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特根斯坦
节选自“后现代哲学梳理”
许晟
后现代哲学显然不是由任何一位哲学家建立的。它更像是由各种出发点不同的，对西方既有哲学脉络的总体批判，以及批判思路本身的发展所构成。它往往由怀疑过往的定论开始，例如对古典哲学，历史叙事，或者文学写作的怀疑和分析；并常常重视不同因素之间相对化的关系或力量，强化个人化的论述方式。哲学家所讨论的往往不在是某种“真相”或“世界观”，而是将这些结论被建立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同时，不同的“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是相对的，它们的内涵需要由属于这些“主义”的，不同哲学家的论述来具体表现；可是，对这些哲学家阵营的划分和概括，也时常并非哲学的本意，而更像是为了论述方便而产生的归类法，这是在了解后现代哲学时需要注意的。同时，许多相关的概念并非由最早提出某种学说的哲学家本人所创造，而可能是被借用，或者在后世的追溯中被归功于某位哲学家的。因此，概念与学说的关系也是本文梳理的要点之一，它能尽可能还原概念背后的思想，避免概念化的归类法影响对学说的认知。
▲ 尼采
虽然“后现代思潮”主要开始于1960年代，但它的哲学脉络却可以追述至更早的时间。索伦·克尔凯格尔（Soren Kierkegaard）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写作开始于19世纪，他们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也因此被视作后现代哲学的先驱——虽然后现代的哲学家们在后来呈现了普遍的反存在主义倾向。克尔凯格尔最早提出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在此立场上，人必须靠自己的行动，感觉，和一切切实的经验，赋予自己确切的真实性；并通过建立在自由之上的选择，来确立自己的本质和身份。由此，人可以坚持任何无法被证明的信念。他也最早提出了世界的荒诞性，因为每个个体在获得经验之前，世界都是无意义的。同时，他还认为人的行为应该与自己的思考一致，这一点可以被看作是基于“知行合一”的要求；它可以仅仅是一个哲学“观念”，但也可以是一种践行理论的方法，或者说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
实际上，克尔凯格尔与“存在主义”的关系是被追溯的。这一概念出现在后来的1940年代，被用于描述萨特（Jean-Paul Satre）的学说，而萨特也接受了这一名称。但史蒂文·克伦威尔（Steven Crowell）在后来的追述时却认为，这一学说源自克尔凯格尔，甚至可以在本质上追述至苏格拉底。萨特深受克尔凯格尔的影响，认为人不由造物主所创造，并且是完全自由的，因此，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基于“人性”的预设，而必须是由自己完全负责。他由此也提出：“存在主义”即是“人文主义”。萨特分析了人在生命历程中的总体经验与当下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由此完善了自由与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焦虑和绝望的本质，就在于人没有预设的价值与信念可参照，或者已知的参照已经失去意义。和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他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一种“糟糕的信仰”。由于最初就加入了尼采的虚无主义倾向，存在主义经常与虚无主义相结合，并对二战后的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存在主义”在艺术创作层面的影响，相比其学说本身，也许在后现代的思潮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 萨特
后现代思潮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20世纪早期的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受到亚洲哲学的影响，并首先于1927年前后，推翻了西方哲学关于“主观”和“客观”的基本观念，将自己的哲学置于与柏拉图相同的起点上，也因此被认为是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打破了欧洲哲学传统对“本体”的一贯认识，将基于广义的，可感知的“现象”的经验，看作一切知识的基础。由此，他将“存在”重新放置在时间和感知中，将人放置于存在的核心——又并非决定性的——位置。也许是无意的，但他却打破了之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方式的论述，将其推进到新的层面：人的经验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整体，而是一种过程，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正是重新认识“存在”本身的关键。他自然也推翻了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主义学说，指出真实来自被发现的过程，因此“思考”或“理性”也只是发现的方式之一。同时，海德格尔将语言称为“存在之屋（house of being）”的学说，十分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哲学的发展。
在随后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学说来自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理查德·罗尔蒂（Richard Rorty），心理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人；福柯（Michel Foucault）虽然常常被归入“后现代思潮”，而他个人是拒绝这一点的。其中，德里达，利奥塔，罗尔蒂，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都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当然，从学说的传承来说，这些人都不是海德格尔的学派继承者，只是受其启发，沿用了他的一些逻辑方式，并开辟了新的学说，这在认识欧洲哲学的基本关系中是很重要的一点。
维特根斯坦属于分析哲学的传统，他在自己于二十世纪初期完成的学说中认为，只要找到一种可以描述“命题”与“世界”的关系的逻辑，或者说，一种语言方式，就可以解决一切哲学问题。在二战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而这些直到他去世后两年，才在1953年出版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得以完整呈现。他将语言作为一种游戏，而语言自身在游戏的模式中发展并起作用。他认为哲学的问题在于，哲学家试图让词汇独立于它们的背景，存在于形而上的陌生环境中，而这会使语言失去作用。他认为语言必须回到各自的环境中，与环境经验共同发生作用，而这样会使哲学问题得以“消解”，而非被“解决”，因为最终的目标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消失。这相当于否定了自己早期的努力，甚至也否定了哲学研究本身。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并没有受到太多著名的非议，他所引发的争论往往在于对学说的解读方式。例如，“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理论认为，“哲学研究”中的论述是一种启发，而非任何实质性的哲学论述，只是为了让读者不受到思维陷阱的困然；然而汉斯·J·格罗克（Hans-Johann Glock）却认为，这违背了维特根斯坦自己所强调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洞察”。
在早期后现代思潮中，罗兰·巴特的思想转变更具有代表性。在1940年代，他延续了萨特（Jean-Paul Sartre）对写作的质疑，认为不断更新写作方式和避免风格化，是唯一的创造性写作。由此，他认为调查既有文本的写作方式，发现其中的转变与相互关系，要比理解文本的内容本身更能发现真相。而“前卫”写作正是通过写作方式所透露的，明确的主观痕迹，让读者保持了客观的视角。因此，他也主张艺术应该是对世界的批判和质疑，而非解释。之后，他通过结构主义的方式，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将它的价值观变成一种“客观真实”，普遍地灌输给整个社会，这似乎也在后来影响了鲍德里亚的学说。
▲ 罗兰·巴特
巴特在当时所沿用的结构主义逻辑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可以被看作是对存在主义学说的延续。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被看作是结构主义的主要奠基者，而这一概念似乎最早出现在人类学家克劳德·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研究中，并影响了这一思想运动。结构主义学说以语言的基本结构和模式为出发点，将人类文化，以及人的行为，思考，感知，感觉等等，都置于其相互关系，以及某种包含一切的抽象系统和逻辑当中。正如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所总结的，结构主义相信，人类生活的一切现象都只能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被理解；而这些关系构成了固定的结构和规范，包含着一切具体的现象和文化。这一体系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评论，经济，建筑等领域都得到了实践，代表人物包括勒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等。
随着对结构主义的实践，巴特也发现，这一方法虽然可以将论述“格式化”，并由此进行对论述的分析，却并不足以是科学而可靠的。他对结构主义的逻辑关系所依赖的，符号和象征的固定关系的质疑，让他对“西方”文化对永恒结构的信念，以及对其它不同结构的文化的排斥性，都产生了质疑。他在1966年到达日本，发现日本文化并不追求某种永恒结构所必要的，超验的“能指”，而只是保持最“自然”的意义。他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则跳过了量化写作的努力，开始了他“中立化”的写作实践，不断试图改变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一种不依赖既有沟通系统的写作方式，这标志着他的思想朝着“后结构主义”转变。巴特受到的主要批评来自他对现代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的评价，他认为哲学家们都在回避思想与哲学的相对性，而这一观点被丹尼尔·戈登（Daniel Gordon）等人激烈地否定了。另外，他在六七十年到中国旅行时，对当时中国人生活的理解与态度，也被一些欧洲汉学家认为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漠不关心”——尽管这或许也是他“中立化”的实践之一。
同样在60年代，德里达延续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线索，而他的“解构”方法进一步明确了巴特的努力。他认为，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都建立在语言与真实的固定相对关系之上，这种对应也正是结构主义所依存的对应关系的基本点。但是，他指出：这种对应是未经检验的。他重新审视写作的基本要素，及其对哲学的普遍影响，并希望破坏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体系，也就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他甚至称自己为“历史学家”而非“哲学家”。 因此，德里达也被称为“解构之父”。在50年代末期，结构主义学说正有取代想象学的势头，因为结构主义学者认为，现象学所强调的经验，只能在“非经验”的结构当中才能产生效果。而德里达作为现象学的拥护者，犀利地指出，结构本身是无法有起源的——结构主义的弱点在于，必须依赖一套既有的，被规定的，封闭的语言体系，因此，建立在这一体系上的批判，是永远无法批判这一体系本身的。也就是说，除非假设有一种超验的，永恒的，普遍适用的语言系统，否则结构主义的论述就是空洞的。在1960年代后期，德里达阐明了自己将哲学作为一种文本批判形式——而非发现真理的形式——的态度，并批评了西方哲学推崇在场和理性，而不是他所强调的，抽离式的不在场和记号，或者书写。这与巴特后期的“中立”态度在本质上是很接近的。
以罗尔蒂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则认为，德里达以自己的原则所建立的写作方式是伪哲学和诡辩，因为德里达的论述并不以哲学为根据，而是建立在文学和其它人文学科之上的。而且，他的论述充满了刻意设置的误读和词汇背景的混淆，以至于无法以学科标准进行批判。然而，罗尔蒂也承认，这种模糊是有其哲学依据的，德里达的写作方式正是为了逃离哲学中固有的形而上命题。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代表了“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以及60年代更加激进的后现代思潮的来临。后结构主义的学者普遍质疑结构主义，认为它只是一种自圆其说的体系，尤其质疑它针对语言的基本模式所提出的，语义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指出这一对立并非是天然和必要的，却被当作了符号的基本结构。这一质疑往往从语言的基本构成开始，延续到对文化和历史的书写方式，以及对整个社会的知识和真相的质疑。后结构主义的学说主要来自德里达（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阵营），福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布特勒（Judith Butler），拉康，鲍德里亚，以及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等人。如果说现象学认为，知识的基础在于经验；那么结构主义理论则认为知识的基础在于观念，语言，或符号的结构；而后结构主义理论则认为，结构与经验都不能带来知识的基础，而且，这不是一种失败，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 德里达
作为科学或者说科学哲学领域对这一批判的响应，大约在1962年前后，托马斯·库恩反思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将这种基础的快速变化归于同一领域的科学家们的临时合意，称之为“范例转移（paradigm shift）”。也就是说，他讨论的也是知识形成的过程。他指出，科学的真实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由科学团体所认定的框架所构成；不同的框架往往相互矛盾，却又无法比较，只能在自己的框架中成立。因此，科学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由参与者的主观态度和世界观所决定。同时，科学的进步往往不一定是真的在发展，而可能只是使用不同概念框架的研究群体之间的，不同的理论范例的相互替代而已（波粒二象性实验就可以被看作是典型的，不同的科研“范式”之间的碰撞）。这一论述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科学的言说结构的质疑，或者说，是后结构主义范畴内的。库恩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他对麦克·波兰伊（Michael Polanyi）的学说可能存在的抄袭；至于学说本身，似乎可以被看作一种不同学说之间的调和剂，因此它受到的重视似乎并不高。
例如，“范例转移”就可以是看待在稍早之前诞生的，拉康的精神分析主义的一种中立方式。拉康结合了索绪尔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精神分析的症候本质在于语言。在1950年代，他提出“无意识”也拥有语言式的结构，而并非心智的基础部分。同时，语言并不受自我或者说“主体”的控制，而是来自外在的“他者（Other）”。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进入自我，发现真实的，“无意识”层面的欲望；分析的完成则在于“欲望的净化”。同时，他认为精神分析是唯一能质疑科学与哲学之不足的方法。 经由对一系列概念的发明或重新阐述，尤其对“主体”与“他者”这对二元关系的强调，他建立了典型的结构主义体系。因此，他虽然并非一位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家”，却对结构主义思潮颇有影响。同时，他新浪漫主义式的观点（例如认为疯狂是“痉挛的美”）；对弗洛伊德的“15 分钟”诊疗规则的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颇具经验主义，甚至“禅学公案”意味的临床实践；对非理性和挑衅的强调（并将挑衅用到了临床实践当中）；尤其是对弗洛伊德的既有理论结构的“范例转移”式的改变；以及对激进左派社会运动的支持，又使得他常常被归入一个更加广义的“后结构主义”的范畴。
▲ 拉康
拉康并未得到欧陆或分析哲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他被认为是“含混”的评判体系。另外，在1960年代还出现了“反精神病学”思潮，主要就体现在对精神分析法本身的批判上。胡塞尔对精神分析主义的总体批判很具哲学层面的代表性：他认为，精神分析主义对公式和逻辑的运用是“先入为主”的，其原因主要在于，混淆了先验的中立逻辑和预设的评判逻辑——从追求真理的方式来说，一种评判必须符合评判之外的逻辑，而非评判自身预设的标准，以及仅仅由这些标准所建立的结构。同理，精神分析中的“真实”并没有提供一个更加可靠的，精神分析之外的根基，而只是依靠经验的“显然的”真实，却试图建立一个非经验的理性框架。这实际上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有非常类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关于人的内在精神结构；一个是针对宏观的语言及其与真实的关系。
福柯也不认为自己的“后结构主义”立场是自发的，而把自己看作是结构主义传统的一员——毕竟，“后结构主义”这一概念是由北美学者在了解他们的理论之后才发明的。他深受尼采的影响，在1960年代，他以自己后来称为“知识考古”的方式，引入史料编撰法，分析了以语言叙述为基础的，社会，历史，以及知识的演变，其中也反映出明确的结构主义思路。他认为，人类被知识主宰了，而每个时代的所谓真实都只能建立在特定的潜在条件中，这些条件决定了在特定的时代，哪些论述可以被接受为“合理的”。而且，在每个特定的文化或者每个特定的时刻，这些条件只会有一种组合方式，即特定的，却又不被指明的认识方法。与库恩的“范例转移”相比，福柯将“范例”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认识领域，科学也只是其中一个类别而已。并且，库恩认为“范例转移”来自研究群体的有意识行为，而福柯则认为，认识方法的转移是建立在非常基础的，以至于被人在执行的同时所忽视的，社会无意识层面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1960年代，福柯还与萨特的存在主义阵营展开论战。福柯认为，萨特的学说只适合存在于十九世纪，就像鱼只能活在水里一样——这一看似普通的比喻，实际上也是他对上述理论的一次最为浅显的应用。
他的学说在1975年前后成熟，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他评价了“散漫”的力量。他将圆形监狱作为范本，并提出“语言即是压迫”——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不被压迫，而不说此种语言的人就受压迫。最终，他的学说归结为对知识与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批判：社会作为主体，使用知识的力量，将自身的主观需要客观化了。由此，知识变成了社会结构所需要的压迫手段，例如对“疯狂”，“疾病”，“正义”或其它实体现象的定义，以及对性和身体的规范等等。因此，他最终留下了后结构主义式的主张。对他学说的正面评价来自批评领域的方法贡献，例如对哲学如何发现“控制与被控制”的方法贡献，以及为读者所争取到的，基于知识论述的自由接受的权力。这些几乎是唯一可发现的，福柯为哲学带来的正面情绪。因此，再次以罗尔蒂为代表的批评声则认为，福柯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理论或任何正面的解决办法，仅仅是推翻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原则，让知识所捍卫的“自由”与“正义”走向了虚无；并且，“如果他说论述不可能是客观的，那么这个说法本身可能客观吗？”
▲ 福柯
利奥塔与福柯一样走向极致的怀疑与解构。他的主要学说出现在1970年代，他从逻辑学出发，激烈地反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普遍性和“元叙述”，也就是反对各种被作为前提而存在的论述，尤其反对被作为前提的潜在逻辑和因果关系。他认为，现代哲学对所谓的真实的肯定，是以被普遍接受，却又缺乏检验的，关于知识和世界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即所有的历史，知识，社会等叙事，及其合理性所依存的根本——为基础的。可是，这种“元叙事”既没有严格的逻辑，也没有严格的经验。他把这一现象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games)”相比较：随着现代主义以来的基本叙事的崩塌，人类开始了一种新的“语言游戏”——不再追求绝对的真实，而是只能接受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当下关系，并依赖这些关系当中的相对性。同时，这种关系是随着经验不断改变的。由此不难理解，他很早就评价马克思（Karl Max）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关于政治，经济，以及治疗学的理论都是“外行话”，只能靠“独断和霸道而流行”。同时，他相信，二战以来的科学都只能用“微叙事（little narratives）”取代，包括科研，也必须找到新的目标，取代对“真实”的追求。作为这一思考的延续，他预言了数据化的信息处理将会到来，而科技将取代智慧主宰世界。
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不同观点的哲学家都对利奥塔的论述提出了批评。其中主要是针对他论述的基础，即“语言的无效性”。很显然，他自己的论述仍然是基于语言的“有效性”，以及“语言游戏”本身的。他所反对的，对语言和叙事的共识，以及基本的“合理性”，也正是他自己的论述被表达的方式。同时，利奥塔对康德（Immanuel Kant）所论述的“崇高”的反对，相当于反对了哲学本身：即验证自身及其所论述的对象。那么，利奥塔也就推翻了自己的论述——或者说，他的论述就变成了另一种与福柯相似的自相矛盾的行为：用“常识”去反抗“常识”所形成的基础。另外，作为从逻辑学出发的讨论，利奥塔的论述被认为严重缺乏严谨性，包括对“真实”的定义本身都显得“苍白”。这些并不妨碍以他为代表的，逻辑——尤其是宏观层面——的断裂甚至消亡，以及基于“微观叙事”的独立价值观的自我凸显，成为后现代以来的文化及艺术批评的重要部分。
理查德·罗尔蒂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属于分析哲学的传统，两人都认为应当消解传统的哲学问题；同时，他也批评了福柯的论述让一切研究都成为了虚无。在这一立场之上，他提出了“反基础”和“反本质”的思想，并重新强调了经验的重要性。1979年前后，他延续了“范例转移”的思考，认为哲学错误地模仿了科学的方法论，不应去追求一种普遍而恒定的逻辑结构，也不能被作为“自然的镜子”去看待：也就是说，哲学是不能用论述去“再现”世界的“真实”的——就像他所认为的，科学也无法真正“再现”这个世界。同时，他结合了维拉尔·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对综合分析法的批判，以及维尔弗里德·色拉尔（Wilfrid Sellars）对“已知的神话（Myth of the Given）”的批判，做出了与利奥塔相似的论述：消解了语言与“真实”之间的联系。但在这里，被消解的联系是叙事层面，而非逻辑层面的。这使得他的论述更具实用主义的主张性质。在这一点上，他吸收了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对观念和经验的二元论的批判，并提出：人的观念与世界的关系是由人所处的时代偶然决定的，任何描述世界的方式，在与其它时代的方式比较后，都将是不完整的（例如语言也只能根据特定时代的经验而被使用，古代语言有时无法翻译成现代语，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经验完全不同）。因此，“真实（truth）”不是能得到的正确结果，或可以被再现的“真相（reality）”，而只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人如果放弃了对世界的“再现”式的概括，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平静。
因此，罗尔蒂设定了一种大多数：他们只相信眼下的真实和既有的历史叙述，不考虑世界观层面的问题；而另一种少数则如英雄般孤独：他们无法知道更多，却关注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并且明白，自己的叙述也永远无法比大多数更接近真相。这些少数因此是自觉的，并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报以浪漫主义的“嘲讽”的态度。显然，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同时，罗尔蒂经常引用或解读其他哲学家的观点，而他对这些观点的使用被认为缺乏系统性，更像是文学评论对小说段落的随意摘录。由此，苏珊·哈克（Susan Haack）也抨击了罗尔蒂的思想，认为他的论述是“反哲学”，“反智力”的，并只会让人类“更加受到修辞的摆布”。
鲍德里亚也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受到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影响，发展了媒体和交流对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并且从历史进程的角度，重新论述了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相比福柯将知识的产生归结于力量之间的关系，鲍德里亚则认为，任何追求总体的知识，或者涵盖一切真实的论述，都终将落入幻象当中。在1981年前后完成的“模拟和拟像”一书中，他从当代社会如何制造虚拟的生活图景入手，最终论述了一个符号层面的核心：要彻底理解人类生活的每个细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理解都需要借助符号，以及符号的相互关系。那么最终，真实会在符号的交互变化中消失，只剩下符号本身；而人则活在符号的关系当中，看不到世界的真相。他认为，尤其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社会，符号已经像商品一样可供交换；社会对符号与意义的滥用，已经将真相都抹去了，变成一个依赖“象征”，而非事实的社会。于是，自由主义或任何乌托邦都不再被相信了，而例如恐怖主义这种典型的“象征式”的攻击，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效果。 他与利奥塔相似，对历史的“元叙事”持否定态度，并更进一步认为，历史本身将成为自己的垃圾箱而终结，而普世性只是一种逃离现实的虚假承诺，甚至连“终结”本身也不会被相信了。
▲ 鲍德里亚
马克·普斯特（Mark Poster）则指出，鲍德里亚的写作是夸张和宣言式的，在关键点上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他将自己的观点扩大化了，并拒绝为模糊的论述划定边界；例如，他将电视，图像等经验的影响无限放大，从这些有限的证据中推断出灰暗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在鲍德里亚的宏观叙事中，人首先不再是公民，也不再处于任何阶级中；人只是消费者，由此才受到符号的摆布；而为什么人作为消费者的身份比作为公民的身份更加重要，并没有得到直接或间接的阐述。这样的宏观叙述是欠缺逻辑的。
注：篇幅所限，注释部分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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