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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徐志伟与“圆明园画家村”

2019-08-21 16:34:55　来源: 当代艺术档案库作者：ACAC

▲ 徐志伟

徐志伟作为一名专业的摄影师，在此次展出的“徐志伟镜头下的中国当代艺术1992-2002”展览中，为我们呈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时刻。他以纪实摄影的方式，真实、鲜活的记录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和创作，同时也以极其热忱、专注的态度，记录了具有探索意义的艺术现场。“圆明园画家村”是徐志伟摄影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次展览之际，档案库特此采访了徐志伟老师。

档案库：徐志伟老师最早您是怎么知道圆明园画家村的？

徐志伟：最早知道圆明园画家村大概是在1991年，听说有些艺术家在那边住，就想哪天过去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直到1992年上半年，我和我爱人从报社下班回家，看见门口躺了一个人，穿着打扮很奇怪，一看是鹿林。跟鹿林认识是之前他在北京做的一个水墨的展览，那个展览挺轰动的，去了很多人，包括老栗（栗宪庭）也去了。我俩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没想到他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不知道他是专门来的，还是进城顺便来我们家的。他说他已经在圆明园画家村居住了。我问了他一些圆明园的情况，他说那儿特别热闹，现在已经有不少艺术家了，有空过去玩。当时我在《消费时报》工作，这个报刊的周末版非常关注社会新闻，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意思，回去跟领导一说，领导也觉得这个题材好，可以做一个较为完整、详细的报道。当时圆明园画家村也是热点话题，很多报社都有报道。然后我就带着自己采访任务、计划和相机什么的就去了。

档案库：您第一次去圆明园画家村都见到了哪些艺术家?对圆明园画家村有什么感受？

徐志伟：第一次接触了哪些人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圆明园以前我是经常去的，环境很熟悉，自然环境非常好，以前也去拍过风景，但是周围的村子没怎么去过。第一次采访才发现旁边还住着这么多人。这个村子（福缘门）离圆明园景区非常近，感觉这帮画家很会找地方。当时的初步印象是这里虽然是农村，但是跟北京其他的农村又不一样，周围虽然是被摧毁的、残败的皇家园林，但风景很漂亮，这对圆明园的画家是得天独厚的地方。

我做了比较详细的计划，也拍了一些照片，报社报道的任务完成了。但是总感觉还不够，在圆明园拍摄采访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些画家，这些画家的生活方式非常吸引我，自己非常羡慕和向往他们那种生活方式，也觉得可以更深入的去记录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后来自己比较频繁的过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去。我慢慢接触到了郭新平（伊灵）、王秋人、李兴辉、王强、张洪波等一二十个画家，老方（方力钧）那时候还没接触到。后来每次去圆明园待得时间比较长了，能够深入的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如他们睡觉的地方都很脏乱，绘画的颜料摆放的也很随意，有的人吃饭的时候就简单的煮个挂面。这里经常会有一些新入住的画家或者从外边来玩的朋友，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吃吃饭，可以改善伙食,这样大家彼此也就认识了。

档案库：那时候您是怎么过去的？

徐志伟：各种方式都有，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自行车，有急事时我就打的。那时候我家住在朝阳区红庙附近，是报社分的房子。从红庙骑行到圆明园需要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了，即使打的也得四五十分钟。

档案库：您当时主要是拍他们的日常生活吗？

徐志伟：对，开始时需要别人带我进去，因为有些人不太认识。比如丁方，他所在的村子怎么走过去我都不知道，别人带我进去后，如果画家觉得没问题就可以拍了。在福缘门住的画家，因为在平时的活动中见过，大多数都认识，所以去拍他们的照片就很方便。老方（方力钧）那我也去过几次，有一次是提前与他约好了，那时候他正在赶绘威尼斯展览的作品。其时，他真的是把自己反锁在院子里画画。当时我跟他约好，他让我明天上午来，在我敲门进去后，他又把门反锁起来。那天特别的安静，他画画，我拍照片，大约拍了一上午的样子。

档案库：当时在生活上，您已经跟他们打成一片了？

徐志伟：对，我去圆明园经常住在画家家里。鹿林、摩根、饶松青、王秋人这些人的画室我都住过。去那一般都是周末，可以住上两天。1992年夏天，趁着单位年假，我在那边住了两个星期吧。画家们大部分住的都比较艰苦，厕所当时在胡同外的公共厕所，冬天时地面上全是冰。有时候晚上起来上厕所时，灯还是坏的，还得小心地上冰，反正环境特别差。大部分人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我有一个朋友在青岛开方便面厂，有时候给我八箱、十箱的，我基本上全运到圆明园去了，他们很多人都吃过我的方便面。

档案库：关于圆明园画家村时期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们都是通过您拍摄的照片了解的。您对这些有什么印象？

徐志伟：他们有这样类似的集体活动都会通知我，有时候通知不及时，我就会打个面的去。1992年在画家村边上的小树林办过一次画展，没有常规展览那样的气氛。在相对自由的小树林里做展览，有一种特殊、独特的感觉。其实，当时树林里的光线并不太好，有些作品就直接放在草丛里，这样做对画是有损害的，整体环境并不适合作为画展的场地。那天观展的人比较多，画家们也想通过此次展览售出一些作品，他们邀请了很多在北京的外国朋友，也确实来了很多人，但是并没有作品售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最后烧掉了自己的作品，包括伊灵、黄欧和叶友等人。在小树林画展之后，他们又在北大举办了露天展览。实际上这可能是他们争取绘画展示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没有钱去租场地，可能也没有合适的绘画机构接受他们的作品。

档案库：您清楚他们是如何组织这些展览的吗？

徐志伟：他们具体怎么商量的我并不知道，因为当时我没在场，但类似这样的展览有好几个。北大的展览是李兴辉组织的，他当时统计的参展画家的名单。具体这些作品是怎么摆放的，应该是李兴辉安排的。当时李兴辉请了很多外面的朋友，当然，参展的画家也要都会请，主要是由他来策划的。北大的展览就是他去联系的北大学生社团，北大允许他们把画搬到校园。其实，他们计划在北京的五六所高校举办这种展览，人大那边也联系好了，北大展览完之后去人大展览时，由于一些原因就不允许他们把画拿进去，因此举办展览的事宜就搁置了。

档案库：从1992年开始，已经有很多媒体陆陆续续的去画家村采访了，关于这些媒体对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您了解的多不多？

徐志伟：实际上，这些媒体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当时收集了很多与圆明园相关的报道，因为当时我和王秋人在编一本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文献集《艺术流浪》，所以这方面的内容收集了很多。比较有名的杂志也报道过，像汪继芳也写过几篇比较长的报道，对圆明园的介绍相对比较深入。但大多数报道多倾向于介绍艺术家独立追求自由的生活和艺术，多介绍画家在文化上与体制集权的对抗，加进了一些政治色彩，尤其是西方的报道更侧重这一方面。这也折射出的当时社会的一种自由现象，一种与体制内区别的现象。

▲《艺术流浪》书稿

▲ 徐志伟收集的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刊物

档案库：您刚才提到和王秋人一起编辑的《艺术流浪》这本书，这个想法是怎样被提出来的？

徐志伟：这是1993年的事情了。当时很多媒体对圆明园的报道并不全面详实，我们就想通过画家自身的角度去介绍，而不是作为“旁观者”的角度，因为“旁观者”角度的理解有时候并不确切。我们想通过艺术家们撰写的艺术笔记、文章和创作的作品去介绍艺术家，文章有栗老师（栗宪庭）、张晓军、王秋人和黄翔等人的。而且，当时的相关报道中也没有太多的艺术家作品，我们想做一个图文并茂的书籍。同时，我们也收集了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圆明园画家村的书籍。

虽然我们形成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要怎样实施，当时也没有钱，我们就想着先把它做起来再说。当时跟出版社的朋友聊过出版的事儿，他们说没问题。但是到1994、1995年时，圆明园的压力比1993年大了很多，而原来答应我们出版的机构也打了退堂鼓。我们可能需要靠画家的力量去找一些赞助，后来这本书就搁浅了。

档案库：1994年的时候，您拍过一张伊灵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搬迁的照片，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意识到压力了？

徐志伟：其实，当地的派出所户籍部门已经给他们信号了，就是不给他们办暂住证了，而且已经明确的告诉他们不能在这里长住了。在1994年的时候，方力钧、岳敏君他们已经搬到宋庄了，可能他们觉得这里太热闹了，而不像以前那样安静了。

档案库：您拍圆明园画家村一直拍到了什么时间？

徐志伟：一直拍到了1995年，之后我去的次数就非常少了。有几次他们让我过去，说警察在哄人，但我都没赶上，等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没什么人了。警察把他们该带走的都带走了，该吓跑的也都吓跑了。1997年我再去看看的时候，好像就剩祁志龙一个人了，其他人已经不在那了。在我的印象中祁志龙是最后走的，没有人轰过祁志龙，因为他有北京户口，所以相关部门就没有理由轰他。

徐志伟简介

1961年生于北京。

1980年至1999年先后工作于《中国青年报》、《中国摄影报》、《消费时报》等媒体。

1999年离职成为职业艺术家和自由撰稿人，曾担任“世艺网”摄影版执行主编。

1995年在北京中央美院画廊，1996年在香港艺术中心爱克发画廊举办过个人摄影展。

作品曾入选东京画廊“现代中国摄影家三人展”、日本福冈美术馆“90年代中国前卫美术家资料展”、意大利热那亚亚太当代艺术档案馆“中国行为摄影展”等。

徐志伟摄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