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者导盲》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艺术家 Peter Buggerhout
废弃物，灰尘，展场作品
美术馆应该提供给我们其他场所无法提供的自由和探索的感性极限。——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喔！自由与感性……多么奢华的享受！东京宫（Palais de Tokyo）办到了！巴黎三年展的规模与影响力远远超出所有期待，东京宫不仅呈现更辽远的空间、更盛大的人文场景、更宽广的策展野心，巴黎三年展更邀请我们踏入一个崭新的艺术文明。尚未竣工的东京宫，像是一处尚未被城市秩序侵犯的处女地，保留了原始森林的纯真无邪，孕育着样式繁多的艺术形态，为日渐枯燥乏味的文明带来感性的刺激，唤回了失忆许久的青春思潮。主导三年展的核心人物是美国籍奈及利亚裔的恩威佐（Okwui Enwezor），他策划过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11）与光州双年展（Gwangju Biennale）等重要大展，走遍世界90多个国家、亲访工作室与艺术家交谈，15年前与艺术家合作时就开始思考“公民想象力”（Civic imagination）与“政治景观”（political landscapes）的关系。这次受到民族志学“开放心灵”（Open Mind）的启发，以及“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这把捍卫公理之火的延烧，与四位法国协同策展人（注1）联合摩画这个打破所有界限的“激烈的迫近”，挑选来自40个国家、113位艺术家展示迷人的创造力和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收拢自20世纪初以来的艺术作品（参展艺术家的出生年份为1869年至1986年），成功囊括了当代艺术中多元的气象。艺术的审美、情感、思辨被重新分配，呈现有力的人文风格，体现文化场景在时空流变过程中，以及所有重大意义的交会。展期长达4个月，东京宫与巴黎中心及近郊的7个机构有许多交流的座谈与展览，以新的思维方式重现感知视界，传承了20世纪中期法国人类学与现代主义艺术探索的精髓。
以人类学式的好奇心抵抗全球化，寻找谜样的文明
“激烈的迫近”从人类学思想形构多层次的阅读，与展览相互交映，艺术家干预社会、参照历史的表现手法，采用大量的原始部落影像（照片、影片、素描、文件……）将观众的目光从“观看人种”过渡到“注视人类”，展现人类的面目、五官、肢体、表情与气质的“相似性”，再以这种“相似性”化解个体的差异。在种种感知联系下，展览成功地揭示了当代艺术的混种场景，并且试图破除过去当代艺术的场域限制，让西方社会的艺术帝国殖民现象作为展览动线的开端，由活跃于1980年代女权运动的牙买加裔美国籍女艺术家奥格雷迪（Lorraine O’Grady）的《混血家族相簿》（Miscegenated Family Album）首先引出第一个暧昧的层次，她用16张双幅系列作品，并置了娜芙蒂蒂（埃及王后）与她姐姐和其他家族成员的照片，混合相似的两张脸孔，糅合了极端不同的时空与阶级，在注视此相似性趣味的同时，我们也在这个逻辑之间，不断地对照检验自身在复杂的历史文化与血统之中，处于什么位置。从这个展览的意义来看，艺术家的身份与任务，不仅是要建立自身之于世界的定位，艺术家更要进行自我探索，进一步描绘世界的轮廓。如抗争艺术（L’art de la résistance）的瑞士籍艺术家赫胥宏（Thomas Hirschhorn）以血肉模糊之躯祭出的《触碰现实》（Touching Reality）是一个6分钟的无声影片，以一只从容不迫的手沉着地触碰荧幕上的战争尸骸，浏览画面时而快速，时而定格放大细节；他认为观众必须有承受“暴力就是事实”的责任，并且点出现代人大量消费影像的需求与事实。手指滑动的触觉与接触影像的视觉，不仅有极大的物理距离，大量残忍的死亡影像凝聚出能量，逼迫人在眼花缭乱之际同时看见自己冷漠的事实。
以视觉语言逼近事实，朝向理解与开放
《阿姆斯特丹女孩》（Les Filles d’Amsterdam）是法国艺术家姆连（Jean-Luc Monlene）一系列以贝帝庸（Alphinese Bertillon）与贝洛克（Auguste Beloc）两位摄影史研究先驱为灵感而创作成的作品。他并置源自身份识别系统与性影像二种原型的影像，在拍摄前参照贝帝庸与贝洛克的照片与阿姆斯特丹的性工作者，上半身取样胸线以上的头颈（如同证件身份照），下半身取样妇科内诊的姿势，这系列以红色为背景的直式大尺寸照片，让同一个身体的头部与性特征显得非常不搭轧，观众的观看在迫视的召唤下被分裂、摆荡于极端之间。“迫近”（Proximity）不全然意味近距离的暴力与对峙，相反的，具有促进社会解放的力量以及回收政治霸权的潜力，尤其是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权力操作，以及影像与语法结构的使用上。艺术是一种更自由的影像语言，像是法国艺术家克洛斯基（Claude Closky）经常以简化且系统性的手法操作影像，反复排列组合以削弱大众图像符号的意义，置换主观与通俗影像之间的新介质。这次展出的《城市与乡村》（Town & Country）是由100张相同尺寸的杂志拼贴而成的文字作品，在每帧精致广告或具时尚感的图像底下，都有一行手写的、以“To die”开头的文字说明，利用图像本身的戏剧性与文字符号来操作感官感知。突尼西亚编舞家乌依西兄妹（Selma & Sofiane Ouissi）的录像作品《Laaroussa》，则用双手诠释情感进行感性的表演，凝聚了陶工妇女们与大自然之间依存的力量，透过做陶土的手势发展出一套抽象的符号，编排成具有政治信号的四手芭蕾，传达出制陶女工的生活与她们希望政府能振兴此乡村的心愿。
以考古学探索文明，朝向凝聚与想象
当代艺术的推进似乎一再地想重新证明、颠覆或改朝换代，艺术家反复地在时间与历史回绕、在表象与本质之间探索，一路上累积了许多的形式，某些情感也渐渐成熟。恩威佐与策展团队拥有吸纳艰涩问题与现场非比寻常的能力，他们不让美术馆与艺术概念只是一台思想推土机，而是让思想进化成一条开放的轨道，既像是除霜般地拨开表象、透过思考将各种原始意义解冻，又像是探勘洞穴般，透过照片、雕塑与文件……等作品探讨身份、后殖民与社会谈判等议题，他们的展示策略是在明亮的展间呈现探讨政治与文化的作品。恩威佐提出以人类学为策展蓝图，让当代艺术的隐晦性消散于无形，作品朴素的材料更让诗意浮现，艺术的伦理与历史重叠在一起，互相证实彼此在各个阶段所代表的意义。恩威佐也再现一个道理，就是必须经过一段遗忘期（Désapprentissage），才能省思过去经验里的精华与本质，唯有忘却权力与种种分类（文化、历史与知识能力），才不会被过度扩张的全球化破坏艺术的鲜活性，并且强调要激生出艺术思维里矛盾的双重模糊性，让作品投射出历史、哲学、知识与文化之间交叉感知的思辨。
东京宫新使命
东京宫于2002年正式成立，当时就以法国官方艺术机构的概念“Anti-Musée”（注2）为定位，形成当代艺术平台，以活力与冒险精神为底蕴，支持新兴艺术家与发展中的艺术活动，企图让巴黎再度成为当代世界的艺术中心。十年来与国际间的交流以及当代艺术交会的几度演变，东京宫已成功地确立了其重要性与使命，甚至肩负起艺术教育的功能。
而今，东京宫十岁了，因为有了荣获2008年法国国家建筑奖的建筑设计师拉卡东与瓦萨（Anne Lacaton et Jean-Philippe Vassal）的设计，让整个空间从7700平方公尺的面积扩展成22000平方公尺，跃身成为欧洲最大的艺术展场。新馆长笛.卢瓦齐（Jean De Loisy）邀请了8位艺术家在馆内部署大型装置，与三年展同时呈现，其中比利时艺术家彼坚诺（Peter Buggenhout）的《盲者导盲》（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是这次同时具压迫感与吸引力的巨大雕塑，它蔓生于空间中，其错综复杂的结构从天花板奋张而下，这堆腐烂残骸混合了金属、木头、塑料……等由各种废弃物，覆盖着浓厚的灰尘，仿佛像是悬浮在空中的世界末日遗迹，这令人不安的庞然巨物在入口处即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观众游走在它的底下，抬头凝望的同时也在那静默的阴影中寻找与雕塑有关的象征。这个作品在形象上剧烈或缓和的庞大皱褶会让人顿时失去协调的本能，与这壮观的残骸雕塑互望，观众将感受到发自内心的不安和岌岌可危的失衡感，它的野性仿佛来自东京宫这只巨兽，在被焚烧过后的焦炙土地上，看到更多粗野、细致或可爱的艺术生命长出来，一览这更为生动的文明世界。
注1：四位年轻的协同策展人分别为：布露（Mélanie Bouteloup）、克隆姆（Abdellah Karroum）、荷那（Emilie Renard）与史代布雷（Claire Staebler）。
注2：“Anti-Musée”并非是“反美术馆”的意思，而是相对于国家政策赋予美术馆一个保存文物与遗址的使命，美术馆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文化艺术空间，支援新兴的艺术文化活动与民众的城市生活能有更切实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