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昨天去拜访栗宪庭先生时他所提及代一篇文字。这篇文字经过很长时间的搜索终于找到。我们未来希望在栗宪庭先生“故乡黄花落满地”中将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故乡叙事。
“胡同”是汉语“井”字的蒙语发音
自2000年秋我彻底搬到北京宋庄之前，我在什刹海北官房胡同的28号院住了30年。所谓什刹海，就是一串相连的六个湖，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依次为西海（也叫积水潭）、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因蒙古人把湖和水洼子都叫海子，什刹海的称谓也沿用至今。据专家考证，什刹海始于元忽必烈，因周边有九庵一寺故名“十刹”，相传元大都因之成制。沿用元称谓的当然还有胡同，“胡同”是汉语“井”字的蒙语发音，然后又音译成汉语的一个词，我的意思是蒙语用“胡同”即“井”代称街道，本源于汉语“市井”，并非源于水井的井。因为作为农业定居方式的汉族，井为水源，环“井”而居，便因“井”成市成街，“井”作为象形的汉字，自然衍化成街道的意思。然后，元入主中原，汉语又把蒙语的“井”音译成“胡同”，原本一个东西的“井”－－“街道”－－“胡同”，由于文化的混杂，一个“胡同”就把人弄糊涂了。我老家冀西南把胡同念做“咕咚儿”，是源于官话“过道儿”的地方发音，还是源于蒙语“胡同”的发音，不得而知，因此，我有一个奇怪的臆想：即蒙语“井”的发音源于打水的咕咚声，蒙古人乃游牧民族，“井”不太可能衍化出汉语市井、街道的意思，就用饮水的“井”，直译了汉语“井”的衍化含义－－市井和街道了。
除了西海和后海杂有民居之外，北海、中海和南海自辽、金至明清起，一直是宫禁和皇家园林之地，尤其中海和南海一般合称为中南海，它紧邻紫禁城的西边，为明清两朝的宫苑，戊戌变法后，光绪曾被软禁于南海的瀛台，并殁于此处。1950年代，中共的党政机关和毛泽东等最高首脑搬进中南海，“中南海”从此成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出现在各种文字和文艺作品中。现在一些年轻艺术家喜欢抽的“中南海”牌香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的。
所谓“官房”，是当年慈禧委派太监盖的“民房”
北官房胡同位于后海南岸，后海虽大量杂有民居，但仍有达官贵人和王府的聚集，北岸是醇亲王府和后来的摄政王府，是清朝惟一出过两个皇帝的地方，一是光绪，一是末代皇帝宣统。清朝有潜龙邸的规矩，即一个王府因为出了皇帝，这个王府就不能再住皇亲国戚，诸如北京的雍和宫，就是雍正皇帝原来的王府，赐给西藏作喇嘛庙，既笼络了西藏，又成为解决潜龙邸归宿的最好途径。但是，到了晚清，清朝政权摇摇欲坠，加上财政不济，光绪进宫后，就没有可能再有力量安排醇王一家百十口人的住房问题，再说慈禧专政，光绪又是慈禧妹妹的儿子，慈禧修改祖宗的家法，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到了宣统时，清朝政权已经是朝不保夕，再没有人能顾及潜龙邸的规矩。到了1950年代，共产党为迎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北上，把醇亲王府一分为二，花园给了孙夫人居住，而王府成了卫生部的官署。另外，后海南岸的西边，是恭亲王府，是北京保留最完好的王府。1983年，我被清除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美术》杂志，1985年，《中国美术报》成立，我被调进中国艺术研究院办这份报纸，而中国艺术研究院恰恰占据的是恭亲王府的地盘，那时，我上班只需步行10分钟。恭亲王是清朝中晚期的重臣，是他伙同慈禧，杀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拥慈禧垂帘听政的。说恭亲王挽救了清朝的性命，是因为他真正看到八旗军在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北回民面前不堪一击，恭亲王受命于危难之时，启用汉人大臣曾国藩，以及曾的门生李鸿章，包括左宗棠等人，是这些汉臣组织的湘军、淮军，和西北左宗棠的部队，才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清朝，史称“同治中兴”。后海还有涛贝勒府，据说张之洞、左宗棠曾经在前海住过。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是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口号的发明者。
银锭桥是区分前海和后海的一座桥，沿着后海南岸，从银锭桥往西走一百米，往左看有一个高台阶的大门正对着湖，那就是北官房胡同28号。说起银锭桥，那是汪精卫炸载沣的那座桥，作为光绪的弟弟和宣统他爹，这个清朝最后的摄政王，就住在后海北岸，银锭桥是他上下班必经之途，银锭之壮举，成就了汪精卫，之后才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所谓北官房之官房，据《燕都丛考》是“地以宛平县之官房得名”。另据侯宝林《我的童年－－自传之一》中有句“老北京人说，所谓官房，是慈禧为了宣扬关心民间疾苦，宣称省下脂粉钱委派太监在外边盖一部分民房，假称是要解决所谓老百姓住房困难的问题，所以叫官房”。这是不是最早的经济适用房，我没有考证过，反正后海附近除了北官房胡同，还有南官房胡同、东官房胡同。
让人伤感的北京四合院
现在的北官房胡同28号，像大多数北京的四合院的现状一样，成了一个大杂院。但1950年代初期还没有那么杂，这里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宿舍，美协的几个巨头江丰、蔡若虹等人辗转从延安搬到了这里。据我们院子九十多岁的裱画师傅单大爷说，这个院子是属于旁边一个四合院的私家花园，上世纪50年代他们搬进这个院子时，假山、竹林还完好无损。1970年代我曾经来过这个院子，那时假山和竹林已经没有了，但还有一棵挂着文物标牌的古槐树，另有直径超过40公分粗的枣树八九棵，结的枣子又大又甜又脆。北京四合院原来多是一家人居住，按儒家尊卑长幼的观念和风水方位居住。“五四”运动后，儒家传统遭到近代思想家激烈批判，是文化意义上的毁灭。1949年共产党进城，除了逃亡的大户人家，就是被革命驱逐出深宅大院的豪门，四合院尤其完整的大院子，充公后就分给了许多城市贫民，若干家共一个院子。至此，从传统建筑保护的意义上，作为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北京四合院，已经埋下被彻底破坏的种子，即院子充公以及住户增多、变杂，是造成四合院在不断被改建中遭到破坏的原因。事实上，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据统计1952年北京人口是261.8万，到1981年增加到919.2万，30年增加了三倍多，但1950－1970年代末，忙于继续革命，没时间解决人口增多与住房紧张的矛盾，于是就不断地在一个四合院里做加法，今天你家接出一间房子，明天我家在房顶上加个二层，院子被挤得越来越小，院子的形状越来越奇怪。而且由于传统文化被否定，改建的材料和样式上不再遵循传统四合院的传统，以至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廉价的材料、各种奇奇怪怪的房子形状应有尽有。以致到了1970年代末，大多数的四合院已经变成面貌全非的大杂院了。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就连这些大杂院也都被大片大片地拆除了，应了上世纪90年代北京出租车司机广泛流传的话，“CHINA，拆呢！”我居住过的北官房28号，何尝不是被这样的改建破坏掉的呢？
1950年代，由于中国美术家协会领导的入住，假山石、竹林给清除了，院子由园林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院子。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了解决住房紧张的问题，又在那个院子里盖了两排40米长8米宽的平房，自然，那些大枣树逃不掉被砍掉的命运，院子到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由乱七八糟房子组成的七弯八拐的迷宫了。就说我们院子的大门楼吧，1980年我住进这个院子里的时候，灰砖灰瓦的门楼主体基本完好，砖雕的墙花和木雕的门楣，以及门两旁的石鼓一应俱全，但是1980年代末期，由于门楼漏雨，房管局修建队把门楼顶给拆了，换成红色方块形的平瓦，而且，坏掉的墙砖被抹上了水泥，门旁的两个清代石鼓，也被掀翻弃之一旁，没多久两个石鼓便不知其踪。北京四合院就是这样在群众性静悄悄的改建中，配合着政府轰轰烈烈的大拆除而毁灭了。想起来真让人伤感，但也无奈，“CHINA，拆呢！”就连北京古城墙和大规模的公共建筑都保护不了，那一个小胡同、一个北官房的小院子还算什么呢？
吴冠中先生让夫人给我送来一张画，转达对我的问候
1980年我搬进北官房胡同的时候，蔡若虹、江丰这个级别的领导都已经搬走了，还有几位著名人物，是我学画的时候就知道的，如从延安过来曾参加过1930年代木刻运动的颜涵先生、漫画家钟灵先生，还有西方美术史家吴甲丰先生，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住到北官房的，我没有问过，因为我住在这院子的最里边，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他们的屋门口，所以我知道哪家是颜涵先生的房子，哪家是吴甲丰先生的房子。他们两家住的都是两间小平房，每间也就是十平方米吧，颜涵先生家里人口多，两间房子是分着的，一间是颜涵先生的孩子住，一间是颜涵先生画室兼老两口的卧室。吴甲丰先生就老两口，两间平房是通着的，房子右边是吴先生的书房，左边放着一张双人床，中间用两个书橱隔着。那时我作为美协的一个小编辑刚住进北官房，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但我每次见到他们都会问好的。
我搬到北官房之后的没几年，颜涵先生就搬走了。住颜涵先生隔壁的，是我的同事《美术》杂志的老编辑吴步乃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上门求教吴先生，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教我最多的当是吴先生和丁永道先生了，尤其是对来稿的字斟句酌和严格把关，一直都是我的榜样。《美术》复刊，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和艺术作品，都是经过吴、丁先生这辈老编辑之手发出去的，但是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了。吴先生是1980年代中期搬走的，虽然那时我很羡慕他们终于住进了“洋楼”，不用每年冬天买煤生炉子了，但2006年我再去看年届八十高龄的吴先生和丁先生时，他们的居住条件，还是让我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房间很局促和狭窄，没有装修过的水泥地面，被磨得油光锃亮，家里使用的依然是1950－1970年代公家淘汰给私人的简易家具，书架上和书桌上依然堆满了书籍和杂志，很像1970年代的室内感觉－－水泥地面加四白落地（四面墙抹白），和如今参考时尚图片做的时髦装修相比，真是另一个天地。中国的地儿也太大了，别说城乡差别、传统和现代化的差别，就说如今的北京，除了住着豪华别墅和公寓的人家，冰天雪地里靠煤球生炉子取暖的人家也还不少呢。话说回来，如果全中国都按西方时髦家装图片来装修我们的家，那多乏味呀。
那时我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美术》当编辑，因为稿件的来往，我和吴甲丰先生慢慢熟悉起来，吴先生是个典型的学者，先是在中国美协研究部，后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做研究员。吴先生的夫人是中国美术馆的会计，我们叫她沈阿姨，老两口都是浙江人，没有孩子。吴先生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写作，所以沈阿姨包揽家务，加上又特别会做饭，把个吴先生伺候得那个滋润，让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好生羡慕。那时候，院子里的自来水是公用的，所以每个周末，我都看到沈阿姨杀鸡宰鹅的，有时沈阿姨也会给我们家送些她做的饭菜，每次我们吃到沈阿姨做的菜，我都会惭愧一阵子，因为我也是家里掌勺的，与沈阿姨比，我做的饭菜真是差远了，因此经常会为做鱼做鸡这类“大菜”请教沈阿姨。吴先生有个嗜好，就是爱喝两口小酒，午饭和晚饭几乎都会来二两，也经常会在酒足饭饱之后，红着个脸和咂吧着油亮亮的嘴到我屋里来聊天，那会儿不是谈他对《美术》杂志里文章的看法，就是愤愤地骂几句，我当然也跟着骂，回想当时一老一少骂街的情形，还真像今天的愤青。1980年代初，美术界和其他文艺界一样，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和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真的很热闹，我就此请教过吴老先生很多有关的知识，也约他写过《现实主义小议》，和若干篇有关现代主义概念翻译的文字，约稿的过程也是我向吴先生学习的过程，受益匪浅也是自然的。1980年代中期，吴先生一家要搬到新盖的“高知楼”了，我帮忙搬家时，我清楚地记得：只有两个1950年代公家淘汰卖给私人的书橱，一张同样淘汰的简易书桌和两把椅子，一张旧双人床，另外有两个八十公分大小的旧木箱子，装的是衣物，几个纸箱子是打包的书，除此别无杂物，一辆小货车就全部装完了。这么多年来，帮吴先生搬家的情景，会时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年纪越老就越有体会，人这辈子，多一样东西就多一种负担。
住在北官房胡同28号附近的，还有张伯驹先生的家、工笔画家潘洁兹先生的家，以及吴冠中先生的家。我忘记潘洁兹先生是住北官房17号还是几号了，那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因为稿子的关系我去过潘老的家，他也到我家来过。潘老一脸福相，红黑的脸膛，矮墩墩的身材，不善言谈，略显木讷，但温良敦厚，给我印象深刻。而吴冠中先生恰好相反，瘦骨清象的，十分健谈，且谈锋犀利，一说起话来，黝黑清瘦的脸上，两只眼睛炯炯放光。吴冠中先生住在前海湖边一个民国风格的大院里，忘了是几号了，据说那是原北京艺术学院的住宅大院，里面住了很多家人，从1949前到1950年代，北京艺术学院也在前海，就是在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里，后来北京艺术学院并入首都师范学院从恭王府里搬走后，恭王府就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地盘。也是因为稿子的原因，我去过吴先生家里几次，那是一间顶多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房子破旧不堪，有什么家具我全无印象了，只记得家具是破旧的，桌子的后面是一张带蚊帐架子的双人床，上面挂着一顶发黑了的蚊帐。1980年代初，吴冠中先生是最激进最有影响的艺术家和新观念的开拓者，他那时的“内容决定形式”等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振聋发聩，是激进青年艺术家心中的偶像。1980年代初由于开放，思想解放运动蓬蓬勃勃，大量反省和批判1950年代以来艺术观念的文章纷纷出笼，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潮引进中国，也正是如此，1983年初，“清除精神污染”，而我主持编辑以抽象艺术为主的《美术》1983年1月号，正好撞到枪口上，我因此被停职检查，并被清理出编辑队伍。吴先生那时已经是中国美协的常务理事了，据说在决定我去留《美术》编辑部的理事会议上，只有吴冠中和郁风先生极力为我辩护，力保我继续留在编辑部，当然两个人占全部理事的少数，我还是离开了编辑部。令人感动的是，吴冠中先生专门让他的夫人登门给我送来一张画，并转达了吴先生支持我的意见和问候。这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这也是我在整个被解职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认错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一些青年艺术家朋友的支持，以及我对自己文化立场的坚信，都让我能够在每月只有三十多元人民币的情况下，度过了两年拮据而寂寞的日子。
张伯驹的家是小四合院，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他家拍的
从北官房胡同28号往西走五十多米，就是住在后海南沿的张伯驹先生的家，张伯驹作为大收藏家的事迹报章多有报道，作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的很多轶事，我是很晚才在书籍里读到，张伯驹先生早我到北官房胡同居住前就仙逝了，当然无福拜见他老先生了。而我与张家有一点联系，是1980年代中期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辑《中国美术报》的时候，那时我除了组现代艺术思潮的稿件，也编辑一些古代艺术的稿件，因此我结识了张家女婿、文物出版社的楼宇栋先生。《中国美术报》是个周刊，所以有一个阶段我和楼先生来往密切，不是他到我家，就是我到他家。张伯驹先生的家是一个小四合院，1980年代初中日联合拍摄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就是在他家拍摄的，可见那院子一定是很有传统风味的。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由于房子的破旧，那个四合院就被房管局彻底拆除，并改成了一个红砖和水泥结构的平房了，改后的院子南房是个开间很大的平房，东房改成两层小楼。我频繁出入那个院子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尚健在，她是个画家，有很多轶事趣闻，1949年前就闻名遐迩。她住院子的南房，其中大开间是她的画室，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只是从房前经过时往里瞄过几眼，看到过潘女士正在画画的样子。我每次找楼先生就是径直上二楼，那是张伯驹女儿和楼先生的房子，他们是一大家人，楼先生家里好几个孩子，每次开门是不同的孩子，那时他们都是大小伙子了。楼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曾经对中国陵墓雕塑做过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因此文物出版社有很多质量很好的六乘九的反转片。楼先生编辑这个栏目时极其认真，每次介绍陵墓雕塑，都是图文并茂，选图撰文都是一丝不苟的，因为文字经常有一些生僻的字，我校对完之后，由于住得近，总是拿稿子再找他校对一遍，每次他总是耐心校对两遍甚至三遍，从没有见到他不耐烦过。他那时六十多岁吧，一头白发，温文尔雅的，我那时三十五六岁，还是一头黑发，当时我就很羡慕楼先生的一头白发，所以我还不到50岁就早生华发了，我想我的满头白发是给我自己羡慕来的呵！
当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编辑，住在北官房28号时，有幸近距离跟这些名画家和老先生打过交道，老先生待我之厚，让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做人。如今我也年届花甲，我打过交道的吴冠中先生、吴甲丰先生、潘洁兹先生已经作古，颜涵先生已经年届九十，吴步乃先生、丁永道先生也八十高龄了，真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