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北京
老头
独立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不易，完成后寻找放映渠道也同样困难。由于独立纪录片题材敏感，早期的独立纪录片唯一能登陆大银幕的机会，就是去国外参加电影节，但与这些纪录片的内容最贴近的中国民众却无缘得见。又或者只能在同好手中私下流传，在酒吧、咖啡馆等场所做小规模的放映
与国外的同行相比，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处境显然要艰难得多，有人曾用三个“没有”形容中国独立纪录片人的工作状况——“没有技术支撑，没有拍摄经费，没有播出平台。”虽然中国的电影市场如火如荼，各类影视公司多如牛毛，但独立纪录片丝毫没有分到一杯羹，市场仍旧对它紧闭大门。好在也并非一成不变，民间的资金、国外的技术、各种电影节甚至院线正在渐渐向独立纪录片打开一扇窗。
技术：从作坊式到专业团队
在如今的数码时代，数码摄影机（DV）对于影像记录的爱好者甚至普通人而言，并非什么稀有之物。很难想象，就在20年前，独立纪录片导演连拍摄的机器都并非自己所有。1988年，中文系毕业后在电视台谋职的吴文光利用工作之便，使用单位的摄影器材，拍摄了自己的五位艺术家朋友，包括作家张慈、摄影师高波、画家张大力和张夏平、先锋戏剧导演牟森。1990年，他根据这些素材剪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同样“利用职务之便”的还有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蒋樾，通过跟随黄建中导演拍摄了故事片《龙年警官》和《过年》，他掌握了不少拍摄技巧。1988年，蒋樾打算与前卫艺术家温普林合作拍摄纪念唐山大地震12周年的纪录片《大地震》，但最终并没有完成。1992年，张元、吴文光、段锦川、蒋樾、温普林、时间、郝智强这些早期的纪录片导演在张元家举行了一次聚会，除了找到志同道合者的慰藉，更重要的是可以互相交流拍摄纪录片的经验，并寻求合作的可能性。然而，不论是单打独斗，还是结成小团体，他们作为第一代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采用的仍然是作坊式的工作方式。他们大多原本是电视台或电影厂的专业人员，在体制内掌握了相应的技术，继而又在体制外探寻题材更为自由、大胆、多样化的影像记录。
随着轻便的数码摄影机的普及和相关软件的开发，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也转向了非专业化。找到想要拍摄的题材和对象，一机在手，最后通过电脑剪辑，纪录片的拍摄似乎并非那么复杂。1996年，演员杨天乙看到小区里的一群老头，萌生了要拍一部纪录片的想法，1999年，纪录片《老头》制作完成，同年获得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虽然像杨天乙这样非科班出身的纪录片导演从技术上来说十分贫乏，但他们投入其中的精力并不输专业人员，比如《老头》的拍摄就历时三年，从160小时的影像素材中剪辑而成。
近年来，独立纪录片的拍摄制作过程逐渐与国际接轨，专业的团队成为一种常态。凭借《1428》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奖的杜海滨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曾透露，从2007年拍摄《伞……》开始就告别了以往独立纪录片导演惯用的“独行侠”的方式，而是交由一个专业的制作团队去完成，其中包括法国新浪潮导演埃里克·侯麦的御用剪辑师迈尔·斯蒂芬。
经费：从自筹资金到民间基金会支持
对于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而言，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拍摄本身，然而对于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而言，最大的问题却是拍摄资金。早期独立纪录片导演大都是自筹资金，虽然硬件和人员支出接近“零成本”，但拍摄本身就要花费大量时间，令纪录片导演面临生存的困境，吴文光就曾说：“你可以在某个领域是一个专业的人，所以你必须做其他工作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结果拍纪录片就像业余去做一样。”
随着网络下载和盗版碟的传播，中国的纪录片拍摄者能够看到许多国外同行的优秀作品，于是对于自己作品完成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时拍摄经费就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走出国门，参加电影节，假如能获奖的话，既能赢得声誉，又能获得拍摄奖金，这成为了独立纪录片导演最好的选择。比如杜海滨的《人面桃花》在2005年获得了釜山电影节的“亚洲最佳纪录片奖”，这令他获得了韩国东西大学基金会2万美元的资助，才得以拍摄下一部作品《石山》。
当然，能够在电影节上获奖的纪录片始终是凤毛麟角，更何况远水解不了近渴，本土的资金支持才是对独立纪录片最好的扶植。2006年，上海纪实频道推出“真实中国·导演计划”，活动声称“如果你没有拍摄经费，没有技术支撑，没有播出平台，没有交流渠道，但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创意”就可以加入，“申请者只需提交一份纪录片故事大纲和一份适当的制作预算，即可参加初步遴选……评委团最终将评选出5位优胜者。纪实频道将全力提供充足的拍摄资金和全程技术支持”。
比“真实中国·导演计划”在题材上给予更多自由度的是2007年成立的非营利性质的文创基金会CNEX。CNEX由“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台湾蒋见美教授文教基金会、香港CNEX基金会共同推动”，表示将“自2007年起连续十年，每年观察该年度华人的精神动向与集体意识，选定与华人社会密切相关的年度主题，号召全球华人对此主题描述、响应、表达、对话，并以此主题进行征案、拍摄、出版、展映、发行等活动”。至于哪些提案最终能获得基金会的支持，则由CNEX顾问团决定，成员包括陈坤厚、蔡康永、罗智成、陈冠中、许鞍华、田壮壮、张献民、阿城、戴锦华、吕新雨等文艺界人士、纪录片研究者和拍摄者。杜海滨的《1428》以及由香港纪录片导演张经伟执导、去年获得金马奖的《音乐人生》都是在CNEX的资助下拍摄完成的。事实上，国外制片公司也正在关注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比如王兵的新作《夹边沟》就获得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资助。
放映渠道：只要是好作品
观众会千方百计找到它
独立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不易，完成后寻找放映渠道也同样困难。由于独立纪录片题材敏感，早期的独立纪录片唯一能登陆大银幕的机会，就是去国外参加电影节，但与这些纪录片的内容最贴近的中国民众却无缘得见。又或者只能在同好手中私下流传，在酒吧、咖啡馆等场所做小规模的放映。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影展成为独立纪录片放映的最佳渠道。
国内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专门放映纪录片的影展是2003年开始举办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该影展为“双年展”，由云南社科院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分为竞赛单团、青年单元、特别展映、社区单元、回顾单元，涵盖了中国各代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作品，有许多批判现实的力作。此外，“真实中国·影院计划” 每周定期举行放映活动，令身在上海的纪录片爱好者享受到了国内外优秀纪录片的饕餮大餐。今年“真实中国·影院计划”变身MIDA 白玉兰国际纪录片奖影展，在上海电影节前夕举办，一次性放映了包括《算命》、《无米乐》等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内的40多部作品。
然而，由于独立纪录片题材的敏感性和真实影像的冲击力，目前仍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很难在内地的影院中上映。于是，作为中间地带的香港电影节为这类独立纪录片提供了难得的放映平台，有些内地的纪录片爱好者会特地跑去观看。对于独立纪录片而言，如今的放映渠道正趋向多元化，最重要的是，只要是好作品，观众会千方百计找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