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本身与“历史”概念不相容，历史是对已经结束的时段的论定和总结，而“当代艺术”正在进行中。但是，当代艺术也未必没有一部分属于“历史”(艺术史学)的工作，这个历史的工作就是进行记录，形成档案，及时和适时给出尽可能全面和客观的报告。由于这种工作具有历史理性（科学性），所以它和历史学的许多方法和观念是共用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对当代艺术具有一种新的历史的预见，必须承认当事人和同代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只是一个见证人和参与者，而这些对当时的艺术事实的证据和记录如何在今后被转化为艺术史，见证人和参与者没有权利去确定，却有义务给解释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提供尽可能充足的参考资料，这就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自1986年以来记录艺术活动和艺术家、批评家的档案，2005年以来每年编辑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以及补编1979-2004每年一部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工作的理由。现在，2005卷到2008卷已经正式出版。有幸受邀参与讨论当代艺术是的写作问题，我们就此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编辑方针做一个汇报，就教于方家。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记录变量，不记录常量。它不是美术界的当年活动总结，也不分门别类艺术的年度记录，而是对中国艺术正在进行的实验、探索、创新和遭遇进行调查和整理，按年度为单位，客观记录事实，并对各条记录核实、简明描述和对照索引，使当代艺术的变化得到显示，并且努力揭示各个重要事实之间的关联和意义，记载中国现代化过程及其在社会思潮、文化现象和当代人心态中最敏锐的创造性反应，同时标示艺术对现代化过程的推动和反省的作为。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在1986年建立的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基础上编辑。当代艺术包括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在当前的重大变化，现代艺术有三个常用概念：时间上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各种艺术现象；文化上表示与前现代和后现代相并列的艺术状态；艺术上区别于传统经典性质的先锋实验性质的部分，学术界也径称这个部分为“当代艺术”。有鉴于19世纪90年代之来所有发达国家的当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博物馆都以记载先锋实验性质的部分为主，所以现代艺术档案以第三个概念作为理念。同时，因其尽量客观全面地记录变化着的艺术事实，自然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特有的三代（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而且互相冲突，互相促进的状态。又因档案的学术研究性质，在注重先锋、实验艺术的同时，也全面研究当时发生的各种艺术现象，自然就包括时间上现代的艺术现象。但是，限于任务和篇幅，年鉴以记录先锋实验性质的部分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为主，旁及三代并列的文化状态和其他艺术现象，因此在后二个方面只在涉及重大事件和那些性质虽非先锋实验却发生着重大变革的艺术现象。
当代艺术的活动正在发生，意义和价值一时难于判断。我们根据两个理念进行工作，第一，科学学术规范：尽最大可能调查研究，记录事实，考证因果。第二，艺术学思想：充分意识到艺术现象的特殊性，尊重各种人物的主观意志和独特感觉，以揭示各种现象、陈述和事实间的关联，互相印证为客观目标。二个理念实际上相互矛盾。调查研究是一个科学工作，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结果体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年鉴》则是一个有时间和篇幅限制的报告，而且不可能不经过大量的整理、选择和编辑，并且事实上包括了编者的意向和学术目标，即为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一份索引。而艺术现象本身是一个主观创造，不断发生新意义，而对于艺术现象的接受也是见仁见智的“事物”，即使对编者，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会变动。这种不断变动，没有恒定意见的事实如何呈现为一个科学工作的结果，正是年鉴的意义所在。因为作为变量——无论对作者还是观者都变动不定、理解各异，正是事实的真实状态，也才是人类精神的状态，才是学问的现代性本质。在古代就发展起来的真理的观念，将事实本质归结到简化的公式和教条，呈现为物理学学术观念。事实成为被考察的对象，分门别类，分析因果关系，转化为定律，结合为“解”和定量。近代社会科学发展之后，真理和本体问题被搁置，对于现象的“差异”的关注成为学术的主要目标，观察和体认差异而发展出“质的研究”，统计和计算调查数据而发展出“量的研究”，发现和调节变量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呈现为社会学/人口学学术观念。《年鉴》达不到对真理的揭示，只能局部地，在某些问题上展开对“差异”和“数据”的调查和报告。然而，由于《年鉴》针对现代艺术问题，使这个学术工作具有了一种艺术学/美学学术观念。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法国的一批思想家发展起来的观念，对现代性、理性、逻各斯、历史的定见和主流社会强势文化的习俗、规定进行反思，用分析评论文学和艺术作品作为手段。这种方法不仅对于被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扩展，主张物理学事实和社会/人口学事实常常是在人的理解和感受中成为“真实”，而每个人的理解和感觉又根据其处境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艺术作品把这种变动的理解和感受变现为一个“实物”，我们称之为“形相”，是扩展了的自然和社会。而艺术学/美学方法本身不把研究者当作一个纯粹“无我”的客观者、调查者，而是把研究过程作为一次评论，自我的理解和感受也成为学术的一部分。《年鉴》工作在这个艺术学/美学方面切入，所以即使《年鉴》的记录的意义和价值一时难于判断，调查、记录、考证不周全，文字和图像保留着作者的主观意志，编辑过程必有编者的理解和感受羼入，但我们认定，这种主观理解和感受也是艺术学/美学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真实状态。
调查原则基于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试图对艺术现象及其相关因素进行量性的研究。 “质的调查”采取了抽样问卷调查、定点访谈和地域性普查方法。
调查过程追求周全。调查结果采取了三证法：即本证，调查对象的陈述和直接引用的资料；旁证，同一事实的另外证据，包括人证和物证；佐证，在另外事实中涉及牵连到这个事实的证据。孤证不信。
“三证”的求得则以三种基础工作为先，首先是全面普查，其次是逐步建档，其三是建立数据库。
全面普查是对出版物、各种文本（包括广告、招贴、请柬、传单、通知、报表等）进行收集和整理，对网络信息进行定时的搜索和分析归类。同时执行根据社会学调查原则的按地区、人群或类型的普遍访问制度，根据学术课题的专项调研，以及个别访谈合作研究等工作。逐步建档，就是将原始资料集中之后，对资料本身进行清理和核对，发现矛盾，找出问题，再进一步辅以调查、访谈、对证、学术会议和讨论，专项核实、搜集旁证佐证等方式，使资料的条理、因果、可信程度有所判断。2003年开始，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建立数据库，并将会逐步上网，使信息平等地呈现和交流。
档案工作是个规范的长期的学术基础工作，《年鉴》是具有极强的选择、判断性质的时效性具体任务，由不同层次的委员会和工作组共同工作。
学术委员会由巫鸿、黄专领导的当代艺术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出任，主编由学术委员会委托并对之负责。
编辑委员会由国内外当代艺术的专家组成，他们直接参与具体的选择和判断，对年鉴的结构、方向、人物、机构和活动的名单作出决定，报送学术委员会审批。
《年鉴》的工作委员会由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何香凝美术馆当代艺术中心、巴黎、柏林、首尔、云南大学、今日美术馆等工作组，以及编辑委员亲自参与或委托专人组成，并有一百多位志愿者参与调查整理和编辑。
档案调查的人物对象包括艺术家、艺术理论家、评论家、策划人、活动家、收藏家、行政官员、专业报刊记者、出版人等。根据我们的能力和资源，档案调查会逐步扩大。
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具体的人物总是一个可以建档的专案，多年来档案对许多艺术家、理论家、策划人和活动家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发表都要经过被调查人本人核实。
档案中立项是逐步增加的，没有名额上限，所以虽有或缺，将会有计划地弥补。《年鉴》中人物则有一定时间限度和名额限度，由编辑委员会提出清单，反复增删，集中交与委员推敲，由学术委员会确认批准。工作小组按名单工作。名单具有可扩展性。
现在商业活动太过蓬勃，商业行为往往以学术的面貌出现。目前美术馆、策展人、评论家大多数是受了商业委托。因此，要求工作人员具备更为清明的鉴识眼力，同时也要跑圈子，广泛地调查研究。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和资源可能无法完全避免被影响，只好保持警觉与反省，选出真正有学术性的艺术家。
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家、策划人、活动家的选择和记录有二个原则。第一个是近水原则，委员会正式委员都予以记录。理由有二：如果委员会不具有权威性，档案和《年鉴》就没有可信度，而权威性的具体表现就是委员们的活动不能忽视，有必要立档记录和载入年鉴。其次，《年鉴》不是功过簿，只是借助事实揭示艺术现象，揭示社会心理和精神趋势。对个人的观察有时只是作为观测切入点，所以联络方便的专家学者记录起来更周全，核证起来更方便，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二是借景原则。只要是当年在网络上活跃到一定程度，具有一定影响的人员就选入。网络是现代清议，还有什么途径更公允、公开地表达着人们对一理一事一人的评价？当然为了防止偶然性和混杂性造成遗漏，我们借助了“中国批评家网站”的名单，并适当参考其他网站，并加以弥补。借景成画，把批评家、策划人、活动家同艺术家一样记入《年鉴》。
调查的另一个重点是机构。对各大美术学院专门立案调查研究，得到了各院长的支持及学院办公室的配合。目前范围正逐步扩大到中国各种艺术教学机构。档案记录变量，凡是教学单位在理念、措施、课程、人员和机构上变动的部分都会反映在《年鉴》中。
对各美术馆、博物馆的调查也是在馆长的直接支持及其学术部、教育部配合下进行。只记录对当代艺术有作用和影响的艺术活动，对于文化意义相当大的古代艺术展、传统艺术展和外国艺术展，有时并不涉及。有些美术馆本身就有自己的年鉴和馆刊记录相关的当代艺术活动，因此《年鉴》侧重于提纲挈领。对于基金会、协会的调查同此。
对画廊和拍卖公司、博览会等机构的调查方法类似，只增加了对经营模式和规模、顾客取向等经济方面的调查。
《年鉴》的编辑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事实，第二部分是主题记载。
基本事实分为时、地、人、事四个专栏，顺次编辑。
时项：有一个日志式“年表”，按时间顺序排列，每日占据一页。 并有一个“大事记”，一年记录80件左右，其意义比一般日志重大。
地项：时有出现的数种图表（Atlas），以及不同的分图来表明艺术家状况的变动，艺术流派、观念的流变，重大事件发生的地理状态等。同时以分省的方式对艺术中心之外发生的事情作概观的记录。
人项：对一些艺术家、策划人、理论家和活动家以个人为专项记录其行状。记录“重要人物”，也记录“新人”，主要是年轻新秀和偶然有突出作为的“人物”。
事项：对各种艺术事件进行记录。主要记录：1．大型和主题展览，以及重要的小型展览、个展。2．机构。对国内各艺术组织、院校、学会、协会的活动分项记录。3．收藏与市场。对行销、拍卖和行情甚至参考画价进行记录。4．对基金会与国际艺术家工作室活动进行纪录。
主题记载是根据一年或一段时期以来发生的艺术情况，从各个特别的观察、调查角度进行的专项整理。整理过程一般不侧重专门研究，只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整理和汇集相关专题的文本。在年表日志和大事记之外，补充两种报告：第一，重要的活动和事件，大事记不足以揭示全部状况，列为专题。《年鉴》遵循“自组织”原理，“事实”因为各种关联联系起来。这种关联有时是一个展览的主题，或一个研究的课题，甚至一个年龄段的划分或一次拍卖专场的规定，看似偶然，但是会使一部分同时、地、人、事的事实因为在不同的联系中出现而显示出不同意义。当这种关联达到一定数量，就会显示为一种现象，展示风潮和流变；第二，传统的、流行的艺术分类，其中的部分情况已经记录，但还是按照这个类型做一个调查报告。或者有些常量现象虽然不在年鉴中记录整理，但是却与年鉴中问题形成结构性关系，也用专题报告补充。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只是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日常工作中的一个具体项目。现代艺术档案20年来的工作，实际为许多学术和其他艺术活动准备资料并创造了条件。与之相关的活动将会逐步展开，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艺术的变异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的基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