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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霆:浅述行为艺术中的心理学因素

2010-01-21 14:08:16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陈霆

  当今不是个能出绘画大师,也不是个能出经典理论的时代,但却是个思想文艺界空前活跃,力量积蓄待发的时代。当代的艺术批评家们不再雄心勃勃地希图建立一个包容的,庞大的理论体系,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艺术现象的大量的多视角分析,以发掘各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为乐趣。也就是说,当前的理论界的工作相当于一种对资料的收集、扩充过程,而非汇编、提炼、整合的过程。在这个没有统一标准的散漫的理论后现代时期,每一种全新的视角或独到的见解(哪怕只有一点点特出之处),只要能激活思维,启发思考,丰富现有“库存”的,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理论家们也在积极地创新,不仅在对客体的批评上,还包括在本体的完善上,都出现了层出不穷的清新的创意,也确实对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启迪作用。这是我对现当代艺术理论界全貌的一些个人看法,针对这一观点,我也就有理由推出以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在逻辑上不是很严密。且观点似平有些生硬、欠斟酌,但却像所有大胆的设想一样给出了一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角度,而这点新意可能就赋予了它一定的价值。以上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开脱,而是一段谨慎的开场白,目的在于使我的文章不显得那么唐突。
  这篇文章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当代的行为艺术,其实“行为”在西方早已不是新鲜名词了,在六、七十年代,行为艺术在欧美出尽了风头,只是如今,这股劲风刮到了中国,一如它在其诞生地所造成的“破坏性”效应一样,在这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成为年轻人的新宠。而这类艺术中最极端的,也是争议最大的要数一些表现虐待和自虐的行为。对于这类艺术,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国际上也没有给出一个较统一的褒贬评价,也就是说在艺术史上是种还没有被归位和定性的“艺术风格”,因而在这上面仍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这类艺术现象确实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思考,各类批评文章也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或者褒扬,或者批判。其实,艺术的形式是多样的,只有个人好恶,而不应有绝对的好坏之分,而且,决定一件事物是否属于艺术范畴的底线的划分也是含糊不清的。所以,我不想对其妄加评论。只是在国内文艺界对这类艺术的批评进行得最沸沸扬扬之时,正值我在修文艺心理学,当初也曾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对这一热点进行过一些分析和思考,如今回想起来自觉还挺有意思,于是把当初的一些想法整理成文字,即成为这篇《浅述行为艺术中的心理学因素》。
  我觉得可以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的理论来解释行为艺术中的虐待和自虐现象。

  我们先分析一下个人心理的成长历程。当一个婴儿脱离母胎,在生物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物个体,但是,在功能上,婴孩仍与母亲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母亲。因而,他没有自由;但是这些与母亲的关联给予他安全感和一种相与感,以及一种附着感。
  但人不可避免的要长大,要成为独立的人,要割断这个功能上的“脐带”,在人格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体,这就是成长,也可以说是“个人化”过程。孩童年岁日增,脱离“原始关系”  (“原始关系”也就是婴儿对母亲的这种尚未脱离的依附)的程度也越大,于是,便越加渴望自由与独立。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身体、情绪、精神方面日益强壮,功能日益统一,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日益的孤独”。孩童从世界“脱颖”而出,发觉他是一个与他人绝休戚的个体,与这世界是分离的,这个世界与其个人比较起来,是强而有力的,而且是常常具有危险性和威胁性的,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孑然孤立而面对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于是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因而,成长带来了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孤独和无助。
  于是,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也就是他切断了“原始关系”,自由了的时候,他反而会产生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完全把自己隐没在外界中,重拾那条纽带,籍以克服孤独与无权力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逃避自由的心理。
  然而,这些冲动及由此冲动而产生的新关系与在成长过程中所切断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正如同孩童不能重新投入母胎中的情形一样,在心理上,他也不能倒转个人化的过程。如果想要这样做,就必须采取“服从”的态度,但是在服从的过程中,权威与服从此权威的孩童之间的基本矛盾还是未曾消除的。在意识上,他发现,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因此,服从的结果与当初想要服从的目的正好相反:服从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产生了敌意与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更令人惊吓的,因为反抗的对象正是儿童所依赖的人。
  而从社会角度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拿人类的社会孩童时期——古代社会来说。当时缺少个人自由,每个人都被锁住,从生下来开始,在社会中便有一个明确的,不会改变的和没有疑问的位置,他已经生根在一个结构固定的整体中,所以,生活是有意义的,根本无怀疑的余地。一个人与他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而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现代人都只是一个“偶然做了那个职业的人”,而不是“生来就是那样的人”)。在古代,“个人”还不存在,人仍然靠“原始关系”与世界联系起来。“人只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会集团的一份子——人只有透过某普遍的种类来认识自己。”社会秩序被视为如同自然秩序,而人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使人有安全和相属之感。固然有很多苦难和痛苦。但是还有宗教来解释苦难的原因,抚慰受伤的灵魂,指引解脱之路。而不必象现代人那样,一切由自己做决定,由个人负责,独立地面对所有的挑战。在古代,人可能受到饥饿或压迫的痛苦,但是,他不会受到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和怀疑。因而在当时,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种信赖与爱心的关系,人虽没有自由,但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这种原始关系阻止了人类充分发展人性,阻止了人类理性与批评能力的发展,这些原始关系使人们只有透过家族、社会或宗教的社会的媒介,才能发现自己和他人,而不能以人的身份,来发觉自己和他人。人的发展是必然的,渴望自由的天性最终会冲破枷锁。

  “自由”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渴望,渴望脱离自然的束缚,脱离愚昧的枷锁,成为一个独立、自尊的人。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人们如期地获得了自由,曾经是世界的懵懂的一部分的我们,有一天猛然发现自己已是独立于这个世界的个体,我们不是沉睡在这个世界中,而是眺望着这个世界,并且试着用属于我们自己的双脚小心翼翼地步入这片陌生,广袤、未知的大地。
  这种争取自由的努力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人在现代社会中脱离了传统的权威,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不再被古代的种种条规束缚固定,成为“独立的人”;但另一方面,独立的个人在解脱了以往那种一度使生命获得意义的束缚后,也就失去了当初生活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安全感与相属感,于是,他感到孤独和不安全。人与人都被互相视为被利用和操纵的“目标”。个人被一种热烈的自我为中心所吞并,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及其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破坏。现代人虽然不依于任何人,不受宗教制约,更自由,但却更不安全,处在更具挑战,更具不可测性的状态中。这是现代人的一个基本苦境。我们获得了自由,但却忘了我们为何要获得自由,我们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却发现最终到达的目的地竟然在起点的后面。
  在现代人眼里,世界已失去了统一性。他不知如何适应这个世界。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生命的意义,怀疑任何行为的原则。无助与怀疑麻痹了生命,为了求生,人就试图逃避自由。
  如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自由带来的焦虑,那将会出现什么呢?人们将如何逃避自由呢?弗洛姆认为这样的社会有可能会陷入独裁与集权的法西斯主义;人们会发泄破坏性;或使个人自动与他人同一化等等。然而这些逃避自由的现象仅能帮助人忘掉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但由于牺牲了个人的自我完整性,所以得到的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安全感。这样,现代文明的“自由”又把人套入了新的枷锁中。
  现在,话又说回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自由和对自由的逃避是如何表现在当代艺术中的。我们都了解,人类艺术史(我在这里主要指视觉艺术,且主要指西洋艺术,中国的现代艺术也大多受到西洋美术的影响)发展过程的大致的几个意义重大的阶段:原始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抽象;达达,波普......后现代。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主义之前,艺术发展的轨迹还是相当清楚的。艺术由自然、社会生活的附属物,逐渐过渡成一个灵活自由的独立体系,由神圣的宗教祭祀的高台走向大众生活,内容形式由单一转向多元。图腾艺术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此时的艺术在功能上受到极大限制,形式单一;希腊艺术是献给诸神的完美礼物,是对自然的朴素而理想化的模仿,有着自己的一套美学体系和价值功能;中世纪艺术是基督教艺术,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严格的规范:文艺复兴则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艺术从此走上人文道路,在内容上得到了解放,形式也开始多样化;印象派是色彩的解放,从而使艺术的表现力更充分,在形式上获得更大的自由;接着,在一阵走马观花式的风格流派变更后,出现了真正打破传统的达达艺术。自杜尚把小便器作为艺术品之后,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了,甚至艺术本身都面临着被否定的命运。以绘画为例,传统的油画、版画、水彩画等分类显得过时了,而出现了新的名词——架上绘画,但很快也被淘汰;随着综合媒介的出现,“绘画”本身这个名词也显得单薄了,于是出现了“视觉艺术”;而现在,发展仍在继续,视听综合媒体及互动装置的介入,几乎彻底打破了艺术在门类上的一切界限,消除了一切概念。至此,艺术家们用来表现情感的手段彻底没有限制了,更多样了,更自由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如今生活在最宽松的艺术环境中,没有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只有艺术家,所有的围墙都被推倒,艺术家的活动空间变得如此广阔。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这汹涌的潮流中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和彷徨,在这片开阔的大地上,我们将何去何从呢?自由将引导我们走向何方呢?
  看完世界艺术的发展,回头看看我们身边,西洋艺术正式传入中国也就近现代的短短一百年,而这一百年里,中国现代艺术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曾一度充满自信地追求艺术的意义:为革命;为人类的解放;为蓬勃发展的新中国;既而,我们为形式;为技法;为自我;为真诚……。如果说前几年,我们的当代艺术还同西方存在沟通的障碍,那如今,这一小段沟壑也已被填平,而这沟壑的填平是以我们失去仅剩的一点点意义为代价的,这一点点意义的失去正是我们日益获得的自由造成的,如今,中国的当代艺术已成为世界当代艺术的有机组成,我们也面临着西方艺术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了,那就是说,我们也迷惘了。

  我们的艺术家面临同样的困境,甚至更艰难,因为我国的社会民主自由尚未完善,我们的物质生活还处于渴望更多自由的贫困阶段,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已达到了过剩。于是,我们除了内在的寂寞空虚以外,又比西方更多了一层尴尬。
  一方面,我们沉醉在自由、自主,随心所欲的文化空气内,自如地呼吸,另一方面,我们又体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寂和不确定,我们感到我们将在陌生的人群中默默地来,默默地去,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咒骂,没有幼稚的欢呼,没有激动的泪水,没有昂扬的宣言,没有什么能肯定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否定我们,我们独立而无助,我们自在而软弱,只能感到一种原生物的混沌的游移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困境,自由给我们带来的困境。这多么类似一个人的心理成长历程。
  我们失去了统一的艺术世界,我们失去了意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意义,一个肯定,而不是怀疑,在这片茫茫的土地上艺术家要怎么做呢?
  《圣经》中描述到,乐园里没有自由,也没有思想,一片安宁、和平,男人与女入,人与自然,和谐地相处在起。偷吃禁果,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但他脱离天堂的可爱的枷锁而获得的自由显然像是一种天罚,他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实现他的“个人人格”。并且,他一旦失去了天堂,就不能重返那里了。
  脉络已经理清,我们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分析出极端的艺术行为是怎样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下面的分析都是以艺术家真诚地表现自己的情感为前提的。
  我们已经知道,现代的艺术家承担了两份孤独,一是作为普遍的自由社会的一员的孤独;一是作为生活在如今这个艺术时代的艺术家的孤独,两种孤独往往会合二为一,而艺术家所采取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生活中逃避方式的“艺术化”。
  由于失去生活的意义,便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不是一种由于思想自由而产生的理性的怀疑,这是一种由个人孤立与无助而产生的非理性的怀疑,这个人对世界抱着焦虑与仇恨的态度,合理的答案不能治愈这种非理性的怀疑。惟有当个人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一部分时,这种非理性的怀疑才会消失。但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艺术家无法从生活中找到意义,也无法在艺术中找到方向,因而,他无法和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为一体,怀疑被压抑,转入地下,而想要压制怀疑的方法,就是保证给予绝对的肯定。这种对肯定的迫切探求,并不是表示真正的信仰,而只是出于想要克服那种不可忍受的怀疑的需要。
  肯定来自何方?既然无法从外界得到,于是,只有自己来制造。于是,他倒退,放弃自由,强制性地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完整性,而去与和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相结合,以便获得他所缺少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来代替已失去的原始束缚。通常,最明显的表现是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极端一些就是被虐待与虐待。这两者都是为忍受不了孤独而逃避的结果。其中,受虐狂的一般现象是他们有着内在的自卑,在非意识下有着无能及无意义的感觉,他们愿意倚靠别人、组织、大自然或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而虐待狂的倾向是想使别人倚赖他们,或控制别人,或愿意使别人痛苦,还更愿意看他们痛苦。前一种是为失去自己,使自己溶化于外界的权力中;后一种是为扩大自己,使他人变为自己的一部分,虽然得到外力,但丧失独立。因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表现实际上经常是混合着的,他们有着共同的需求。
  另一种对自己的肯定来自破坏性。破坏性与虐待和被虐待不同,他与外界事物没有共生的需求,而是单纯的破坏,欲借消除外界的威胁,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在孤立和无权力的情况下,产生了焦虑和使生命受到挫折;而焦虑和生命的受挫折,是促使发生破坏行为的主要原因。

  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解释虐待性、破坏性前卫艺术的出现了。当然,前提仍是艺术家表达情感的真实性。因为只有真诚,才会把这种压抑、孤立、焦虑、甚至变态的现代人心境表达的如此真实;把当代艺术的无奈、彷徨以及由此导致的狂躁表达得如此触目。而这些艺术行为的过程本身也正体现了一种逃避的心态。当然,有些作品是单纯表现了现代人的这种焦虑的精神状态,而有些作品是想通过这种暴力来排解这种焦虑的精神状态,但同样,这种排解的方式也体现了这种精神状态。
  那有没有积极的,健康的方法呢?弗洛姆指出“可以让自己与有意义的世界结合,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很真诚地去表现情绪,感觉和智能,他便可以无须放弃其个体的独立与完整而再度恢复其本来面目。”但我觉得这种方法过于理想化,缺乏说服力和可行性。当然,我也不可能提供合理的方法,只能就客观事实做一客观的描述。
  任何心理学理论都可以对任何现象进行完整、严密、可信的解释;但却最终都缺乏合理的解决方法。所以,使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来分析当代的艺术现象也仅仅能提供一个有趣的思考角度,若果真能开拓大家的思路,也就达到本文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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