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8日-A号
May 8, 2011 No.A
北京小堡
In Xiaopu, Beijng
C-print
126×108cm
2011.5.28

段 君：行为艺术有没有定义？比如行为艺术就是现场艺术？

朱 冥：我觉得行为艺术是将身体作为重要材料的一种艺术。别的艺术可以用其他材料，但是行为要用身体来做——不管你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对于行为艺术家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对身体本身有一个认识，一个是自己身体的特点，另一个是生命本身，有这个认识才能称之为行为艺术。现在很多只能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来表达一个东西，而无关生命，这个时候行为艺术就打了折扣。

段：你认为摄影跟你的行为作品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朱：摄影只是我作品的纪录，它并不是作品本身。做行为艺术，也只是表演的这个过程是作品，一旦我做完了，作品就结束了。照片、录像这些都是纪录，只是以后的一个传播。

段：你不把“行为摄影”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概念？

朱：对，不把它当作。因为现场有一个局限，就是不可能有很多观众来看这个作品，你就必须通过一些弥补手段，比如通过文字。但是真正的作品它本身还是感觉不到，有很多的折扣会打掉，看现场和看照片是两码事。

段：那这个损失你怎么弥补？

朱：没法解决，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录像，大家还能看到活动的画面，稍微完整一些，但跟现场的感觉、跟你站在一个空间中央看艺术家现场表演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段：你是不是认为《荣荣的东村》不是他的作品？

朱：当然不是他的作品，他只是做了我们的纪录，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大家是朋友，想的就是帮忙，没想到后来会发展到这一步，就是他拿去卖。不过也没关系，要卖就卖。但问题是，刚开始时他没有写艺术家的名字，等于利用艺术家做了他的模特，其实艺术家是在做自己的作品，他只是在纪录。这个矛盾很大，你要是拿这个作品当你做的，那我算什么？

段：马六明也谈到这一点，认为行为艺术家成了他的模特，他成了导演。

朱：对，他成了导演，实际上他只是在纪录。因为大家是朋友，相信他只是用照片在做记录，但是当时也确实不是很重视这方面，只想着留几张照片，也许以后可以给别人看看，毕竟行为艺术不可能重复做第二次。

段：当时你们有没有要底片的意思？

朱：他不会给的，其实也是后来才想到底片的问题，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只是想能有张照片留个纪念，谁会想到行为艺术能够拿去卖钱？

段：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图片的商业价值？

朱：我的图片到2000年了才好卖，生活稍微好一点了。

段：只是卖图片？录像呢？

朱：录像就没卖过。我现在也不想卖，以后我要是卖的话，就做一个十年的，所有的作品做一个专辑。而且现在别人也没说过要买，可能是因为我不大出去交往。可能很多别的人能卖，但是我的没有。

段：说到录像，比如当时你做《行为6号》的时候，是找赵亮做的录像？当时还请了马六明、荣荣他们几个人一起拍照片，那时候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赵亮拍完之后说拍得很漂亮，你以为是说你的行为做的很漂亮。

朱：实际上是他自己拍得太漂亮了。

段：那这样的话，他既然说拍得很漂亮，就已经有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朱：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他不能够借助别人的东西，而是要求他的原创性。一个好的艺术家他不会这样做，我也经常给别人拍，我拍完之后就全给他，因为这不是我的艺术。当然拍照片的时候，我也会想怎么拍更好。

段：是不是也有个身份的问题？比如说你是行为艺术家，他是摄影家，摄影就是他的职责或者工作。

朱：我觉得那不是，摄影家他可以去拍别的，有很多的选择。

段：你根本就不承认“行为摄影”？

朱：实际上所谓的“行为摄影”就是为了好卖，市场决定了“行为摄影”的存在，要不然就不存在。为什么刚开始专门做行为的时候，我的作品不好卖，是因为我不会想到作为一个东西去卖。现在的行为摄影师，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到要卖，他不纯粹，为了拍照片而做行为，他拍的时候就想好了，就如画一张行画，就是要为了卖。

段：现在你做行为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到录像或者摄影正在拍你，而改变自己的一些做法？

朱：这个我会考虑到一些，但是之前是不会考虑。我要实施之前，我会告诉摄影者应该怎么样拍，以达到我纪录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不会丢了一些什么东西，贯穿中间别丢了。

段：你现在很明确找谁拍的问题，你们之间是很简单的雇佣关系或者朋友关系？

朱：对，有一些就是朋友关系。99年的时候，我在中山公园做行为，我当时就贴了一块牌子：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拍。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像国外，国外的拍了绝对不会那样；在中国他会当他自己的作品，我是绝对不会这样的，我觉得丢格，我要拍了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自己没有创造力，我觉得自己无能。

段：马六明谈到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和历史误会。你们和摄影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时候开始明显起来的？

朱：97年、96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有人开始卖影像，马六明和张洹他们开始卖。因为国外涉及到这方面的法律比较健全，在中国没有。以后我们跟着学，就必须也要正规起来，现在就正规一些了。现在要是大家再去拍一个艺术家的代表作，大家就都知道了，因为大家都公开。当时因为人很少，也没什么人，大家都是难友，这样的日子以后不会再出现了。现在我想找来帮忙拍的人，肯定是我的朋友，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不叫他，你就不用来我的现场。我不希望再出现这种复杂的关系，我做艺术已经够费脑子了，我不希望因为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而耗费我的精力。以前拍的我也不管了，你能卖多少你就卖。朋友最后没有了，卖点钱又能怎么样？因为作品就是我的，大家过十年之后都知道。你再怎么卖，回过头来随便谁去说，大家都清楚。当时可能会有一些不理解的情况，但时间一长，大家都会明白。一般我也不想这些事情，因为我的作品很多，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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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君：行为艺术有没有定义？比如行为艺术就是现场艺术？

朱 冥：我觉得行为艺术是将身体作为重要材料的一种艺术。别的艺术可以用其他材料，但是行为要用身体来做——不管你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对于行为艺术家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对身体本身有一个认识，一个是自己身体的特点，另一个是生命本身，有这个认识才能称之为行为艺术。现在很多只能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来表达一个东西，而无关生命，这个时候行为艺术就打了折扣。

段：你认为摄影跟你的行为作品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朱：摄影只是我作品的纪录，它并不是作品本身。做行为艺术，也只是表演的这个过程是作品，一旦我做完了，作品就结束了。照片、录像这些都是纪录，只是以后的一个传播。

段：你不把“行为摄影”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概念？

朱：对，不把它当作。因为现场有一个局限，就是不可能有很多观众来看这个作品，你就必须通过一些弥补手段，比如通过文字。但是真正的作品它本身还是感觉不到，有很多的折扣会打掉，看现场和看照片是两码事。

段：那这个损失你怎么弥补？

朱：没法解决，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录像，大家还能看到活动的画面，稍微完整一些，但跟现场的感觉、跟你站在一个空间中央看艺术家现场表演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段：你是不是认为《荣荣的东村》不是他的作品？

朱：当然不是他的作品，他只是做了我们的纪录，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大家是朋友，想的就是帮忙，没想到后来会发展到这一步，就是他拿去卖。不过也没关系，要卖就卖。但问题是，刚开始时他没有写艺术家的名字，等于利用艺术家做了他的模特，其实艺术家是在做自己的作品，他只是在纪录。这个矛盾很大，你要是拿这个作品当你做的，那我算什么？

段：马六明也谈到这一点，认为行为艺术家成了他的模特，他成了导演。

朱：对，他成了导演，实际上他只是在纪录。因为大家是朋友，相信他只是用照片在做记录，但是当时也确实不是很重视这方面，只想着留几张照片，也许以后可以给别人看看，毕竟行为艺术不可能重复做第二次。

段：当时你们有没有要底片的意思？

朱：他不会给的，其实也是后来才想到底片的问题，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只是想能有张照片留个纪念，谁会想到行为艺术能够拿去卖钱？

段：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图片的商业价值？

朱：我的图片到2000年了才好卖，生活稍微好一点了。

段：只是卖图片？录像呢？

朱：录像就没卖过。我现在也不想卖，以后我要是卖的话，就做一个十年的，所有的作品做一个专辑。而且现在别人也没说过要买，可能是因为我不大出去交往。可能很多别的人能卖，但是我的没有。

段：说到录像，比如当时你做《行为6号》的时候，是找赵亮做的录像？当时还请了马六明、荣荣他们几个人一起拍照片，那时候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赵亮拍完之后说拍得很漂亮，你以为是说你的行为做的很漂亮。

朱：实际上是他自己拍得太漂亮了。

段：那这样的话，他既然说拍得很漂亮，就已经有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朱：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他不能够借助别人的东西，而是要求他的原创性。一个好的艺术家他不会这样做，我也经常给别人拍，我拍完之后就全给他，因为这不是我的艺术。当然拍照片的时候，我也会想怎么拍更好。

段：是不是也有个身份的问题？比如说你是行为艺术家，他是摄影家，摄影就是他的职责或者工作。

朱：我觉得那不是，摄影家他可以去拍别的，有很多的选择。

段：你根本就不承认“行为摄影”？

朱：实际上所谓的“行为摄影”就是为了好卖，市场决定了“行为摄影”的存在，要不然就不存在。为什么刚开始专门做行为的时候，我的作品不好卖，是因为我不会想到作为一个东西去卖。现在的行为摄影师，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到要卖，他不纯粹，为了拍照片而做行为，他拍的时候就想好了，就如画一张行画，就是要为了卖。

段：现在你做行为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到录像或者摄影正在拍你，而改变自己的一些做法？

朱：这个我会考虑到一些，但是之前是不会考虑。我要实施之前，我会告诉摄影者应该怎么样拍，以达到我纪录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不会丢了一些什么东西，贯穿中间别丢了。

段：你现在很明确找谁拍的问题，你们之间是很简单的雇佣关系或者朋友关系？

朱：对，有一些就是朋友关系。99年的时候，我在中山公园做行为，我当时就贴了一块牌子：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拍。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像国外，国外的拍了绝对不会那样；在中国他会当他自己的作品，我是绝对不会这样的，我觉得丢格，我要拍了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自己没有创造力，我觉得自己无能。

段：马六明谈到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和历史误会。你们和摄影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时候开始明显起来的？

朱：97年、96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有人开始卖影像，马六明和张洹他们开始卖。因为国外涉及到这方面的法律比较健全，在中国没有。以后我们跟着学，就必须也要正规起来，现在就正规一些了。现在要是大家再去拍一个艺术家的代表作，大家就都知道了，因为大家都公开。当时因为人很少，也没什么人，大家都是难友，这样的日子以后不会再出现了。现在我想找来帮忙拍的人，肯定是我的朋友，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不叫他，你就不用来我的现场。我不希望再出现这种复杂的关系，我做艺术已经够费脑子了，我不希望因为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而耗费我的精力。以前拍的我也不管了，你能卖多少你就卖。朋友最后没有了，卖点钱又能怎么样？因为作品就是我的，大家过十年之后都知道。你再怎么卖，回过头来随便谁去说，大家都清楚。当时可能会有一些不理解的情况，但时间一长，大家都会明白。一般我也不想这些事情，因为我的作品很多，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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