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桂梅
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华，许多生活者的状态越来越复杂，仅仅用文字已经无法记录他们多元素的表情。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些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尚不为人熟知，却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通过他们手中简陋的摄影器材，正努力、真诚地反映着与现代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关人类命运的命题。
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新纪录片的人已经意识到，所谓状态下的生活，只是一种我们身体内外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它把我们抛向了任何东西之外。在五花八门的世界里，人只是一种表面，人隐藏着他的深度。
而且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谜团。
这些新纪录片人，四处悠晃、活动，用自身的特点与摄像机的镜头一道来感知世界。把持的摄像机的镜头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延伸，镜头最终触及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维度，再向前，镜头与精神的领域发生了联系。我是说，观察的镜头本身就是一个器官。
乌尔善认为就目前中国已经成品的纪录片来看，存在着太多的问题。比如从前纪录片采用的论证方式方法，以"上帝式"的声音为主导，最后沦为政治意图的传声筒。而反观近些年的片子恰恰又简单地反其道而行，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而行为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变脸"。现象是对真实的一种误解。另外，那些反复强调自己能够充分冷静、客观地记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人，其动机本身就很可疑，他们所谓反英雄主义行为的姿态真实吗？--观念上就存在问题。
1997年，乌尔善拍摄了《今晚我们相识》：一个女孩赴约之前，偶然发现家中电视节目中的一个人似曾相训，并与他共同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们各带主观色彩的描述不自觉地落入爱情片的俗套。最终的分手的场景成为电视某一频道的节目，这台电视就在女孩要赴约的酒吧里，她将遇到的人此时正在无聊地看电视，女孩正在路上，他们二人回忆的初遇此时还未发生。
1999年11月，乌尔善与陈底里、张慧、曾焕兴和宝罗等朋友，在99北京国际爵士乐集萃中的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内做了一个有影像、音乐、装置、舞蹈名为《进化爵士》的演出。乌尔善拍下了一部纪录片，5月赴欧洲进行交流活动。
睢安奇的纪录片电影《北京的风很大》成为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正式作品。这部50分钟的片子，从头到尾近乎固执地对被访者提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很大吗？此外也问"你们在一起幸福吗？""您抽根烟吧。""我能跟你们一起吃饭吗？""你现在在天安门有什么想法？""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他们强行闯入人们的住宅、甚至冲进公厕提问，摄影机的暴力的侵略性是一望而知的。影片以拍摄一对儿子患了绝症的夫妻和那个小孩为结尾，气氛骤然变得凝重。
睢安奇并非只是满怀激情的蔑视和破坏，他有很深的"底层"情结，这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原因。该片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直接电影"的先例，被世界著名电影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睢安奇谈到："纪录片的现状是要么是好高骛远，要么是将技术贬低得一无所是，而其中丧失着的却是对底层情感落到实处的关怀，漠视着的是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现实。"
冯晓颖认为，她的新纪录片首先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拍片没必要简单纠缠真实与否这些基点，对所拍摄对象的关怀首先得关怀自身。她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接近人的本质状态。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客观性，除非你能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特定情景的切入，你得充分意识到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个人根本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
冯晓颖的《斥力》讲述了1997年冬天，整个北京出现了黑色油漆的三个大字"码根码"，遍布城区的墙面，电线杆，立交桥，胡同的厕所……当时，造成整个北京城的"惊恐"。接着，冯天岳推着一辆小三轮车在不知疲倦、单调地重复推销他的产品，一种叫"码根码"的电脑汉字输入法的磁盘。该片叠印了中国本土的"码根码"和美国WIN98在中国首发之夜一些著名人士的同步谈论。《斥力》最终的焦点落在：我为对方感到痛苦。日前《斥力》获澳洲纪录片提名奖。
蒋志从1998年起开始拍《食指》一片，该片描述食指在1998年3月18日那天接受三位慕名而来的年青人的拜访；这样的访谈在之后几个月又进行了好几次，食指对他们谈及自己的诗与生活。该片还记录了食指同时代人林莽和田晓青，另外还揉杂了一些表现食指偶尔错乱的精神状况。2000年4月，该片获得由CCAA评审的中国当代艺术奖。
杨福东1997年在北京时，拍了一部电影《陌生天堂》。随后他去了上海。杨福东认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需要有一颗悲悯的心，这是个大前提。关心普通民众日益尖锐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世界各地记录片工作者的大方向。"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创造时，被赋予人的主观色彩，等待被重新发现的真实世界，这样的民众生活并不是随意拿起摄像机就能摄下的。揭开'社会生活的真相'，一直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但一个人必须承认你永远无法做到透彻地把握住所关注的对象，我们所作出种种努力只有试图接近真实和客观性。"
2000年2月和3月，杨福东在上海分别完成了《别担心会好起来的》、《风来了》，5月应邀赴德国拍片，创作势头很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女诗人唐丹鸿，她于1999年起以一个诗人的敏锐拍了纪录片《天葬》、《降神者尼玛》和系列专题片《扎溪卡》，评价不俗。1999年12月，她对一位著名民营企业家进行追踪观察的观察的纪录片《漫步在云端》已经开机。唐丹认为，作为一位独立制作人，拍更具个人选择的纪录片是另一种令她兴奋的写作。完成于2000年3月的纪录片《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将呈现这一“写作”。之外，唐丹鸿以她的对纪录片同样热衷的同仁一起，办起了中国第一家中国独立片网站，在艰难的环境下以自己的行动对纪录片作贡献。并且她的纪录片为成为台湾一带的抢手货。
胡择，1999年制作纪录片《九位中国艺术家》、《王迈的春节联欢会》。该片如实记录了年轻的行为艺术家王迈所做准备的六天经历，以及行为表演完成的过程。并在其中穿插王迈的艺术笔记。胡择试图把王迈的艺术活动放在普通的社会背景下，来展示当代艺术在现实中的真实状态。整部纪录片没有旁白和主题音乐，尽量追求现场的音响和时间性，以获得对现实的还原。由于对艺术家王迈不懈地跟踪拍摄，这部电视纪录片堪称一部为当代艺术揭秘的影片。该片成为199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参展作品。
一群七八十岁、整在如上班一样坐在住宅小区街边聊天的退休老头构成了杨荔钠（杨天乙）摄像机中的主题。原因极其简单：她也是这个小区的一个住户，某天又一次路过这样街边老头时，因为好奇，停下来和他们聊天，后来就独自一人抱着个小机器蹲在街边和这群寂寞无比、唯有靠"扎堆"聊天来打发时光的老头们泡在一起。那是1997年年初，从街边泡到老头的家里，泡到街边的树叶几番枯荣，泡到其中几个老头相继永远消失，最后泡出二百多个小时的素材带。这部100多分钟的片子，场景简单，基本上就是老头"扎堆"的街边和若干个老头的家里，画面朴实简明得确实毫无"技法和功夫"，但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一种对此片的观感是：做老人真是一件恐惧的事情。此话延伸到北京那些"老"纪录片人的饭桌上，谈论这部片子也成了使人震撼的事情，因为它对人自尊心提出了挑战。《老头》一片在日本山形电影节得了优秀奖，在法国真实电影节拿了评委会奖。
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讲述了一位由湖南流浪到北京、名叫唐震旦的年轻弹匠，在北京某个街角棚布搭的窝窝里，弹棉花简陋的工作和寒酸的生活点滴。一天，他去农大找高中的同学，同学把他带到吃饭的地方就离开了，他体味到友情的冷漠。一个下雪天，他带着儿子和二哥二嫂一起步行去天安门游玩。该片在第六届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优秀奖，并得30万日元的奖金。
生于1978年的曹斐可以说是这群青年中最年轻的一员。她拍的《失调257》是讲述一所高等艺术学府，一群精神流浪者，他们抽象的失调情绪渗透于画室、公厕、宿舍、校道、甚至257大院的每个非逻辑角落，表现出一撮艺术青年的不安的真实。
季丹，从1995年到1997年一直呆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村子里，随身带着H18摄像机，拍了250多个小时的素材，后剪出一部一户西藏农民家庭故事的片子，名字叫《贡布的幸福生活》，长度80分钟；还有一部也是同一村子里，是村中老人的宗教集会，片名叫《去天国的路上》，片长55分钟。季丹说，她喜欢质朴的手法，表现的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和面对死亡的宗教信仰。
王冰，在沈阳工作了四个多月，"固执"、"无奈"地拍他心目中的纪录片，目前完成了500小时令人极为震惊的素材，接着正在计划拍他的"农村"和"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三部曲。
胡杰，1995年拍第一部纪录片《圆明园的画家生活》。现正在拍《海边》、《儿子》等片。
转自《城市画报》2000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