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笠泽著《宋庄房讼纪实》片段选登（17）：第52章 （栗宪庭）关于招安的答辩
▲栗宪庭和胡介报在宋庄招待艺术家的除夕晚宴上（图片来源：卧夫博客《宋庄：免费的晚餐》）
第52章 关于“招安”的答辩
从和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座谈以后，我更加坚定地认为这场官司一定要和政府紧密合作。但是，这却招致了一些艺术家的顾忌乃至个别人的非议。
6月6日的会议以后，就有画家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宋庄镇政府这样关心艺术家的官司，恐怕不是完全替艺术家考虑的，服从他们的安排，按他们的思路走，事情办砸了怎么办？政府的第一目标是“维稳”，我们的目标是“维权”啊！
他的话，的确使我心中一震。是啊！政府是谁？不就是一群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人吗？他们的想法与艺术家不会完全一致，一定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如果我们的维权与他们的利益目标有了矛盾，他们是不会支持我们的。
不过，冷静地想一想，从一开始镇政府就明确支持艺术家，至今两者之间的利益没有发生冲突，没有出现矛盾，镇政府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所谓“维权”，说起来也可怜，不过是为了有个安定生活、安心工作的栖身之所，这也是当地政府所希望的。在宋庄，艺术家的安定是地方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啊！艺术家安定下来了,“文化造镇”有了充足的智力资源，文化产业才有可能成功，才能推动宋庄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把经济发展起来。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真正的“和谐稳定”！
我的这一番话，倒是把这位老兄说服了。
但紧接着又听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挺郁闷的声音：王笠泽在出风头，又是宋庄的一个“宋江”！
面对这样的说法，我肚子胀气翻滚，却也只能报以苦笑。
我知道，长期以来，对宋庄艺术家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一些社会舆论谴责的声浪不低。这就是时时有人提起的“宋庄当代艺术已被政府‘招安’”的尴尬话题。
宋庄文化园区的成立，被人斥作当代艺术的一次“招安”，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宋庄艺术区的栗宪庭，也就成了水泊梁山“投降派”的首领——宋江。
我因官司竟也能沾染这点“殊荣”，倒也始料未及。
提起“招安”，说来话长。
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招安”一说风靡于“文革”末期毛**对小说《水浒》的批判。
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必须天天背诵《毛主席语录》的人来说，那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这些话，据党史专家研究，名为评《水浒》，实是当年针对周恩来、***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批判。
时过境迁，具体的政治是非，似乎已被“风吹雨打去”，但毛**的这一席话，却强化了这一本来就有广泛影响的文化理念。
“招安论”，无非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些政治信条改头换面的别种张扬：“造反”以后“让人招安”，归顺“朝廷”，给“皇帝”办事，也一定就是“投降派”，也就一定要做历史的“反面教材”……
但这其中情理的别扭，很是令人费解。
革命者当年是那样的豪情激越：“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把千古帝王一个都没有放在眼里，情有独钟的是陈胜、吴广、李自成。夺取政权后，革命领袖独掌生杀予夺之权，并高踞“思想导师”之神坛，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
然而，“皇帝”这两个字一直是受到诅咒的。当年怒斥蒋介石是“独夫民贼”、是“大独裁者”，“文革”中更以“皇帝”直斥刘少奇，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终使刘少奇这个莫名其妙的“皇帝”屈死在“叛徒、内奸、工贼”的咒骂声中……
几十年后，人们似乎有点明白，所谓“招安论”，这本是掌权者用于“划分阵线、巩固阵营”抑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一个政治谋略。但奇怪的是，他竟能演变成为一种文化道德理念，还被蜂攒蚁集筑巢劳作的芸芸众生所欣然接受！
专制制度绵延三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对于文化人来说是一部心酸史。他们的出路，不是依附皇权作巩固统治的“谋臣”，就是追随陈胜吴广成改朝换代的“功狗”，往往陷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轮回。
无奈和消极的另一条路，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归隐山林，隐姓埋名，不是“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聊借醉酒狂歌，只能做些吟风弄雪放纵自我的事。
这些人虽也勉强保存了“士人”的一点自主精神，却难以成就“承担社会发展责任，肩负人类终极道义”的大境界。
当代中国的悲剧在于，知识分子不幸遭遇历史罕见的文化专制灾难，在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的双重碾轧之下，几遭灭顶之灾，群体丧失了“五四”文化人曾经引以为豪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一现象，使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都痛心疾首。
八十年代以来，千呼万唤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独立人格”，一时成为重塑民族灵魂的最强音。
以“宋庄”为代表的“当代艺术”群体，以数十年的艰难竭蹶，在打破文化垄断中异军突起，最终改变了僵化的艺术格局，于在朝的“权贵”和学院的“权威”之外，成了风生云起、方兴未艾、充满活力乃至声势浩大的一支文化新军。
这个群体，不仅产生了一批令那些艺术权贵都羡艳不已的身价千万的“大腕”、“大款”，还意外地博得了一个大大的好名声——“有独立精神”的“自由艺术”的薪火传承人。
社会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一种行为要依从一种模式予以复制，都是十分的不可能。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率性张扬和独立特行，民国知识分子的“横眉冷对”、“拍案而起”，都统统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在无奈的现实中，怎样才算具有独立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普世价值在与中国的对接中往往扭曲，诸多传统观念竟然被市井化、故事化，道德评判也往往陷入“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程式套路。在“不是造反，就是投降”的粗糙判断下，这样一群自命不凡独立特行的艺术家，最终被演义成了现代“水泊梁山”上一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于是，他们后来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文化园区的举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批成了“先造反、后投降”的“宋江”式的“招安”。
现实的尴尬在于，某些人模仿“清流党”自诩“风骨”的人，竟和“造反、招安”之论形成了一种文化默契，对在艰难时局中“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常常多有贬低、排斥和非议——仅仅因为他们或置身在体制之内，或谏言政府得以采纳，或忍辱负重迂回变通，就批他们为“投机”、“投降”、“招安”。
这何尝不是中国人文的另一种悲哀！
怎样认识当代艺术家与宋庄政府的合作，竟然成了一个中国文化人如何坚持操守的大问题，这也许是栗宪庭等人始料未及的。
“招安”论打上山门多次挑战，当代艺术家的“免战牌”也就挂不住了。栗宪庭对此沉默了许多年，终于在一次访谈里，专就“招安”，有了一次系统的“答辩”。
2010年年末，他把《答辩》要点发我供写作参考。兹抄录于下，供有心人深入研究：
关于招安的答辩
笠泽，你好！
我在一篇访谈里谈过这个问题，但怎么都找不到了。我想谈话的要点是：
1、在宋庄建设艺术园区，其实谈不上与政府合作。
我们只是作为个人向政府官员提一些建议，我们自己并没有改变独立的立场和作为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我们与政府没有任何合约和组织上的关系。
的确，我们有很多建议被采纳。这些建议之所以被采纳，是基于艺术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是符合艺术家和当地村民双方的利益的，是建立在艺术家聚集十年之后，艺术家与当地村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2、我一向不喜欢用水浒结局——“招安”来形容给政府提意见，包括参加一些官方展览和组织的说法。
你使用“招安”这个词汇，那就意味着你承认当代艺术是梁山聚义？这个比喻有种自甘被“江湖化”的感觉。当做一种幽默，当然好玩，拿它来比喻当代艺术的社会角色，并不恰当。
当代艺术首先强调的是独立的文化立场。当代艺术对于主流艺术乃至整个社会审美，是一种“一个人的战争”式的方式，不是一个有组织打家劫舍的水泊梁山式团伙。
在当代艺术家中，有很多本来就是大学或者其他官方组织里的教授或其他成员。你承认他是教授，那他就不是当代艺术家了？关键是要看作为一个“个人”他做了什么，而是不是“在野”还是在体制内。这二十年我接触了太多的“在野”艺术家，“在野”不能等同文化立场的独立，有不少人的作品甚至很保守，也很没文化立场，只是以艺术名义或者以一种“梁山好汉的姿态”生活着而已。
3、我一向不喜欢那种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唯我独尊姿态，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两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典型的“文革”思维模式。
片山发表自己吃屎的行为艺术时写着“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但是，我不吃屎，我也不选择强权，中间有很多道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化是自由的基础。
4、我一向被别人误认为是一个斗士，其实我一直在乎行动的现实和理性方式。
我敬佩那些愤怒的斗士，但我特别在乎一件事情的可操作性，尤其晚年以后，在乎建设性的行动。我说自己是乡绅，就是说晚年更在乎做些实际有建设性的小事情。
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生态的形成，涉及到土地、国家政策等各种因素，不可能由艺术家单方面完成，当然得和政府合作。如果我做的有利一个艺术创作生态的形成，我不在乎别人说我“招安”或“投降”什么的。
当然一个创作生态是否能形成，我一个人不可能控制，尤其近几年越来越悲观，有太多的掣肘因素让你很无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无奈也得努力做些实际事情。
另一方面，我在《寻找独立电影生存的可能性》里说过：独立电影所以能在宋庄做，这里面也有当地各级领导在起作用。
第一届电影论坛的时候，有两部片子比较敏感，我让领导自己去看，让他们协助我、帮我保护这些较敏感片子的放映工作。就象十几年前当地书记崔大柏保护了宋庄的艺术家一样，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宋庄的艺术家集群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正是这个经验，让我今天才可能不回避和更多地方领导配合的态度。
这种配合的前提，是增加对话和理解。要让领导了解前沿艺术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文化，要给中国前沿艺术争取更宽松的环境，而不是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当然，其中不可控因素是我们甚至是领导们都无法解决的，更不能根本改变大的环境，但宽松一点是一点。就像争取民主与自由一样，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独立电影的不理解乃至压制，首先是体制问题，改变整个体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争取一些领导个人的理解，争取局部的宽松环境是有可能的，而且和平地不断地争取宽容的环境，对当代文化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
在当代社会，艺术家的独立立场不是靠孤芳自赏获取的，而是靠不断地与整个审美大众乃至政府官员的不断对话建立的。
栗宪庭
2010-12-17
这是老栗对答辩“招安论”的一次系统梳理。
实际上，在“宋庄房讼”中，正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和当地政府领导人对话、沟通，才使得现实利益的对抗性因素逐步弱化，事态才得以朝着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
当然，当地政府官员也愿意与艺术家沟通，并且常常是主动沟通的。这一点是“宋庄房讼”同其他事件的重要区别，也是宋庄当了被告的艺术家难得的一次幸运。
扩展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