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牛顿
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出生于柏林，16岁时开始摄影的学徒生涯，跟随一位擅长于时装、肖像和人体摄影的女摄影家伊娃工作，后因纳粹上台、伊娃的影室关闭而走上流亡之路，从中国经新加坡到了澳大利亚。
1940年，他为了逃避纳粹统治而离开德国，辗转到澳大利亚定居。但远离西方文化中心的澳大利亚似乎不能满足他的事业野心，于是他于1950年代后期与同是摄影家的妻子重返欧洲闯天下。从1961年起的25年里，牛顿开始成为法国版《Vogue》杂志的专用摄影师，并且同时受邀为美国版、意大利版、德国版的《Vogue》拍摄时装图像，独特的影像风格使他马上成为《Marie-Claire》《Elle》《JardindesModes 》《LineaItaliana 》《Queen》《Nova》等诸多时尚圈顶尖杂志的宠儿。
在澳大利亚呆了17年后，于1957年到巴黎。1981年起定居蒙特卡罗。现为澳大利亚公民。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固定为法国、美国、意大利和英国等著名杂志提供照片，这些杂志有《时尚》、《她》、《花花公子》、《新星》和《女皇》等。牛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人体和名人摄影家之一。2007年1月24日，于洛杉矶因心脏病去世。
赫尔穆特·牛顿作品
20世纪的欲望图像赫尔穆特·牛顿的时装摄影
文 / 顾铮
西班牙画家戈雅在1798年画过两幅名为《着衣的玛哈》与《裸体的玛哈》的著名作品。戈雅以高超的技巧给出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玛哈经戈雅之手跻身于美术史经典作品长廊。事过境迁，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一个名叫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 1920-)的摄影家向世人拿出了戈雅作品的现代版——《她们来了》。
《她们来了》是牛顿于1981年发表在时装杂志《时尚》法国版上的作品，由两幅作品构成。从第一幅照片的画面看，四个青年女子先是身着臃肿的西服套装，以一种冷漠、目空一切的神态昂首阔步地向我们走来，而在下一幅照片中，他们却又以全裸的身姿，以与前一幅照片中完全相同的神态和步态向我们走来。通过这两幅照片中的女性们的重复的神态与步态和对女性身体前后不同的处理，牛顿给出了一种心理悬念与视觉震撼，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与兴奋。如果说，以往的时装摄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多是柔弱娇顺的窈窕淑女的话，那么牛顿这次出示的却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她们来了》中的女性形象与传统的理性化了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他们一改往日的甜美柔顺，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挑衅、进攻、扩张的姿态走向世界。显然，这反映了摄影家牛顿的女性摄影观。与充斥于大众消费杂志中的媚态百出的女性形象相比，他的女性形象显得冷漠、孤傲、矜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景中，与观众缺乏交流，甚至有一种拒斥感。同时，她们又具有一种主动出击的危险性。其个性的鲜明与张扬，决不是以往的那种顺从被动型的女性形象所能及。她们充满神秘，浑身散发一种充满魅惑的邪恶与放肆，产生、维持一种莫名的诱惑。与传统时装摄影中的健美的体态相比，她们的体态似乎总是在某一部分得到造物主的刻意强调而具备了一种可怕的吸引力。总之，牛顿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一种反理想化的倾向。他在赋予自己的女性形象以强烈的个性的同时，也赋予自己的时装摄影以一种鲜明的个人特色。
时装摄影从本质上来说是将身体与服装的匹配与调适予以视觉化的一种作业。在《她们来了》中，他通过这两幅作品的对比，说明身体与服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既以臃肿累赘的服装证明服装之于肉体的扼杀作用，又以富于侵略性的肉体来阐释服装的安全与诱惑的双重作用，反证缺少服装掩护的身体的危险性。《她们来了》又名《裸体与服装》，这也充分说明了他以服装说明身体，又以身体解释服装，以此阐明身体与服装之间的相互利用却又相互排斥的互动关系的意图。可以这么说，只有好的时装摄影才能对服装的文化意义与创造价值作出独特的视觉化评价。也只有好的时装摄影作品，才能对身体与服装的关系作出富于启示的表现。而牛顿的时装摄影就是这么一种将身体与时装的关系予以视觉化的成功例子。
《她们来了》这个标题一语双关。它既是就事论事地就画面内容而起的题目，同时又通过这个语气中满含期待与紧张的标题在暗示着什么。它既宣布了一种新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与牛顿这么一个异端摄影家的登场，同时也预告了时装摄影中的一种新的审美观的诞生。可以这么说，以《她们来了》为标志，当代时装摄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牛顿在时装摄影界登场的60年代后期，正是一个各种惊世骇俗的主义、口号遍地开花的时代。性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迷幻药文化、嬉皮士、反战运动、禅宗热、摇滚音乐、公社运动、摩托车族……当时在青年中流行的各种思潮都与保守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背道而驰。而对性的大胆追求与表现正是当时的反主流文化冲撞主流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突破口。牛顿正是这么一个应运而生的时代弄潮儿。他的大胆的图像彻底撕去了时装摄影温情、典雅的外表，冲击传统伦理价值的伪饰与压抑的一面，并代之以一种充满危险、鼓励出轨的图像。他的反传统的视觉倒戈强烈地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性在消费文化中的扩张与性的现状，使以前在时装摄影中一直遮遮掩掩的情欲成份公开化、合法化。
就以往的视觉传统而言。女性形象总的来说是反映了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规范与约束。而牛顿式的女性形象显然有悖传统的女性形象。但是，牛顿出示的形象其实更为深刻地暗示了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与欲望强度。这是一种需要男性与之对峙、较量与征服使之就范或者落荒而逃的女性形象。虽然牛顿的形象仍然是由男性规定、塑造，但他对女性的理解已经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和变化，甚至是对传统的视觉秩序的一种公然颠覆。
这在另一幅《圣特罗佩的卡文-克莱因》的作品中得到了更为具体的证明。画面中，一个身着睡衣的女性带着一种放肆、松弛的神情，打量着一个从她面前走过的男性。由她那松垮的姿态、把握全局的神态、随意的衣着所综合而成的这种女性形象是在以前的时装摄影传统中难以找到的。他将一直存在于男女之间的“男人看——女人被看”的力量关系作了一个大胆的反转。虽然在牛顿而言这种反转并不是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作祟的结果。他经由这种颠覆找到了一种新的欲望表现途径。在牛顿这里，对新时代的敏锐的感受力一直是他的摄影的原动力。他以精致、颓废、倦怠、妖艳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置换出在以往的时装摄影中不具现实感的女性形象。他通过她们带领我们进入20世纪情欲的深部。他以自己的拒绝对美、对纯洁、对理想作出虚伪承诺的影像提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展示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他的奔放自如的影像时时冲撞、对抗时装摄影界的惰性与社会伦理准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解读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欲望构造的直观感性的影像文本。当然，他的文化姿态其实充满矛盾，他的女性形象虽然一反柔顺的女性形象而别具时代意义，但她们又无法避免过于乞灵于情欲征服的嫌疑。因此，他受到来自道德保守派与女性主义两方面的攻击也是理所当然。
牛顿的许多时装摄影还善于在一种具有特殊气氛的空间中展开。他以地下室、都会中的高楼的屋顶花园、室内游泳池、欧洲古城堡、豪华旅馆等为舞台，通过别出心裁的场面调度，布置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件”现场，设计一场虚假的惊险，导演一出出催生欲望与想像的活剧。由他安排或选择的这些空间非常适宜于某种情节的展开。他刻意地在一种令人倍感震惊、错愕的空间中铺陈他的欲望、策划他的视觉阴谋。而里面的摆设、道具与他的精湛的光线控制又经常助长人形成一种想入非非。人们在此空间中的存在理由似乎只是为了冒险、引诱或挑逗。而他出示的又仅仅只是一个故事中的一个充满悬念的细节。从他的照片我们无从得知故事的结局会走向何方。也许，他需要的就是让观众与照片中的人一起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一起体会一种放纵的快感，一起设计一种结局。
现在手持澳大利亚护照、生活在欧洲摩纳哥的蒙特卡罗的牛顿1920年出生于德国柏林。他在16岁时成为德国著名女摄影家伊娃(Yva.1900-1942)的助手。在这位在人体摄影、时装摄影与肖像摄影方面有着独特建树的女摄影家手下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摄影生涯。他后因逃避纳粹统治而在1940年离开德国，最后辗转来到澳大利亚定居。但远离西方文化中心的澳大利亚似乎不能满足他的事业野心，于是他于1950年代后期与也是摄影家的妻子来到欧洲闯天下。由于他的独特的影像风格，他马上就在欧美的时装摄影界崭露头角，成为各种时装杂志的宠儿。而1960年代后期的时代风潮，更使他得到了一个趁势而起名震天下的良机。他的显影了西方社会性的现状与幻想的时装图像在一个松动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表证一个时代的欲望与欲望消费的象征。尽管他的发表媒体最初是在时装杂志上，但他的影响早已越出时装界。他的摄影创作也已经成为西方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正因为如此，他的摄影活动也已经证明了他自己从来没把自己限定为一个单纯的时装摄影家的自负的正确性。如今，年纪已是高龄的牛顿仍然锐气不减当年，不断地以他的充满活力与朝气的摄影刺激、启示着新一代的摄影家们。
在新加坡时纽顿被阔太太养着，没什么事做，只好流里流气地混日子，其实他很有上进心，他那时就有一个梦想——成为《Ｖｏｇｕｅ》杂志的时尚摄影师。工作室开了以后，他把犹太姓氏改成了“纽顿”，觉得这样听起来像个摄影大师的名字。机会总是给准备好的人，纽顿终于引起澳大利亚版《Ｖｏｇｕｅ》的注意，开始与之合作，并藉此回到欧洲，为英国版的《Ｖｏｇｕｅ》工作。但是欧洲的人才太多，纽顿发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还不如一个实习摄影师，于是又回到澳大利亚，与人开了一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的摄影工作室，过了几年，纽顿决定放弃一切去巴黎发展，因为他意识到一个好的摄影师只有在巴黎和纽约才能成为伟大的摄影师。
那是60年代初，纽顿的事业就从这时候开始起飞了。在自传中，纽顿觉得这是他经历过的一个最伟大的年代，时尚摄影变得富有创造性，摄影师的地位和待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我们看一本时尚杂志，照片都很不错，却很少能记住摄影师的名字，纽顿在众多时尚摄影师中脱颖而出并被人们纪念，自有他的道理。他工作起来很爱动脑筋，总是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把随时想到的拍摄想法记在上面，60年代末，世界风起云涌，也反映在纽顿的照片中，他的时装照片中——模特躺在窗户下面，窗外是正在飞过的战斗机还有导弹；他有时候从日报上寻找拍摄灵感，看了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知道在意大利有种职业叫狗仔队（当然现在他们遍布世界各地了），就找来一帮狗仔队成员围着他的模特拍照，而他把穿着当季新衣的模特和这种场景用他的镜头记录下来。
纽顿的第一场记忆是在他4岁的一个夜晚，他的保姆半裸着身子坐在镜子前化妆，他也难忘7岁时哥哥把站在街角的柏林最红的妓女指给他看。裸体的女人、夜，这些记忆在日后构成了他摄影作品的一种风格，他非常成功的一组时装摄影作品就是让模特扮成妓女站在夜晚的街道上。
柏林墙刚建起来的时候，纽顿带着一个模特去拍照，他让模特装扮成苏联间谍站在墙头瞭望，却没有注意到墙角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那是为纪念一个被东德士兵击毙的东德青年——他不过是想翻过墙到西德来。这组照片给《Ｖｏｇｕｅ》杂志引来国际性政治丑闻。德国所有的广告客户拿掉了下半年预定的广告，那个模特再也没能在德国找到工作，而杂志主编却对他没有任何微辞，纽顿从这些事中学习到做人的道理。
纽顿年轻时生活比较随便，直到27岁时遇到琼。纽顿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和别的姑娘在一起体会不到的交流的欢愉，琼成了他从始至终的妻子。后来受他的影响，琼也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摄影师。有很多个夜晚，她陪着纽顿在桌子前一包一包地抽烟，苦思冥想，有的拍摄点子就是她想出来的，比如模仿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里的镜头，让飞机低飞追赶模特等。
2000年左右，纽顿夫妇离开巴黎搬去了好莱坞。纽顿成了给明星拍照的肖像大师，他最喜欢的拍摄对象是伊丽莎白·泰勒和麦当娜。
纽顿的心脏不好，从小就有爱晕倒的毛病，家人对此都习以为常，纽顿吃饭时掉到桌子底下，过一会儿就看他自己爬起来了。1971年在纽约街头拍照的时候，他晕倒过一次，没能很快爬起来，被送到了医院，倒下的时候，还有意地做了一个保护相机的动作，2007年1月24日，在洛杉矶，他晕倒在了汽车方向盘上，再也没有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