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特 · 维塔尔（Not Vital）
诺特 · 维塔尔（Not Vital），时下美术界中的游牧人。他若不是正在尼日尔（Niger）跟图阿雷克人（Tuareg）一块儿生活，则定是在他位于北京的工作室内进行创作，再不然，便是在巴塔哥尼亚 （Patagonien）他的私人海岛上逗留。每年，总有几周的时间，他会回到位于瑞士下恩加丁（Unterengadin）的故乡森特（Sent）。在异国他乡，他是颗璀璨明星；在故国瑞士，有人却视他如江湖骗子。因为他的作品太古怪，太另类，又太逗趣。
他肯定已经精疲力竭了。那天，他一时兴起地就动身，从森特去往拉莫什（Ramosch）后面的一片河谷。他越走越远。一开始，周围都还是熟悉的景致。他在下恩谷丁长大，这里的每一片河谷他都熟识。渐渐地，周围的景色和光线开始发生变化。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到了中国。可这并非某种陌生感，毕竟他还时不时在中国生活，正如他也时不时在下恩谷丁生活一般。再或者，在非洲。河谷越来越荒凉，路上石头越来越多，而这一切并不会让他有丝毫不安。他一路向前，继续漫步。直至日光消逝。在尼日尔的阿加德兹，他专门建了一座瞭望塔，只为享受日落。比起在下恩谷丁，那里太阳落得更快。直到次日早晨，维塔尔才赶回森特与我们见面。
他似乎从不知疲倦。他在不停游走，温柔地游走。不紧也不慢。他是仅存的少数没有手机也能照样生活的欧洲人之一。思维上，他总是比记者走得更快，站得更远，却又总是到后来才纳闷自己把谈话对象甩掉了太远。几小时交谈过后，维塔尔冷不防
说：“在阿加德兹，这么一会儿工夫，可能都有人已经买好一块地，画好一栋房子的图纸了。工匠们可能早就着手建造工程了。在马里和尼日尔过着迁徙游牧生活的图阿雷克人总说：快的就是好的。”图阿雷克人总是说动身就动身，即便他们在白天几乎都过着荫蔽里的生活，尽可能少在炎炎烈日下动弹。不过，喝茶或是讲故事的时候，他们依旧那么敏捷。“他们互相讲着狂野的故事”，维塔尔说，“故事往往都是开头很相似，结局却常新，别有一番味道。”
年轻的时候起，维塔尔就在以加速度过他的生活。1 4 岁时，他离开了故乡的小村森特，去库尔（Chur）州中学念书。1968 年，20 岁的他只身前往巴黎。在巴黎八大（Université de Vincennes）念美术期间，他去拜访过年迈的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也去过那时刚离世不久的阿尔贝托 · 贾柯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工作室，进行他的朝圣之旅。那之后，罗马的马路马戏团；再之后，美国。1976 年与威廉 · 德 · 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会面影响了他之后的生涯。到后来，纽约是重点，再就是意大利的卢卡（Lucca）；其间，他也还会时不时回下恩谷丁住几周。作为艺术家，维塔尔功成名就。不过，比起在瑞士，他总是在国外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瑞士本国的艺术体制内，维塔尔是走向极端的一位。博物馆也好，苏黎世美术馆也好，全都无视他的存在，哪怕是在几乎是为他量身订造的以“山”为主题的展览上。一些策展人、评论家和嫉妒他的人都视他为骗子。他不属于任何一个著名的美术流派或圈子。对这个由一群定居一处的人主导的产业来说，他太不可捉摸，太离经叛道，或许，还太搞怪逗趣了——没法把他当成严肃的艺术家。 像森特这样的偏远小地方始终都与苏黎世、伯尔尼或巴塞尔这种大城市的地方气质格格不入。“在我们这儿，远走他乡并不是多稀奇的事，”维塔尔说，“罗曼什语中还有个专门的词，指那些去异国他乡当‘移民’的人——制造糖果、卖烈酒或以艺术家为业，却从不剪断与故乡的联系。我们叫他们‘兰度林（Randulins）’，就是‘燕子’的意思。在森特，如果谁要去巴黎或纽约追寻幸福，没有哪个农夫会感到讶异。一直以来，这都是件稀松平常的事。离家远行的人如果知道，这是件极其自然的事，那他们会感觉轻松很多。”
“快的就是好的。”
某年某月某日，维塔尔这只飞燕栖落在了北非的游牧民群落，并且，很快就在那儿安顿下来——不得不说，这也合情合理。他在那儿的某个荒漠重镇阿加德兹与当地的图阿雷克人发展出了亲如一家的关系。在尼日尔，没有家是行不通的。那些为他建了一栋由满是角的墙环绕的房子的工匠们，从此就把自己看成是“他的”工人了。他得照顾他们，给他们活儿干。于是，各种建筑拔地而起，这其中还有座金字塔形的古兰经学校，可以容纳 450 个学童。下雨时，他们就去金字塔内避雨，大多数时候则坐在金字塔身的台阶上，国王一般地端坐在学校上。维塔尔喜欢这个想法：“建筑突然就变成了活生生的雕塑，吟诵着，祈祷着。”
校舍是件艺术品吗？维塔尔的创作无疑要面对这个问题，但这并非对其创作的否定或贬值。恰相反，这样的创作令人神往，因为它里面融合了艺术和手工，古怪和日常。后来，维塔尔发现了阿加德兹近旁的一小块绿洲阿拉达布（Aladab）——一块他的游戏场，用它来实现更多的突发奇想再合适不过。当地有句谚语说得好，每个图阿雷克人都是他自己的苏丹，他自己的国王。沙漠绿洲中，维塔尔尽可去当国王，同时他得保证所有的工匠都能得到一份收入。同样是用粘土，这里造起了他用来看日落的塔，四层，每层三米高，每层都可以从外面的梯子爬上去。“这到底是不是艺术品，那得交给每个人自己判断。日落也许是艺术中最恶俗的母题，可又是被塑造得最多的。恰是这个本身没什么新意的题材在吸引着我，而不是那个‘一栋唯一用途就是用来观赏日落的房子是否可以当艺术品’的问题。”
“一尊活生生的雕塑，吟诵着，祈祷着”，阿加德兹的玛卡兰塔（Makaranta）古兰经学校，尼日尔维塔尔在阿加德兹的房子的入口，尼日尔
“美妙得几乎让人窒息”：诺特 · 维塔尔在巴塔哥尼亚的小岛诺特 · 欧那（Notona）
对于阿加德兹当地人来说，这种问题根本不存在。他们提不起问题。一切都是有限的，只有最最眼下的才算数。“哪怕是相爱，哪怕是为另一个人昏了头，基本上都很难。这里的生活极端……哪还有心思考虑不必要的爱情和审美上的问题？疼痛都不算什么，没人抱怨。在一个节俭的系统中，一切都很节俭。”
维塔尔的创作既非化繁为简，也不是什么极简抽象派，更不是“贫穷艺术（Arte povera）”。所有这些艺术史的标签都被他视为限制他行动和表达自由的东西。他更愿意诙谐地称自己的创作为“奢华艺术（Arte ricca）”。此前，他的作品《金牛》更是引起了轰动。叫“金牛”并不仅是嘴上说说，这尊用纯金打造的作品要算是 20 世纪最铺张浪费的雕塑了。对维塔尔而言，越多，意义越重，尤其是跟想象力有关的事情。人们也许可以给他扣上犬儒主义的大帽子，因为身为艺术家的他，从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来到了世界上最穷的旮旯，奢侈地造了一座塔，只是为了去享受日落。维塔尔寻找的就是这种矛盾和极致。他不爱那些道德正确，逢迎主流的艺术。所以说，他还真是个犬儒者？“波诺（Bono）在非洲办一场反对艾滋病的演唱会能带来些什么呢？对他自己而言，这是件好事。可集募来的钱也许就消失在某个腐败的口袋里了。我想做点别的：我想提供就业机会。以前，一位阿加德兹银匠就只加工两公斤银。现在，有了我的订单后，两公斤变成了一百公斤。这样，整个部落的人都有饭可吃。简而言之，他们过得好，我就也过得好。当然，最好的银匠收入也会最多。这里的人们跟我们一样雄心勃勃。这会带来巨大的回馈，比我为他们建造的学校或送去的大米要有价值得多。”
宁愿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不愿大而空地喊口号。“政治艺术家”的形象他完全不屑一顾，他说：“人去的地方多了，就会被迫登上政治这条贼船。特别是在非洲。你若是在阿加德兹建一座球场，那这就是一份上好的社会政治声明。接下来会有苏丹与你谈判。”尼日尔的高管会把这个爱建设的白人看做竞争对手吗？
……
（全文见《艺术世界》2010年10月刊）
“美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军事基地，我则有艺术家基地”：维塔尔在森特的头发瞭望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