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方斐
2008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多事之秋，伴随各种双、三年展的争奇斗艳，伴随天价拍卖的一路凯歌，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却受到越来越激烈的质疑和拷问。在这里，来自先锋阵营的激进批评，来自官方权威的严厉指责，以及来自民间立场的嬉笑怒骂，第一次如此不约而同地集中指向同一对象，而每一种评判诊断的结论和开出的药方又是如此迥然不同。当代艺术问题的症结何在？关于当代艺术的各种言说，背后有怎样的权力关系在运作和较量？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本文拟通过对相关话题的梳理切入主题：中国当代艺术应具有怎样的问题意识？应如何创造新的艺术语言以回应当下现实？这后一点将结合新兴的软现实主义艺术思潮，包括它在创作探索和理论思考方面的一些倾向来作个案分析。
当代艺术与当下资本市场
比较流行也最有影响的对当代艺术问题的症结的剖析，是朱其、高名潞等批评家对当代艺术与资本市场结成的不正常关系的揭示，他们认为当代艺术已经被资本市场绑架。朱其在《当代艺术拍卖的“天价做局”以及暴利游戏》《当代艺术“谎言共同体”》等长文中揭露了“天价暴利”与“价格谎言共同体”的成因及其运作方式，指出无视作品艺术史价值的“结构畸形的艺术市场”，不仅使一夜暴发的天价艺术家们安于“符号化”和对自我的“变相复制”，而且“迅速带动年轻一代艺术家走向极端的商业化和艺术生产化”，当代艺术逐渐沦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
高名潞在《艺术产业和中国当代艺术现状》一文中肯定并推进了朱其的判断和结论，认为艺术的资本化、产业化和产品化的严重弊端，是造成了当代艺术“价值观上的资本化，美学上的平面化、时尚化、媚俗化，运作上的江湖化”。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潜在的社会倾向和弱势、边缘的声音完全被一种可视、可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对话’的、‘肉身化’的权力话语所掩盖。这种权力话语来自市场操纵的权威、媒体、机构的共谋。在文化产业化的垄断下，艺术家的个性被彻底流行化和标准化”。唯资本的马首是瞻，把艺术的产业化视为艺术创作规律，造成对艺术价值认识上的混乱。加上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正确性”的追随，一批缺少艺术史论证、美学价值模糊、社会价值可疑的明星艺术家和符号艺术品大行其道，这不仅主导了艺术市场，也毒化了创作风气。其结果是“前所未有的批量化生产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空前的空洞、矫饰和媚俗”，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系统出了问题。
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热的国际化相关，2008年10月，来自英、美、中等国的一些重量级艺术家、艺术史家和相关艺术机构负责人聚集在伦敦的迪奇里庄园（Ditchley Park），就中国当代艺术问题作专题研讨。中国出席会议的有高名潞、巫鸿、王璜生、费大为、黄专、朱其、汪建伟、张培力、隋建国、周彦、盛葳、王志亮等。同与会部分中国批评家对资本市场迅速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并使之过度商业化的悲观论调有别，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到来，从而普遍看好中国艺术的未来前景。并提出，中国经济崛起了，以后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欧美展览，中国的新富阶层是否能给予艺术赞助？可见，艺术进入资本市场在西方学者眼里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更不是一件坏事。
在题为《中国艺术给全球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的博文中，朱其记述了这次大会的观感。其中有几个细节和问题与本文的主题有关。针对中国批评界认为西方过去15年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存在表浅化和政治化的误读、误解、误导等，西方学者提出，如果西方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解释存在问题和错误，那么这些问题和错误在哪里？西方的博物馆应怎样向西方观众解释中国当代艺术才是合适的？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性究竟是什么？这种新艺术特征能不能给其他国家提供一种普遍主义的创造性启发，就像20世纪初的欧洲和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另外，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艺术传统有什么联系？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的变化有什么联系？等等。对此，朱其的观感是，“中国学者似乎并未完全为这种提问做好完全的理论准备”。西方学者提出的，或许并不是中国学者充分意识到或已经有成熟答案的问题。双方关心中国当代艺术的侧重点不同，或双方面对中国当代艺术时的语境和问题意识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艺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这一话题，可能就是一个中国特色或中国语境中的问题，只对当下中国的国情有效。正如艾未未在《一个都没有》一文中感叹当代艺术先锋性的衰落时所说，“天价走势，‘谎言共同体’，假拍，这些艺术圈的‘传言’都具有某种真实性，和确定性。在中国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去怀疑都是可能的，因为这个社会是个极端缺乏伦理道德、基本的标准、责任的社会。毫无疑问，从假药、假酒等等一切假的东西看，这是全面崩溃的一个社会，文化和以文化为幌子的都沾着整个社会的缺陷，是择不净的一件事”。艺术圈成了当下中国惟利是图的商业化社会与谎言文化的一面镜子。
不过在我看来，尽管如此，却并不表明艺术家和艺术已被市场、被社会、被文化操纵和绑架。因为这种把市场、社会、文化当作艺术衰落的罪魁祸首的思路，实际上是以传统思维从外部否定艺术的自律性和独立性，这可能恰好是在为当代艺术存在的根本问题开脱。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病症或致命伤，可能不是来自于市场或其他外在领域，而是来自当代艺术内部，是一种内伤。资本市场的问题也许不过是当代艺术内伤的后遗症或副产品，是症状不是病因。那些被人诟病的大头大脸大牙大眼不男不女粉红翠绿，之所以越来越失去其合法性和革命性，不在于资本市场让它们成了具有魔力的名牌商标，而在于它们本身与中国人当下复杂的生存经验越来越隔膜。在1990年代初郁闷沉寂的社会氛围中，当中国当代艺术以反讽和戏仿的喜剧化玩世形象，同具有理想光辉的悲悯肃穆渐趋主流化的现代艺术分庭抗礼，并从中脱颖而出时，无论是学院批评还是博物馆收藏都对之视若无睹保持沉默，而正是刚刚发端的艺术市场以惊人的眼力认可了它们，“收留”了它们，才有了此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在那个时代，这些明快刺激的简化符号和夸张独特的艺术语言，对一代人复杂彷徨的内心情绪的提炼和宣泄，和对主流文化的无言挑战与巧妙解构，是令人震撼和感动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在力量来自于它以新的艺术语言对中国现实及其底层经验的敏锐传达。而当这种表情艺术被脸谱化、面具化并批量化生产，它就越来越剥离掉了与丰富的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
近20年来，中国社会现实光怪陆离的巨大变迁，已经不是任何图式化和概念化的简单叙事或宏大叙事所能容纳和消化。如何找到新的艺术感觉和艺术语言，以重建与当下现实尤其是被压抑的底层经验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多样化的复杂叙事和创造性的开放形式对活生生的现实和沉甸甸的艺术史发言，已成为当代艺术亟待解决的难题。驱逐资本市场，或主动与艺术市场说再见，恐怕远不是治疗当代艺术的灵丹妙药。相反，让健康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介入艺术市场，重建艺术的价值系统，却是修复畸形的资本市场的必由之路。不过，当下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当代艺术本身必须重新“在场”，即回到现场，面对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