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新周刊》评选的当代艺术榜单，使一些油画资本主义操盘手十分愤怒，因为某大名鼎鼎的政治波普画家被逐出前十名。
政治波普画家的出局，意味着中国的当代三十年评价一个重新翻盘的信号，这不仅是中国评论家的呼声，也是国际评论界的一个明显趋势。我近年参加过的两次国际高端研讨会，与会的国际顶尖美术馆长及学者，都对王广义简单抄袭安迪•沃霍尔和文革海报大批判形象的作品评价不高，这表明搬弄中国符号的艺术正戏剧性地黯然退场。
后现代主义的波普和讽刺手法并不适合中国的政治表达，因为中国的政治仍然处在现代主义阶段。在九十年代，给毛泽东穿上花衣服、涂胭脂，让毛泽东跟穿着吊带裙的丽莲•梦露坐在一起，或者给毛泽东像打格子，这些前苏联曾经讽刺斯大林使用的手法，一度在中国成为前卫时髦。但在一个政治现代主义尚未终结的时代，过早使用后现代的波普手法，不仅缺乏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力量，也将使对政治现实的表达肤浅化。
在九十年代前期，江浙沪等南方的艺术界认为，艺术不应该过度牵涉政治和社会诉求，艺术应该回到艺术本身的探索，即观念和媒介的实验。以北京为首的北方艺术界选择了艺术的政治表达，但这一取向却因为政治表达的波普化及以讽刺作为美学诉求，从而浪费了这一本来可以使中国艺术获得深刻性的题材。
中国的近现代史的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中国一个精神深刻而复杂的现代性经验。尽管中国革命和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来自西方，但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及其内心的曲折程度，远远超出了西方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践的精神极限。这一领域本来是可以诞生出真正具有现代性力量的语言创造，可惜的是，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群体缺乏对中国革命和政治的深刻的认识能力，他们本身缺乏知识分子精神。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以波普方式讽刺毛的形象的艺术家，往往内心又对毛有着割舍不去地潜意识崇拜。
以挪用之名窃取毛泽东、文革图像和安迪•沃霍尔手法的商标艺术的时代已经终结。在政治尚未走出现代主义历史的阶段，对政治专制文化的艺术表达，仍然需要一种厚重的、严肃的美学批判，讽刺和波普不仅难以承担这一使命，相反使文革和专制文化以一种消费化的方式重返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方式使人们对文革意识形态特征的工农兵形象、政治崇拜及造神性质的毛泽东像重新产生视觉愉悦和时尚感，它过虑掉了文革和领袖崇拜曾经带来的图像背后的恶，而重新对这些专制符号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形式产生认同感。
在这个意义上，成长于文革年代的艺术家包泡的作品，要比王广义等人深刻得多，这是由于包泡的红卫兵遗物总是重新唤起我们对文革和领袖崇拜之恶及其一代人的悲剧性。这些作品尽管仍然具有一种现代主义的美学，但在中国不仅仍未过时，中国仍然需要一种现代主义的悲剧意识和崇高的批判美学，因为中国的政治仍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即使西方放弃了现代主义，从革命的精神分析和专制主义的文化批判角度，中国艺术对这一领域的深入才刚刚开始。有一个油画资本主义的市场操盘手愤怒地声称为何没有王广义，实际上没有王广义的大批判只是一个必然进程的开始，当代艺术与中国的历史进程一样，在未来的数十年必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对当代艺术史的评价也同样不会一成不变。
对艺术史的重新评估及其解读，也是历史塑造的一部分。当然，《新周刊》榜单上的十大人物，以后还会有出局的人。因为这一榜单还只是反映近五年油画资本主义的现象。王广义九十年代的“大批判”系列确实价值不大，但他在八十年代的“北方理性”的创作，还是要比榜单上的明星绘画有力量得多，并且会具有比那些人更持久的价值。随着公众对当代艺术的认识的深入，人们会像看待“大批判”一样重新评价其他人。这是当代艺术进程必须经历的一个痛苦环节。
勿庸置疑的是，中国艺术的价值取向只能按照中国的历史进程及时间表来确定，当中国还处在政治上未完成民主政治的现代性时期，我们仍然需要一种厚重的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精神和艺术语言，任何顽世、波普和游戏主义的态度都不足以支撑中国的精神变革，当代艺术同样如此。
朱其
2011年8月5日写于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