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岩在工作室
封岩，1963年出生于西安。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旅居纽约多年，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一件作品，或者说一个系列作品总会有各种读解的可能。作为艺术家无法阻挡众多读解的可能性。我的作品，在现在来说，让人们接受，变得不是那么困难了。2005年我第一个个展《秩序》系列在翰墨画廊展出的时候，有人形容我的作品像“废片”，像是一盒胶卷里被淘汰不要的，所谓“没有意义”的图像。我将这样的评价视为“好评”。当时能读懂我作品的人不算多，甚至一些艺术界的专业人士也把它误读为仅是一种“审美情趣”。艾未未当时看了我的作品小样，没有任何前提为我写了文章《言之无物》。他理解到我的创作理念——就是明确的打破人们对摄影的惯性思维。当然这也是“摄影”跨入到“当代艺术”领域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解过程。打破自身的媒介局限性。
作品如何被他人接受，对于我只有一点，就是忠实于自己的初衷。其它是我无法控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无关对错。我不会满足一个人或者说众人的口味去创作，那样让我失去艺术真正的乐趣部分。作为艺术家，糟糕的油画或难看的雕塑通常会比较轻易的在短时间内获取利益。2013年5月在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刚结束的“封岩当代摄影个展”我个人认为很成功，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作品。
在技术方面我没有什么变化，一直都是最简单的方法。思想方面，似乎也没有演变。我的作品观念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上看起来可能不一样。我有三个系列其实是同时展开的，就是《迷幻竹子》、《纪念碑》和《山石》系列。然而，它们在形式上各有差别，有彩色的、抽象的、极简的、也有具象的。有点类似文学里时
间与空间并行的感觉，就好比在叙事中，同一时空里穿插着不同的事件。一直以来我的作品，都产生于我的日常生活经验。日常的某些事物反复在我的思考中出现、确定、停滞、消失、恢复然后再确定，形成作品的基因。最后它们在脑海中转化成一种近似于永恒的经典场面。
完美主义用在生活里很消耗，用在作品中才有意义。我的创作都是先有方案，再有一些提示性的文字，以及简单草图。最后确定后再实施拍摄，最后阶段相对简单一些。我的创作一直表达对理性、内在均衡感的兴趣，从不喜欢即兴的创作。我对别人说我不是摄影师而是艺术家，因为“摄影师”这个身份容易给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性思维，而艺术家可以具有叛逆思维以及个人独特的视角。在人们的惯性思维里，镜头只能是对准被证明是“有意义”的，就像无数名胜风景的某一个位置，被认为是留影的最佳角度。在国内，人们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很大一部分停留在“黑白纪实”功能，或者是相机发烧友级别的拍花拍鸟甚至航拍大片。以这类“沙龙照”的逻辑来说，摄影便局限在谁的相机好，谁旅游的地方难度大，谁浮想联翩着守株待兔的时间多等等的被动境界。而我，恰恰相反。我拍摄的东西要不就是在家楼下，要不就是在工作室里。山石系列里的大石头，是先构思好以后才去终南山拍的。对我来说，当代摄影除了摆脱“纪实”功能，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就是以一种反摄影的形式去模糊与其它艺术之间的界限。比如与绘画模糊，与雕塑模糊。更加强调的是艺术家的观念，甚至都不需要经过拍摄而完成作品，借由挪用他人没有意义的图像，通过艺术家选择的尺寸表现出来，去限定观者与作品距离，使作品获得新的影像意义。
我有一台很好的投影机，是做作品时非常重要的工具。每件最终可能决定成为作品的影像，我都会透过投影机呈现在工作室一面空白的大墙上，然后开始不厌其烦的调整作品投影出来的长、宽、比例。这时我会放几本厚厚的画册有备在旁，供垫高机器用。然后要到连外框的厚度、宽度伴随色彩、材质都有了一定的概念，才能最终决定作品的尺幅，也可以说是每件作品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唯一尺幅。差之毫厘，错之千里，是我这么不厌其烦背后的独白。另外，作品装裱的框子都是自己去到厂里定的，厚薄粗细是亲自掌控。有些艺术家不在意这个东西派助手去，我必须自己盯。我觉得这样作品才具有整体性、物质性和力量感。包括相机，我只用标准的固定镜头拍摄。固定镜头对人会有限制和要求，要很准确，如果不是实在必要，我的作品不做第二次剪裁，所以取景必须准确。
我相信，精确的尺寸，赋予了摄影“当代"的意义；作品的尺幅大小除了表达出个别作品的独特语言,同时限制了观者的距离。观者在什么距离下观看这幅尺寸的作品，形成了作品的意义，决定了摄影的艺术形式。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的当代摄影创作避不开我的一个重要经历，也是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的文学创作——写小说的经历。文学对我影响之大，胜过艺术。如果看过我的小说作品，也许就不难理解我作品中对于细节的极大关注。我曾经说过“影响我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每日以及周遭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直以来我对雕塑的关注胜过普通意义的摄影，《纪念碑》系列实际上就是摄影雕塑。我对两种媒介之间的换位或不可能性更感兴趣，摄影与雕塑之间，在某个阶段里我个人感觉二维表达比三维更具抽象性和有意思。就像德国设计博物馆去年展出我作品，他们的选择角度很有意思。具体说，我是用具象的物表达一个抽象的东西。我的摄影通过“物”表达我当代艺术的观念已经脱离传统意义上的摄影，更像是一件抽象的雕塑作品。《秩序》系列有一些是静物的概念，接下来的系列基本都不是。《迷幻的竹子》以及山石、人民大会堂、车轮红毯等等，包括《纪念碑》严格意义上都不是静物的概念。
我父亲对于艺术浓厚的雅兴以及我成长的环境背景——十三朝古都西安，以及成年后包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对我都有深刻的影响。我同时喜欢工笔画里的静气、理性以及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在绘画中，我喜欢抽象画。《迷幻的竹子》系列，使用了抽象语言，这与我严谨的创作风格看似矛盾。从某个层面说，我其实十分信任人类思维中直觉的部分。有位数学家或哲学家说过：“直觉是意识本能的反应，与语言和逻辑思维的结果不同，更具高效和准确性。”我的物品收藏及使用爱好，以及作品《纪念碑》系列表现出的，或许是非常具物质倾向的一面，但对我而言，物质的存在固然是个奇迹，但仍不足以证明万物存有的神奇。所以，我尝试将肉眼所看不见的抽象经验，透过某种转化，具体呈现出来。《迷幻的竹子》就是这样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或当代生活中的视觉影像，与西方的极简主义，在我的作品里，很多时候是我表达概念的表里。可能我就是这样融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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