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松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个人展上探讨未来规划
近日，中国著名的当代摄影家王庆松在纽约度过了繁忙的一周。他在位于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揭开了其个人展览《当世界碰撞时》的帷幕，并在纽约的中国学院进行了一场艺术沙龙。上周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周。除受到热烈欢迎的王庆松外，中国艺术家海波和崔岫闻分别在佩斯/麦吉尔（Pace/MacGill）和克莱茵美术馆(Eli Klein Fine Arts)也有展出。在王庆松“当世界碰撞时”开展前，《精日传媒》小组在国际摄影中心与王庆松展开了愉快轻松的对话，内容包括了王庆松近日的作品、他的新展览、以及他未来的规划。采访以普通话进行，问题涉及中国的社会变化对他作品的影响、他对新兴艺术家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艺术市场“第二次热潮”的见解。
《精日传媒》：您的作品通常都在描述和评判“今日中国”，尤其是从商业财富和消费文化方面，以及移民问题。您是怎样定义中国的消费文化？ 这个主题是否在您最初的作品中就有体现呢?
王庆松：中国是一个消费大国。我的作品并不是批判“当今的中国”，而是对中国过度的、夸张的消费持一种怀疑态度。有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但通过宣传将其放大，让人感觉到你必须要拥有这个东西才能体现个人身份。这种夸张的宣传造成了很多盲目的消费和浪费。早期，我的作品更多体现的是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变化。
《精日传媒》：您对中国文化中出现的消费文化有什么看法？这些文化因素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庆松：刚开始，我以为这种文化的变化是因为我们自身要改善生活的一种体现，但逐渐的，我发现从很大一部分看来，西方新的文化渗入也不断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
这对我的作品影响是很大的。不仅仅对我个人，并且对整个中国老百姓都有很大的影响。也许很多年前，人们会消极的看待这些文化，但后来就习以为常了。这跟中国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有很大关系。
《精日传媒》：您对2011年中国的艺术舞台有什么看法的？在过去5年，中国的艺术舞台都有怎样的变化，比如说哪些方面有了改进，哪些方面还有欠缺的？
王庆松：2005年到经济危机之前，中国的艺术舞台发展得太快了。那时候，由于市场化的发展，很多东西都来不及思考。由于对量的需求很大，也有不少东西会重复地被做。在那时，很多艺术家产出很高。现在，市场会有所缓和。人们会稍微冷静下来去看待中国艺术，而艺术家也更应该冷静地去思考一些东西。从去年开始，我的作品就非常少了，大概只做了两件作品。之所以慢慢减少作品的数量是因为思考的东西更多了。我认为想比做更重要。
《精日传媒》：您是怎样定位自己在当今中国艺术舞台上的位置的？您觉得您自己是否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成功？如果作为一个局外人，您对整个艺术系统有什么评价？您是否从事一些对新兴艺术家的培养和教育工作？
王庆松：我觉得我的成就感没有那么明显。其实很多成就是由别人告诉你的。最早，我知道自己有名是1999年。当时，我回老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因为我先到武汉，火车晚点，而当时已经很晚了，我就给一个一面之交的朋友打电话。我的朋友安排了车来接我并安置了一个不错的宾馆，还叫了一些朋友来接待。结果，那些来接待我的是我很崇拜的艺术家。我之前从来没住过那么好的宾馆。我问我朋友为什么对我那么好，他告诉我其实我在那时已经很有名了。还有一次我去德国，那边的朋友说我在德国很有名。其实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出名了。当时，不仅是我自己，连我母亲也不相信我成名了。我母亲甚至以为我出国是骗她的。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没有成功的位置上，这样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当你觉得你自己很好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歇一下，回头看看，这样在今后才可能走得更有意思。
我觉得现在的艺术系统应发展得慢一点，就像中国经济一样需要放慢脚步。如果太快了，你有时候可能会反映不过来。从长远来看，这对整个系统的发展会不利。所以，要经常回头看看，或者歇歇去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样走。
在培育新兴的艺术家方面，我觉得很难。因为中国教育体制有一种世袭的成分在里面，即便是在解放几十年后的中国。比如某一个艺术家或某一地区会培育出某一派系的人，而各个派系的沟通也相对较少。即便有人想打乱这个体制，也是比较难的。我有时会去做一些讲座，但这些讲座都是课外的活动，对教育没有太大的影响。
《精日传媒》：在您早期的作品中，人物好像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您近期的作品中，能看到一些西方人物的出现。您能否告诉我们这些人物是怎样融入到您的作品当中的？
王庆松：当你看贯了一样东西，你就想反过来看看一些令你陌生的东西。有一次在韩国展览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将展览看了一遍后都没有找到我的作品，因为展览作品中的人物全是西方人物。那次我的展览作品恰恰是西方人物，而他之前没有看到我的作品里有西方人物出现过。我认为这种陌生感很重要，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观众而言。我喜欢把不同的东西搅和在一起，这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认为这种陌生感需要不停地调整才能找到最佳的状态。
《精日传媒》：在您看来，在过去5年的中国艺术舞台上，收藏家在角色上有什么变化？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贡献？
王庆松：我认为现在收藏家的角色被远远夸大了。尽管收藏家的角色应该是积极的、正面的，但国内有一些收藏家的角色还需要不断改进。 收藏家的圈子也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我认为收藏家在收藏的时候不能太商业化，比如去年在国内拍卖市场上出现的很多“黑马”、“神话”就是过于商业化的例子。某个艺术家可能20几年都没有创作，但突然出一个作品，就被市场炒得很热。我不太喜欢和这样的收藏家来往。
《精日传媒》：过去5年，博物馆、艺术画廊、艺术博览会以及拍卖行在中国艺术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
王庆松：我认为博物馆、艺术画廊、博览会以及拍卖行都很想做好，但都很难。比如，有些美术馆的展览仅展出3、4天，最多的有半个月的。除开开幕式和节假日，真正展览的时间很少，而参观的人数也远远不够。你会感觉展览就像一个简历而已。像ICP这样展几个月的以及我在德国一个艺术中心展八个月的都不多见。展览时间长了，跟观众的交流才会多一些。展览不应该是仅仅为了开幕式上的短暂交流和出一本画册。中国美术馆的角色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调整和去冷静。
我认为现在拍卖行的权利比较大。在2005年以前，策展人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一些策展人为了市场可以策划很多场展览。我想他们是很难消化每一场展览的。2005年以后，策展人的权利逐渐褪去，而拍卖行的权利开始增大。拍卖行都有很大的选择权。其中，资本也产生了很多效应，比如一些金融机构对艺术的投资。这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去年，某一艺术家的16幅作品在上海展览，而最后这些作品就像股票一样被全部卖掉。现在，艺术市场正如同股票市场，资本效应比市场还要大。一幅作品可能被成白上千的（股民）所拥有。我认为这样的艺术市场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
《精日传媒》：您认为现在年轻的摄影师和您以及您同时期的艺术家相比，在方法上面有没有根本的不同？
王庆松：现在，数码技术在摄影里用得太多。前不久，在中央美院摄影系成立十周年的十年曝光展览里面，其中有一个单元是十年培养的优秀学生成果展。我惊奇地发现这里面99%的作品都是数码合成。现在的年轻人过于依赖数码技术。太多的数码合成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影象会被设备控制，而电脑做出的东西是很相似的，而且会产生一种批量生产的效果。比如你觉得拍一样东西的风格不错，你就会用一台、两台甚至多台电脑去做，就像公司化一样批量生产。在很多情况下，一件作品可以一连做几十张，就像广告公司做出的东西一样。在展览中，你看到很多人只是在图片上加几个文字效果，就像杂志的封面或者广告一样。数码技术更替很快，这就意味着你的技术会不停地被淘汰，因为你的技术是永远追不上技术的更替速度。比如，最早我用了差不多2天的时间找朋友用数码制作了《千手观音》这个作品， 但如果是现在，用电脑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了。过去电脑速度很慢，现在的处理速度非常快了。过去看似很昂贵的数码技术现在也是很廉价了。因而，在和电脑技术相比的情况下，人的技术就不具备什么优势了。可能你现在的一个作品很复杂，但再过几年，技术已更新，这个作品再看起来就会比较幼稚。我认为除非你对数码技术或是电脑有很深的造诣，你可以在这方面下工夫。作为一个十年的汇报展（《当世界碰撞时》），如果我的作品全部是数码的话是会很可怕的，我想这个教育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这背离了摄影。摄影有自己的优势，并不是强调数码。数码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创作的时候不能太迷恋这个工具。
《精日传媒》：在新兴的艺术家或摄影家中，有没有您欣赏或看好的？
王庆松：很难说，因为现在空间太多。一个新艺术家或摄影家可能刚出来，就被空间包了去展览。这个艺术家或摄影家就会觉得自己有些成就了，因为市场有了，展览也有了。不像以前，一些艺术家在展览完后发现自己的作品很难卖，然后还会继续去做，再做展览。一个艺术家需要不停地怀疑自己，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就把自己当成“一无所成”一样对待。现在有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画廊代理，我认为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我那时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几年内都没有好的机会。如果一个人从学校毕业几年后，机会太多可能不是一件好事。相反，少一些机会可能会更利于发展，因为一个人太年轻可能会把握不住机会。在这方面，我认为老艾（艾未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艾从学校出来无事可干，突然机会来了，他就绝不会放弃一点机遇。很多都很好的艺术家刚开始都不会遇到很多很好的机会。当机会来了，以前积累的力量就可以突然间发挥作用，取得成功。不要把一个人的成功看成是机会很好，这跟他之前的经历和积累都分不开的。对我来说，我也需要不断的调整状态，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
《精日传媒》： 那对您而言，什么是最佳的状态呢？
王庆松: 那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时候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
《精日传媒》：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去年的大型展览《历史丰碑》吗？是什么促使您去创作这样一幅复杂的作品？
王庆松：这个《历史丰碑》的展览是在北京的中央美院美术馆《十年曝光》的展览上展的。我当时的想法是，人们总是印照片，一卷相纸可以印很多张照片，那一张照片可以印多长。我当时了解到一卷柯达相纸可以印一张42米长的照片，所以我就把这张照片做了42米长。这个展览的目的是想总结一些东西。中国人历来喜欢总结，比如说一年的总结，五年的总结，或是十年的总结。我是想通过这个作品来总结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我想把一种我自己认为的文化总结到我的作品里。我的这个展览今年也会在法国展出。
王庆松的“历史丰碑”（局部）
《精日传媒》：最后，您还有什么其它的需要和我们的读者分享的吗？对您自己在短期内有什么样的期待？
王庆松：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肯定会很好。因为我们有13亿人，13亿人的生活需求以及艺术需求都会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值得世界来关注我们。我希望我自己在将来能够更全面一些，除了摄影以外，还可以尝试一些别的艺术领域。我也想拍一些电视和电影节目。我认为到了一个阶段，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和需要一些新的投入。
《精日传媒》：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采访。再次祝贺您展览的开幕！我们期待您明晚在中国学院的演讲。
“王庆松： 当世界碰撞时”在国际摄影中心的展览将于2011年5月8日结束。
《精日传媒》感谢国际摄影中心David Appel为我们安排这次采访， 以及中国学院的Agnes Hsu博士为王庆松举办的艺术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