陈列出的艺术新变化,理解现代和当代艺术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我们不能等待中国在短时间内出现一个民间和政府艺术博物馆的系统,除此之外,平价市场能不能成为艺术发展和社会审美之间的快捷和补充途径,是我们探讨的主要方向。

现代艺术有两个著名的口号,“生活就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它的原本意图是重新寻找一条艺术和大众之间的途径,但事实上是,现代艺术的西方体制――美术馆、艺术机构、画廊、批评家、经纪人等所有艺术体制的各个环节,又把现代、当代艺术建成了一个新的象牙塔,尤其在消费社会,艺术市场成了商人尤其大商人的一个高端游戏。参考国际行规,建立中国的画廊和拍卖行机制,也许是高端艺术产生的孵化机,但在中国,文化价值体系正处在激烈动荡的时候,艺术价值体系面临着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旧有传统势力、画种门派,官商勾结的艺术运作,艺术市场的黑箱操作等重重障碍,我们几乎不能象西方那样在艺术市场之上建立一个单纯学术性的价值系统,所以,我们希望平价市场也能成为整个社会和大众参与的第一轮艺术筛选和评论的机制。

平价市场绝不是深圳的大芬村,北京的潘家园和成都送仙桥那类的市场,那里除了少量的真古董,充满了模仿和劣质行画。但是,也别指望平价市场的每件作品都是伟大的作品,当然,任何市场的目标都是鼓励和发掘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问题是,再伟大的画廊和拍卖行甚至批评家,都不能保证不出现平庸的艺术品,因为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有某种意义上的雷同性,即使中国文人画最伟大的元明清三代,以及西方伟大的文艺复兴,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也不过数十人而已。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艺术上的整体新变化,对于一个时代也许更重要,事实上,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少数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看到他们引领的那个时代,并看到这个时代与过去时代在整体风格上的区别与变化。所以,平价市场能发现多少伟大的艺术家,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新的艺术价值的变化,是平价市场必须尊重的基本标准。

平价市场的目标,在乎连接艺术价值的上端——艺术家,以及社会审美变化的基础——大众这两端。上端在于给每一个认真创作的艺术家以机会,哪怕他没有太大的创造力,哪怕他只有一点点自己东西。因为,一个时代所有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才能烘托出若干个大师来,才是一个时代艺术价值系统成熟的前提。同时,平价市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和大众,通过平价市场的途径,在艺术不断的变化与整个社会审美变化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循环,这才是现代精神文明的标志之一,这也是我所谓的文化建设,既是文化建设,平价市场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艺术品买卖的市场形态,而是通过平价市场把聚集在这里的众多艺术家,和大众审美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磨合的“社会形态”,即它不但是未来中国艺术市场金字塔的基座,也应该成为全社会介入艺术评价的社会机制。从市场的角度看,若干年下来,在平价市场广泛形成的过程中,画廊和拍卖行一级一级的参与,中国才能建立起自己艺术市场的金字塔。

栗宪庭
2009-10-10

艺术档案 > 老栗书房 > 政治波普——中国式幽默

政治波普——中国式幽默

2013-04-22 16:31:42 来源: 《艺术世界》 作者:栗宪庭

栗宪庭,当代艺术批评家、理论家及策展人,被西方媒体称作“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他为“八五运动”的传播和组织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推出了“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等艺术流派。

米兰·孔克,《可口可乐》(Milan Kunc,Coca Cola)

波普艺术上世纪 60 年代起源于英国和美国,后来成为流行世界的艺术潮流,它产生于消费文化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背景中,而波普艺术的大众、通俗和流行性特征,正是从消费文化反讽模仿来的。对于欧美大众,如今的波普艺术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艺术样式了。所谓政治波普,即政治的波普化,即毛泽东时代的神性政治形象,被变成一种通俗、流行、幽默的日常形象。《政治波普——意识形态的即时性“消费”》是我 1991 年到 1993 年陆续写的一些文章标题。作为一种艺术潮流,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陆续并普遍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艺术潮流,这个潮流借用波普样式,多在对西方商业符号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形象的处理中,呈现某种幽默与滑稽的意味。它实质上可以作为冷战结束的一种心理象征,标志了由于西方强大的商业文化对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重创,在艺术家的心理上产生的政治荒诞感。

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捷克艺术家米兰·孔克(Milan Kunc)、前苏联艺术家亚力山大·克索拉伯夫(Alexander Kosolapov)及列昂尼德·索诺夫(Leonid Sohov)等,首开了政治波普的潮流,而且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可口可乐等商业符号去调侃政治形象,如列宁、斯大林、镰刀加斧头的共产党徽标等。

亚历山大·科索拉波夫,《列宁和可口可乐》(Alexander Kosolapov, Lenin-Coca Cola),1993

王强,《合资》,2002

政治波普出现在封闭更甚的中国,则是在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与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亵渎革命领袖的社会背景不同。在中国,政治波普作为前兆,是伴随着一场社会上的“毛泽东热”兴起的。1988 年,著名的中国前卫艺术家王广义、余友涵、王子卫都开始了他们的毛系列作品。1991 年、1992 年两年间,大量昔日的“毛泽东歌曲”突然重新在社会上流行,各种版本介绍毛的书进入市场,毛像及语录被印在一些商品上和T恤上。它反映了一种比前苏联和东欧更复杂的社会心态,既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毛时代情结”——即包含着一种对辉煌毛时代的怀旧心理,用以往的神去玩笑当下现实的意味,又表现出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反讽幽默。这是长期生存在禁锢的意识形态中形成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即是一种语言的转换,使毛及其他政治形象具有了反讽意味。有人认为政治波普中大量使用的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形象,是没有时效的符号,只是一种文化记忆。其实艺术作为一种语言方式,重要的不是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形象的本身,而是以什么方式来使用这些形象。这如现成品在艺术中改变了他本身的特性一样,因为“重要的是,他选择了它,他把一件日用品摆出来,赋予新的标题和观点,使其原本功能丧失,并发现新的思想”(杜尚 1917 年对《喷泉》的解释)。无论是政治波普,还是社会上的毛泽东热把毛泽东变成了波普符号,而长期被神化了的毛泽东,恰恰是由于这种波普符号化——即在商业和流行化中被消解了。只是对于艺术家,政治波普是个自觉的创造,而毛泽东热是商业大潮冲击下的不自觉行为而已。

波普在中国近十年现代艺术运动中的流行,已是第二次了。1985年美国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在北京开展后,中国各地的艺术界迅速掀起了波普热。但从作品看,当时的艺术家其实更热衷于从劳申伯格那里学习如何使用现成品,即波普热使中国艺术借鉴波普的过程中,实际上把它变成了一场达达运动。这种语言的误读或变异,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和艺术背景的“革命情绪”造成的。美国波普早年也被称为“新达达”,作为达达的继承者,由于 1960 年代美国消费文化的高度发展,让美国艺术家不可能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那种革命心境,却能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继承了达达艺术现成品的语言方式,并创造了波普艺术。1980 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批判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热潮,青年艺术家正处在革命的心境中,反而从劳申伯格的波普作品中挖掘出了达达,或者说从达达的角度接受了劳申伯格作品中沿用的现成品方式,而忽视了波普艺术倚重流行性和大众文化这个基本语言法则。1989 年之后,消费文化席卷中国,带给社会尤其敏感的艺术家以流行、大众、通俗化和不确定性的新刺激,使他们自然选择了波普的语言方式。

政治波普明显受到美国波普尤其沃霍尔的影响。但其创造性在于:其一,美国波普的语言特征把流行形象强化乃至“神化”;而政治波普的创造性恰恰是把神性的形象俗化、幽默化。其二,美国波普关注的是当下的流行形象,而政治波普则多把文化记忆——最能代表革命时期的形象诸如列宁、毛泽东、共产党徽标、红五星的记忆,与当下流行形象混杂在一起。如亚力山大·克索拉伯夫的《列宁可口可乐》(Lenin Coca Cala);王广义的《大批判》中的“文革”工农兵大批判形象与商业标志,如可口可乐;张培力的《健美》中,革命时期的焰火与流行文化的健美形象。而且当时曾有一盒名为《红色摇滚》的歌带流行于世,其中不少歌曲的处理是把一些商业广告的曲调揉进革命歌曲中,与美术作品的处理手法有惊人的相似。其他政治波普画家亦多显示此种语言特征,或并置,或置换,或混杂。这个特征正是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当下文化情境所造成,即文化发展不均衡,使“文革”、“后文革”、农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各种文化影响,几乎都并存于当今的文化时空里,而且价值观的流失,也造成各种文化记忆与现实印象的多元混杂和无法选择性,而被挤压于当今商业大潮中,政治情结亦即在这种“即时消费”中被消解。其三,美国波普把“俗”形象变成“雅”,作品呈现严肃和正经;中国是把“神”变“俗”,作品多呈现玩笑与幽默。

另一方面,波普也是一种中国艺术向欧美艺术在语言上借鉴的结果。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中开始和发展的,但是,从 197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中期,当代艺术所依赖的开放背景,不是今天全球化意义上的开放背景。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始终与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向西方的开放,不是指在世界范围与其他国家当代艺术的交流,而是向过去 100 年的欧美现代美术的历史学习,即它所借鉴的西方现代艺术语言的大致范围是:1979 年-1984 年,自印象派到抽象表现主义;1985 年-1989年,超现实主义、达达、波普等等。不少艺术家在语言上几乎是一个潮流一个潮流的去试验。

如今,政治波普几乎成为中国大众尤其网络上调笑政治的最普遍方式,随时随地,我们都会看到听到那些文革乃至时下的政治口号或图像,被大众或网友以嘲讽甚至自嘲方式转变成一种幽默的形象或口头禅。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作为一种表达,除了愤青式的发泄,或许它已经成为人们最无奈也最轻松的自我宣泄。

本文原载:《艺术世界》2013年4月27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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