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Bless、《Workoutcomputer》、2010 、综合媒介、尺寸不定。展览现场。右图：“Bless”的现场，2010
观念时尚设计小组Bless由Desiree Heiss和Ines Kaag于1997年创办。日前他们在格拉茨美术馆（Kunsthaus Graz）举办了“N°41”展览，重新运用了之前很多的“产品”，将这里变成了一个仿真空间。在此，他们讲述了如何将通过作品，将展览地变成具有作品气味的和谐场所。此次展览于8月29日闭幕。
格拉茨美术馆里面很灰暗，在空间的分布上无章可循，巨大的霓虹灯螺旋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和我们喜欢的那种场所很不一样，但在此工作却又很吸引人。博物馆的三层非常宽敞，即使是很大的物品放在那里看上去也非常小。很显然，我们的物品很容易就被淹没其中，这里可不是我们理想意义上的“家”，甚至都不是我们想住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星期，我们却找到了家的感觉。
由于天花板上巨大的霓虹灯螺旋很抢眼，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希望能与这些灯发生互动，或者将它们改变或者找到某种方法与之相平衡，最终也这样实施了。我们从地板上的电网图案中获得启发，将这场展览想象成一个大花毯，灯和作品按照正常的顺序进行摆放，从上往下看，就形成了一个匀称的图案。我们发现大部分灯都能在本地的旧货店买到。它们原本是挂在天花板上的，所以放在地上时，看起来就像百花齐放一样。
展览包括《workoutcomputer》（锻炼电脑），就是一台用充气袋做键盘的电脑。我们最终梦想的是一种日常/办公/工作用的工具，只要它能和一台普通的电脑速度一样就行。其实并非想让生活更舒适—或让身体更懒、使用工具更快，而是以现代化的配备，打造能将身体和大脑重新连接起来的工作用具。比如，在写完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后，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没有感到太过劳累，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在《双植物》（doubleplants）中，起先我们想打造一种另类的家用花盆，但并不是改变花盆的外形，而是为每棵植物配了一个槽，里面是植物的人工模型，垂直插入进去。于是在下边你可以看到一棵人工植物，而上边则是真的。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四面八方都能坐人的椅子。每个方向上，都有一个沙漏，设置成五、十五、三十或六十分钟。椅子的使用者决定他们想在上面花多少时间—-或者，在一个私人语境下，他们想给他们的对话伙伴多少时间。
我们并不想“展出”作品。所有的产品在设计时，都希望能用于日常生活。在一个给出的展览语境下，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营造一种类似私人环境的场景。当发现打开格拉茨美术馆有可能打开通常关闭而隐藏的窗户时，就觉得非常好玩，这些窗户曾经打开过，令空间的某些部分在建筑上更具有家的感觉。
这次展览也没什么具体的主题。我们第一本书的名字仍然和整体的作品有很大联系，取名为《十年的无主题》（Ten Years of Themelessness）。没有特定的主题或风格，我们觉得这样很好，希望无论做什么，都能够保持开放性和未知性。虽然我们对让作品面向一个更大的语境有所质疑，但依然接受了展览所赋予的这些有趣之处：空间给出的挑战性，如何将展览的人工语境变得生气勃勃，期望能作出新颖作品的愿望，等等。
实际上，我们从未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过，在一起最长的时间是十六天，当时是在日本参加活动。在彼此认识之前，我们也从未和任何人合作过。对我们而言，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当然，我们都能受到每个国家的环境与文化差异的影响，这也可以防止我们长期与外部世界脱节，最重要的是，既可以保持不同环境下独立性，同时又能分享彼此相同的价值观和深厚的友谊。
马永峰、《充电器项目》、2009、充电器、电池、插座、现成的情境
马永峰谈“forget art”
forget art”是由艺术家马永峰发起的一个独立机构，采取“都市游牧”的策略，在城市的任意空间里展开一些无法确切定义的艺术活动，对日常生活进行“微干预”。 从吐痰到街头谈话，从对画廊的借力打力直至游戏剧场，马永峰和他的同伴们运用不同的“游击”策略，探讨艺术和生活的边界。
07年我在英国待了六个月，那段时间我对艺术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没有再做以前的摄影和录像，脱胎换骨一样，重新再找一个艺术创作的方向。去年刚好给北京现代舞团做了一个“游击剧场”的项目，和当代艺术完全没有关系，来的人有做建筑的、戏剧的、舞蹈的，反响挺好的，我就想做一些小的机构来推广新的观念艺术或新的艺术趋向。
我们并不强调对抗性，有点像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首先忘掉和当代艺术有关的任何东西，从艺术最基本的关系出发，用最简单的材料来制作作品。在美国的一个展览上我用雪做了两个卷纸，三个小时就消失了。我们对双年展那种大型的、豪华的装置和视频也不感兴趣，只是倡导最日常、最细节性的东西。我们反对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过于奢侈的、豪华的，受波普文化和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像现代主义那样掀几个口号去反对它，而是无所谓它，做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暗中形成一种对照关系。
我们现在推广的艺术家都是这种和时间有关的（time based）、和情境有关的（situation based）或者是现成品的一些东西。这是个游击性的组织，不像其他非盈利机构，我们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借助任何地点任何空间展开项目。也会利用画廊或者博物馆的空间，但不是展览，可能在其中进行“微干预”。我的一个项目是把一个充电器插在画廊的插座上十天，是从现成品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通过一种小的情境和画廊建立联系。
9月份会在公共澡堂做一个项目，不改变澡堂的任何东西，不是拿一些画去展，而是让艺术家重新结合澡堂的环境做一些作品。当观众进去的时候，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其中有些东西已经转换成装置的概念，比如有个艺术家打算把电吹风改造成声音装置。
我们是换另外一个轨道来看待这个世界——independent orbit（独立轨道），不想在当代艺术这个轨道，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运行，来看待展览空间、艺术博览会还有策划人体制。遗忘艺术是为了获得艺术，这是个悖论，有时候你忘掉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会做得更好
文鹏、《小武》、2010、扁担戏、箭厂空间
文鹏谈扁担戏
文鹏是1977年生于湖南宁乡、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艺术家。虽然他同时也做油画和装置，但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行为艺术。在他过去的作品中，他习惯于以“白人”这个形象来角色扮演。他的所有作品都与游戏有关。他曾说过“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把自己植入一个被玩的境地，这本身是在模拟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这次在箭厂空间他重新采用了河南传统曲艺扁担戏，以“一个人、五个晚上、七个故事”的形式来演绎一系列故事。在行为艺术的维度中，开取了一种新的使用身体的方式。
扁担戏这种形式大家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现在都有电视了。它和福建、台湾的布袋戏感觉上有点类似，但它实际上它是河南驻马店的一种地方戏。从一开始它就是独角戏的形式，扁担一竖起来一罩，就是一个舞台。但如今呢，我觉得形式不重要，关键还是看剧本。一些我的故事脱胎自社会新闻，都是来自我感兴趣的点。比如《小武》那个。我想把它讲的更合理一点。
我选取这种形式，其实主要原因也在于它是独角戏，整个过程有点类似画画，可以一个人慢慢完成。比如做道具、写剧本、找工具……可以做的比较自我。不像装置，还要请工人商量等等。这个过程既有孤独也有操纵的成分在，“一个人的世界”。相对于其他行为艺术来说，我这个有点偏向戏剧。但我过去的行为也是戏剧性的成分比较多，跟传统的体验型的不一样，比较强调化妆、非日常性。我不太喜欢很日常的行为。
箭厂空间这个空间很适合重演这种形式，几乎就是在大街上，很生活。往来的邻居、街坊、小孩儿会围着看。吵闹声、环境因素都类似早期扁担戏上演的氛围。我把剧本读了一遍录下来，演出时自己带着耳麦听着重述。但事实上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即兴的成分。这种东西我还会做下去，不止于这一个展览。对我来说，它是和绘画、行为平行的，包括“白人”这个形象这次仍出现在我的故事里。
左图：麦卡•罗腾柏格、《Mary Boone和立方体》、2010 、数码打印、163 x 91cm。
右图：麦卡•罗腾柏格、《压缩》、2010、单频彩色录像剧照、20分钟。Mary Boone画廊和Nicole Klagsbrun画廊提供
麦卡•罗腾柏格谈录像作品《压缩》
纽约录像艺术家麦卡•罗腾柏格 (Mika Rottenberg) 以大型装置而知名，她对劳动以及劳动过程具有浓厚的兴趣。最新作品《压缩》（Squeeze）是一个二十分钟的录像装置，结合了纪实与虚拟的手法。10月3日前，该作品在旧金山的现代艺术馆展出，10月30日到12月18日，在Mary Boone画廊和Nicole Klagsbrun画廊展出。2011年2月，将来到阿姆斯特丹的De Appel和斯德哥尔摩的Bonniers Konsthall。
《压缩》（Squeeze）讲的是能量的捕捉与事物被制造的方式。很多基本的活动，只不过是伸缩而已，这是身体与行星运行的规律。出现在这件作品里的是大只女Trixxter Bombshell在沉思，还有忽冷忽热的健壮女Bunny Glamazon。这些活动都与舌头的动来动去有关。这三点的能量动摇了整个房间。一个非常明显的生产线和一场非物质的过程促进了建筑体的运动。伸缩是用电影语言表达内在状态的一种方式。色情也推动了它。就像金钱的那个镜头里，当时内心活动俨然已变成物质。
开始时，我参观了印度的一个橡胶厂，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莴笋种植地。之后我设计了一架感应机。在哈莱姆工作室我们开始工作，通过使用movie magic软件，营造了三地视觉上的流动感。在《压缩》中，有通往橡胶厂和莴苣种植地的入口，工人可以合作生产“一件物品”。这个机器将源于世界各地的橡胶，莴苣和包装压缩成立方体。我想让这件作品具有自我指涉性，它将在Mary Boone画廊展出，我希望它能够引人入胜，艺术市场从中将价值付之于物品。
Bonnie在里面扮演一位经理，但实际生活中她也非常有力量，很善于管理。她热衷于寻欢作乐。她和客户见面，但显然又跟性无关，究竟是干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某年她参加了一个amazon女性大会，在那里我遇到了她。她的工作和艺术家或演员并没什么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讲，你也是将你的灵魂和感情商业化。《钱》（Dough）里的明星Raqui很漂亮。她对自己的行为方式非常自豪，这给我很大启发。她是接受大尺寸运动的激进分子，在自己的网上写了我2006年的录像《钱》。人们指责我雇佣她们的身体，但我并没这样。这些女人拥有她们自己的创作方式。
实际上，在Bonnie出现在这个录像前，她说我们可以一块赚钱，因为我身形完美。她6英尺4英寸，我5英尺2英寸。她认识一个男人，这家伙和一大一小的女人相交甚欢。这跟性无关。我想在宾馆里见见他们。她说我可以爬上她的肩膀，她把我举起来轻轻扔过去。每小时四百块。结果我还是放弃了，我太忙了，但也不反对成为她的雇员。这对我们来说将是很好玩的角色转换。她可以在网上卖我的录像，反之亦然
图片提供：家作坊 Homeshop
何穎雅谈家作坊与《穿》 第二期
何颖雅（Elaine W. Ho）是小型合作式艺术空间家作坊（Homeshop）的发起者，这是一个以社区艺术创作为基础的开放式平台，位于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近期，何颖雅设计并发行了第二期刊物《穿》（Wear）,其古典简洁的设计，模糊了公共和私密性之间的界限。这期最新的杂志探讨了一个广泛性的问题：什么是文化交流？
这个空间本身是非传统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大部分事都是以活动或时间为基础的，但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太多人有机会参与进来，其中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参与。虽然家作坊（Homeshop）是我举办的，它不是一个个人可以关门在工作室创作的项目。它需要众人参与的项目：有我自己，我合作的艺术家，邻居，路人，这些人不同的参与方式构成了家作坊活动的不同方面。
起初，我们决定记录大家为2008年8月的奥运会所做的那些事，但是我很想继续推动对话，看看别人要说什么，所以我们的刊物《穿》（Wear）是一个大家各抒己见的平台。
我已经在这里呆了三年，第一年什么都没做。原本计划除那里之外，我在胡同再找一个店面作为探索和实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模糊关系，但并没有具体的想法。所以第一年就是呆在那儿，看看那个地方能给我带来什么，周围的环境对此如何有什么反应。一切都是依靠关系建立起来的，我如何和邻居交往，邻居如何与我交往，所以那一年是一个孕育期。奥运会为我们第一系列活动的启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这个决不是表达为自我的一个项目，家作坊不是个人化的。当然它源于我的想法和我跟他人的关系。比如，已开始邻居感到奇怪，我是中国人，但讲话方式跟他们不一样…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住在一个店面里，是不是应该经营一点什么，还是不呢？
在这本杂志里，它源于我企图介入，参与，发现周围环境的过程中所感到的一切。我将这些融汇在一起依然是创造了一件艺术作品。在这个层面上，也许这和一些人画画没什么不同，但这又恰好是我选择的表达形式，写作正巧是对我很重要的事，是我思考过程的一部分。
我不希望它涉及我的个人生活，所以在《穿》里面，我不想通过家作坊来叙述我自己，因为虽然家作坊和《穿》通过我的努力而实现的，但是这个项目不属于我。
你是如何将想法付诸实践呢？这些想法如何和你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对于家作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思想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显现？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日常生活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认识并发现蕴藏其中的可能性。
我认为从某种层面上讲，我所做的并不够特别，它们没那么出其不意。
以一场活动为基础，或者去对群体进行思考，这些事情已经有人做过了。我们想做的只是在小经厂胡同这个特定时空内通过以社区，研究，合作为基础的各项活动来提出问题并寻求新的可能性。
在家作坊的创造性工作对我而言都非常自然，我在一个处于中间的空间里，感到更舒服自在，因为我一直在一个中间地带的环境里长大，而不单单是“中国的”或“西方的”。
裴丽，《51平方：# 9 裴丽》，2010，电子元件，装置
裴丽谈丢失与“UVB-76”电台
青年女艺术家裴丽来自北京。目前，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研究生，同时从事艺术实践活动。她的作品（《丢失了些什么？》）最早出现在去年的“Fat Art”展览上，目前在泰康空间举办的个展“51平方:＃9 裴丽”（7月10日结束）则是她延续着“丢失”这个主题所做的进一步探索。
我不喜欢中国元素，这次选这些盆景，只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做艺术，和我爷爷一样做艺术。然后拿这些东西再来展示一下，保存了二十多年了。我觉得挺伤心的，于是就把它拿过来了，等于是让它们告一个别，就是对这二十年告一个别，向我爷爷告别。不然它们都需要被当作垃圾扔掉。我有一些沮丧，也有一些愤怒，但是对待爷爷又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拿过来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一下。
其实很多都是他给我拼的，他给我摆的位置。他其实很上心，很认真地做这个事情，虽然他已经不愿意做了，他做了四十多年，突然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好像比做艺术家更好，然后就放弃做艺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放弃自己的作品很难，因为作品都是妈妈的丑孩子，再难看艺术家都不会放弃，别人不喜欢自己也会喜欢，我就想用这个作品来说这个事情。
再说这个也是泰康给我的一次机会，这个计划是我独立的，是我个人的，我可以做非常个人的东西，我很欢快，我就说：“那好吧，我就要做跟我家庭有关的”，但是我的情绪还是一样的，跟之前的作品还是一样的，有一些愤怒，有一些对于这个的伤心，我希望每个人走到我的空间都感觉到不高兴，去想你丢失了什么，我一直在说，我不管做哪个展览都是希望观众进入我的空间就要想你丢失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自己都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我想让你一进入我的空间就会被感染，让你变得也很情绪化。其实这次作品我已经收敛了很多，我以往的作品都是很暴力的，我希望这次没有暴力，收敛起以往的暴力，就是一点点的愤怒，因为里边的声音用了“UVB-76”电台的，它不高兴，它一点都不好，但是它有它的故事，它在那儿很多年了。你知道UVB-76吗？它是一个（俄罗斯）电台，在198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因为我是一个收音机爱好者，无线电，它就在那里一直播报了很多年，人家一直能监测到，但是近期它突然没有了，它也没有了，其实有一些不搭边，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挺不高兴。
这个作品的影像部分是用了我对爷爷的一次采访，采访他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他跟我说了很多、很多。他告诉我，其实他很骄傲，给他这40多年做了两个协会的主席，然后很忙，做很多展览，给大家评奖，他参加省里的、国内的展览，他很自豪地举出这些东西，但是他还作为一个老艺术家告诉我要怎么样去做艺术家，不能骄傲，要跟人家学习。这个特别好，我听了这个就觉得很伤心，当然不能说别人也不高兴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很伤心。我下去，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整个剪辑、字幕工作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英文翻译。我用自己的方法来翻，用很简单的英文翻，就是认识一个老人家说的话。但是在展示的时候，我把他的影像处掉，就是黑屏与白字幕，其它什么都没有，就是字幕在走，听他在说，但是没有图像，就是黑屏，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给人想象的空间。我不希望观众一进入我的展厅就看到一个老人在说话，不要先入为主，我想让他们先从黑屏上知道些什么，再进入我的空间、看到作品。
对于未来的创作我希望依旧做这个，我不是艺术家，以后的计划我是学生，我有这个身份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不以这个去挣钱，没有经济的利益，我可以想得更加单纯一些，更加认真地去做一个作品，以后还是这么做，做作品、做展览，但会很少，因为我的作品一直都很少。我留给自己很多时间，我现在有了新的计划，要去做纹身，要去学纹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