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阳：关于国内行为艺术的批评

关于国内行为艺术的批评

文︱舒阳
 
目前国内关于行为艺术的批评，在美术领域达到了极为混乱的程度。批评的混乱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缺乏常识

许多对国内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的所谓批评，居然连起码的专业常识都不具备。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关于行为艺术的电视讨论，其中一个讨论主题是：行为艺术是不是艺术？这个讨论主题本身就是一个病句，怎么可能说得清楚？当然大众传媒有时为了吸引目光，往往会故意买些破绽。但是在2003年1月10日由《美术》杂志和《文艺报》联合主办的“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座谈会”上，《美术》杂志主编王仲最后总结说：“所谓的‘行为艺术’根本不是艺术，只是行为，而且是丑恶行为，是打着艺术旗号的丑恶行为。既然‘行为艺术’根本不是艺术，我们也就不可能从‘艺术’角度来谈它是不是中性的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有没有‘好的行为艺术’的问题。”

了解现代美术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从20世纪初的未来派、达达派到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激浪派、波普艺术等，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行为艺术作品。更不必说那些本身就推动了行为艺术演进的身体艺术、偶发艺术、事件艺术、现场艺术等，一直都是现当代美术观念得以实现革命性突破的重要标志。如果说行为艺术不是艺术，那么只能视之为无知。
 
2．恶意批评

如果仅仅因为无知而攻击行为艺术，那么读点书、上点课就能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歪曲事实进行批评，就只能视为恶意中伤。王仲在“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座谈会”上称：“2001年4月文化部下发了‘4.17文件’严禁血腥、暴力、淫诲的‘行为艺术’”，所指‘4.17文件’是《文化部关于坚决制止以“艺术”的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的通知》，文件中只字未提“行为艺术”一词。

“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座谈会”的由头是青年美术理论家陈履生写的《以艺术的名义》一书。这本据称“对近几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行为艺术’，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和评述”的书，以陈履生自己的话讲：“尽我所能把‘行为艺术’各方面的极端表现都收编进来”。实际上在《以艺术的名义》书中不但刻意收集了行为艺术各方面的极端表现，还收集了大量摄影和装置艺术中的极端表现作品，甚至把人体彩绘的商业行为也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不知作者是为“行为艺术的各方面极端表现”凑数，还是对行为艺术的专业范围不了解。如果因为这些极端表现作品而否认所有行为艺术都不是艺术，那么以此逻辑摄影和装置艺术也不应该算艺术了。用《以艺术的名义》的方式来看，似乎只有极端的行为才是行为艺术，不极端的行为就不是行为艺术。这显然是一种偷换概念的做法。

在大量的媒体报道中，也存在忽略事件报道的客观性、突出极端行为报道的倾向。当然媒体记者不是理论家，偶尔犯一些常识性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众传媒为了发行量，往往也有意炒作具有轰动新闻效应的行为艺术作品。但如果理论家也跟风这样做，就丧失了起码的职业操守，蜕为学术界的娱记。

《以艺术的名义》一书中，绝大部分作品的发表没有征得艺术家的同意和授权，并且故意不给大部分艺术家署名，有蓄意侵犯艺术家的署名权和发表权之嫌，涉及我所知道的全国10个城市的艺术家50余人。书中还把一些摄影和行为艺术作品打上马赛克，破坏了艺术作品的完整性。据说该书作者做过高级编辑，想必应该熟知《著作权法》。《以艺术的名义》一书是否可以看作对法律的明知故犯呢？如此一本具有侵权嫌疑的书籍，竟然由官方最重要的美术出版机构人民美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实在是对法制与学术道德的蔑视。
 
3．理论单薄

《美术》杂志所发表的关于行为艺术的文章和讨论，几乎全是对行为艺术的否定看法，好像开个“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会就能把行为艺术一棍子打死了。你听不到什么不同的声音，更听不到行为艺术家们自己的声音。这种讨论所使用的全部语言，都让人想起了“文革”那种口号式的那种不由分说的绝对正确的语言。

国内行为艺术创作历经20余年，至今没有一本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专著。缺乏客观公允的学术标准，行为艺术的批评和创作各行其是。
 
从上述现象可以看到，一边是某些批评者把大众传媒和出版这样的公器据为己有的为所欲为，一边是艺术家我行我素越做越极端。没有合理、公正、公开的艺术批评，对行为艺术的认识只能越来越乱。
 
如果要使行为艺术的批评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确实需要准确的专业信息，需要清晰、系统的梳理和开放的探讨与交流。相信这样的理论批评，也会使行为艺术更加良性发展。现在国内关于欧美行为艺术发展的文献已经得到较大的充实。除了见于已出版的各现当代艺术史著作外，2002年由《现代艺术》杂志编辑的《行为与表演艺术》专辑也是一本严肃的关于欧美行为艺术的专著。欧美的行为艺术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那么国内的行为艺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行为艺术事件始于1979年。当年4月，香港艺术家郭孟浩参加香港大一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吕立勋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合办的交流活动，曾在北京的长城、颐和园、故宫、天安门广场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用塑料袋实施了行为艺术和装置作品。这些作品收录在香港视觉艺术协会当年的年展画册和Petra Hinterthür所著的《MODERN ART IN HONG KONG》（由Myer Publishing Ltd., Hong Kong出版，1985年第1版）一书。郭孟浩生于1947年，是香港视觉艺术协会创办会员，现任该会会长。他曾在纽约生活十余年，与谢德庆为友，并受到谢德庆的行为艺术的影响。他以“蛙王”自称，随时随地把他的生活通过行为艺术、装置和绘画等方式演化为艺术。2003年3月，郭孟浩在24年后再次来北京参加由艺术家黄锐发起、由诗人唐晓渡和我策划的“越界语言：诗/行为艺术的现场”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有日本、韩国、中国的行为艺术家和中、日两国的诗人，郭孟浩进行了两次公开行为艺术表演。这次国际性的行为艺术不但公开进行表演，而且还得到《缤纷》杂志这样的大众传媒的协办，这在北京尚属首例。

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行为艺术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行为艺术作品，当时称作“行动艺术Action Art”。直至1989年，行为艺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成为轰动性的事件。1990年代行为艺术的方式开始被艺术家广泛采用，出现了北京“东村”这样有名的行为艺术群体。但由于行为艺术家们的艺术活动所体现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即便是当时专业艺术人士的想象，诸如唐宋、王德仁、马六明、朱冥、苍鑫等艺术家均因其行为作品被警察拘押，最长的达三个月之久。

“东村”的艺术家马六明于1999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中日行为艺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邀请了日本国际行为艺术节的主持人霜田诚二、日本女艺术家川端希满子和中国艺术家王迈、盛奇参加行为艺术表演，是国内第一次举办的国际性行为艺术活动。原“东村”的另一位艺术家朱冥于2000年，与艺术家陈进和我在北京一起发起了“打开艺术节”，这是国内第一个国际性的行为艺术节。

2003年9月由我发起、艺术家王楚禹策划、艺术家陈式森和相西石以及独立策划人乔枫组织了第一届“大道现场艺术节DaDao Live Art Festival”，是第一个在国内举办的有关现场艺术live art的国际性艺术活动计划，每年举办一次。“大道现场艺术节”基于行为艺术的现场表演，包括展示独立剧场、现场音乐等类型的现场性艺术，希望使这一类型的艺术呈现更多的可能性。
 
行为艺术在国内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性，一方面应合了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历次文化创新所面临的社会震动，一方面也说明了当代美术领域一贯的理论滞后。

中国文化由于长期的封闭导致价值体系单一，凡事拘于既成的定式和规矩，并把这类定式与规矩上升为合乎自然规律的不变规则。那些否认行为艺术是艺术的批评家，以古典美学法则和传统道德伦范来论定行为艺术，往往使人感到驴唇不对马嘴。历次行为艺术的发生，都在于突破旧有艺术观念和体制的藩篱，所以很自然地大行离经叛道之举。当代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模式，是以法治为社会行为契约。只要不触犯法律，开明社会往往保护和提倡文化的自由创新。从社会规范与行政操作讲，现在文化的制度建设还不够，缺乏对行为艺术明确的法理认识。

关于艺术的理论问题，当然不能都托付给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艺术批评，中国人始终没有真正现代的基础理论，因此只能把别人的概念搬用在自己的问题上，难免逻辑紊乱，碎片式的舶来新词满天飞而不知所云。没有自己的理论，别说为别人贡献获得尊重，连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在此意义上所获得的学术声誉，只可能产自于学术腐败。不是与权力、体制勾结的腐败，就是与金钱、投机交换的腐败。所以从对国内行为艺术的批评可以看到，批评界、理论界首要的工作是尊重学术常识，建构基础理论。

所谓建构基础理论，就是建立基本的学术方法和进行基本研究文献的梳理，这些都是目前行为艺术批评的最薄弱环节。其次推动行为艺术的公开化，使行为艺术的讨论公共化，也有利于推动对行为艺术的正确判断。例如中央电视台最终对行为艺术是不是艺术讨论的现场投票，就以3票反对、4票赞成的结果对行为艺术作了一个象征性的支持。只有学术讨论的公开性，才能保证学术判断的公正性，才能使当代艺术真正成熟起来。

2003年12月于北京蔬斋

本文发表于《艺术评论》杂志2004年2月5日（总第3期），第17-19页 

附录1：

《假恶丑的行为不是艺术》（发表于2003年《美术》杂志）

2003年1月10日上午，由中国美协《美术》杂志和中国作协《文艺报》联合主办的“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座谈会”在文联大楼13层《美术》杂志会议厅举行。会议由《美术》杂志负责人王仲和《文艺报》总编金坚范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廖奔、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沈卫星、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王宏建、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刘曦林、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曾庆瑞、《美术》杂志特邀记者李人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博士梁江、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陈履生、《文艺报》社总编助理张陵、《文艺报》作家论坛副主编陈新民、《文艺报》记者颜慧、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关宏以及《美术》杂志全体编辑。会上，大家以陈履生所著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以艺术的名义》一书为由头，针对“行为艺术”的种种丑恶表现及其恶劣影响，结合学习十六大精神，就如何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是会议发言的简要记录：

会议主持人、《美术》杂志社负责人王仲说，青年美术理论家陈履生最近编写了一本书《以艺术的名义》，对近几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行为艺术”，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并附有大量的图片资料，可以让大家对此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和老金商量，我们《美术》杂志和《文艺报》联合召开这个座谈会，借陈履生这本韦的出版为契机，结合学习十六大精神，探讨一下如何具体地在中国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学习十六大精神就不能不联系这些实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当下蔓延的所谓“行为艺术”的问题，这就要看我们学习的质量和水平了。学要致用。学而不用，侃侃而谈，冠冕堂皇，空对空，这是官僚政客的学风和向上爬的手段。我们这些有文化责任感的理论家们，学习十六大精神尤其是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精神，一定要和当下的中国文艺实际密切结合，这样才有可能让十六大精神在真实的现实的时空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文件和口头表态上。

近些年来，在一些文化买办和文化掮客的鼓吹下，西方的“行为艺术”在中国不断蔓延滋长，大有燎原之势。我们的某些文化思想主管部门至今对此恐怕还没有一个清醒透彻的认识。中国的“行为艺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外围展上正式亮相，一上来就是恶性的，吃死婴、割人肉、放人血、虐杀动物，引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的反感。而那些文化买办和文化掮客却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中国前卫艺术从地下走到地上来了！”“中国前卫艺术软着陆了！”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此后不久，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点了“行为艺术”的名，接着好几位中央首长也对“行为艺术”作了严肃的批示，2001年4月文化部下发了“4.17文件“严禁血腥、暴力、淫诲的“行为艺术”。我们《美术》杂志和《文艺报》也为此陆续发表了不少批评和讨论的文章。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举措自然得到了文艺界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的认识不管深浅如何，起码都还是希望中国的文艺能够健康的发展，而不是病态的发展。但是，无论是中央的精神和批示，还是国家政府的法令文件，还是报刊的文艺评论和文艺批评，都似乎作用不大，“行为艺术”仍我行我素，而且大有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之势。今天大家看到的陈履生这本图片丰富的书，其中有许多恶性事件就是最近发生的。这种“屡禁不止”和“愈演愈烈”的态势，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些文化买办和文化掮客比我们的党中央、国家政府和正义报刊还要有能耐、还要有影响力？还是“行为艺术”本来真的就是先进文化，你不可能禁其滋生繁衍？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必须搞清楚，搞透彻，这关切到我们中国文化的未来前程。十六人说，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但什么是“腐朽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如果不能在现实的文化生活中搞清楚它的具体所指，不知道“坚决抵制”什么，不知道“大力发展”什么，那么一切都可能是白说。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政策和文艺实际好象是两张皮，会上讲的是一张皮，下面具体干的又是另一张皮，各行其道，各得其乐，根本不能把党的文艺政策贯彻到具体的现实文艺实际中去。这里面，我们许多具体文艺部门的领导人、文艺报刊和艺术院校的掌门人以及那些有影响力的知名艺术理论家的责任重大。他们可以执行和贯彻党的文艺政策，也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他们的立场和动作真正决定着中国文艺的现实格局和未来走向，而不是党中央的纸上文件。

今天，如何看待和对待走火入魔的“行为艺术”，成了检验我们是否愿意真正贯彻执行十六大精神，真正“抵制腐朽文化”和“发展先进文化”的试金石。有人认为“行为艺术”这东西没什么，它翻不了船翻不了天，让它自生自灭吧，批评它会影响中国文艺的创作自由和创作民主。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是对社会很不负责的表现，难道你也准备宽容地看着法轮功的传播和艾滋病的蔓延自己去“自生自灭”吗？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社会总是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不断斗争中向前推进的，你能指望假恶丑自己去”自生自灭“吗？那些为“行为艺术”争取生存空间的绅士们，不是稀里糊涂者就是别有用心者。“行为艺术”今天之所以走火人魔、屡禁不止，正是由于这些“开明”绅土们长期放纵和鼓励的结果。

我们要看到“行为艺术”的种种丑恶表现只是一个“果”，大家还没有很自觉的认识到它的“因”——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消极思潮对中国文化艺术界的长期侵蚀。这个问题必须正面迎对。如果我们不能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就只能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都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最前卫、最先锋、最革命的先进文化，大家都一窝蜂的跟着跑，那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值得庆幸的是，十六大关于文化艺术的发展问题有许多明确的提法，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思想武器，我们可以据此去分析、认识和处理中国文艺界所存在的问题，去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艺术健康发展。今天我们召开的这个会，就是一次联系陈履生这本书所涉及的所谓“行为艺术”的实际，对十六大精神进行学用结合的研讨会。希望各位与会专家发表高见，畅所欲言。

会议主持人、文艺报主编金坚范说，两年前，我们文艺报用连续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陈履生的第一篇文章，当时在国内产生强烈反响，当然我们也承受了压力，但我说要登！文章提的很尖锐，“行为艺术”走火入魔，为什么没有人管？一是指问主管部门干什么去了？二是指问新闻媒体各大主编为什么如此热衷炒作？如今二年过去了“行为艺术”仍然屡禁不止，继续发展着。最近听说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到了广州搞的裸奔，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文化艺术界有良知者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么放任下去我们怎么搞先进文化！所以我们这个座谈会的题目就是为了落实十六大精神，提出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主题，请各位专家来谈一谈。

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以艺术的名义》编著者陈履生说，我这本书的结构很简单，纳入了我在《文艺报》先后发表的7篇文章，后来我又整理了2001年以来到2002年12月份“行为艺术”的表现，又搞出了“行为艺术”活动的5万字年表，在编书过程中我又收集到了过去听说过但没有见到过的图像，有在南京晒太阳活动过程中侮辱国旗的，有火烧雷锋腊像的，都收入了本书，尽我所能把“行为艺术”各方面的极端表现都收编进来。在这里我还做了一项工作，把中国的一些极端的“行为艺术”和西方的极端的“行为艺术”作了一个比较，说明其文化渊源，把两种图像摆在一起，目的在前言中说过，给大家关注和研究“行为艺术”一个基本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我认为它不单是美术界的事情，而是整个文艺界的事情。其中有舞蹈方面的，这说明现在的“行为艺术”已经打破了单一的界限，正向多方面纵横交错地发展。所以，我们希望文艺界各部门都来关注“行为艺术”的问题，关注这种所谓的“艺术”的发展在消解健康艺术上的严重破坏作用。它不仅影响当代文化建设，也有损于当代中国的新形象。

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说，十六大提出要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号召，也是从文化建设角度向我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非常同意王仲同志的意见，学习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十六大精神，必须联系各艺术门类的实际。陈履生的这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同意陈履生的意见，对一些极端的丑恶的表现，肯定是要反对的。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有两个尺度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文明的尺度，一个是理性的尺度。文明的概念很多，总的是指整个人类物质进步和精神进步的综合。严格说，各门类的艺术都是文明的一部分。衡量它是先进文化还是腐朽文化要用文明的尺度。文明的尺度是和时代相联的，文明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在反映时代要求的前提下，文明的尺度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全人类、全世界的，一个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对于全人类的，列宁有一个论述，他说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中华民族同人类共同前进，在文明上就有共同的东西。到了21世纪人类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在物质文明极大发展的惰况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是爱护生命，尊重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不侵害别的国家的人民的尊严，这是最起码的。创造各种条件，促进人类、促进各种美好生命的健全发展，而不是伤害生命，这是全人类公认的文明的重要内容。文明越是前进，对生命的保护越要有全方位的展示。对任何生命，只要他不侵害别的生命，他的尊严就应得到保证和尊重。生命的尊严是最高的尊严，生命的尊严没有任何的等价物，这是全人类共同的。那么艺术也不例外，从国内到国外的“行为艺术”的极端表现恰恰是践踏入的生命尊严的，吃死孩子、植皮、在身上种草，还有把自己的死婴喂动物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和全人类发展背道而驰的。至少，从残害生命这点上看，极端表现的“行为艺术”就是腐朽文化。从民族的国家角度上看，我们要建设的文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这里面包含着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是十六大提出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里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明特别重视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有着合理的内涵。我们特别注重个人对集体的奉献，个人与群体的密切联系，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优势。从80年代末期到现在将近20年，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都是强调群体意识的国家，如“亚洲四小龙”。日本、中国都是强调群体意识的。我们国家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强调开拓性，强调无私和奉献。中央精神文明的决议接受了罗国杰失生的建议，将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强调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具体联系“行为艺术”的表现，践踏国旗、烧雷锋像等等都是和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至少，从这种意义上讲，这种东西是反文明的，不但与有特色的中国文明的发展要求相违背，而且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也是相违背的。另一个是理性的尺度，这也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类的，一个是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当人脱离动物后，到底是理性为主导还是动物的本能为主导呢？人之所以从动物中超脱出来，除了能制造东西外，就是有理性。而动物没有理性，恩格斯把人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即感性、悟性和理性。悟性是动物也有的，而理性是人才独有的。因此人类社会愈是发展，理性就愈要发展，理性越来越主导人类的行动。这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而不是靠本能来主导。回顾历史，春秋战国是理性大发展的时代，中国唐代的文化大发展也是理性大发展的时代，对欧洲来说，最明显的就是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看似狂飚很有激情，核心的东西是把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天秤上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每一次都是在理性指导下的民族精神的一次提升。一切有利于人类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艺术成果，都是理性的发展结果。创作上不能用非理性来创作。不能说文艺向前发展越来越靠本能来推动，不需要理性来主导。做为一种思潮，极端的“行为艺术”不是先进文化。他们的表现是反理性的东西。他们不是创造最美好的精神家园，同时又给经济带来利益。他们的表现即不利于自身，又不利于他人，充其量是一种渲泄还不是积极的渲泄。追求的是一种感官上的刺激，这种追求是永远不会有饱和状态的，这一次你割了一磅肉，下一次就想割一磅半，才觉得是最高刺激。理性精神的主导是人间正道。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理性的指导性。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更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对一切理论，都要看它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行为艺术”这些短视性的、功利性的、浮躁性的，只追求一时热闹而不考虑从根本上推动艺术前进的作法，很多就是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照耀的结果。木弓先生写的现象——照搬外国的东西，不分析盲目地拿来为我所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是不行的。很多“行为艺术”对与错不论，起码缺乏理性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迷失了理性的指导，打破美和丑的界线，生活和艺术的界线，打破现实和幻觉的界线，做为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是非理性的。而用三个代表思想去一衡量，就知道它是先进和还是落后的了。总体上讲，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要有两个尺度，一是文明的尺度，一个是理性的尺度。而这两个尺度又各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类的文明的要求，一个是我们民族的国家的要求，两者缺一不可。一个作品不要看它的炒作有多好，而要看他的文化内涵到底有多少。我谈的观点是外围的，仅供大家参考。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说，陈履生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我当时就看到了。当时《人民日报》社正开一个会议，我为此向上推荐出了一期简报。陈履生今天出了这本揭露“行为艺术”的书，应该说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是作了贡献的。当今在市场经济下人心较浮躁，又搞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在一些敏感位置的人对一些敏感的问题大家慎于发言，甚至在很多场合不敢发言。尤其在一些新的文艺思潮出现的时候，人们更忌讳去谈其是左是右，如果谈一些公正的理性判断在文艺界是会受到攻击的，是会被扣上“左”的帽子的，这些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而陈履生做为一个职业的理论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是有勇气和胆略的。方才老金提出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注不够，确实如此。其实不仅是关注不够，有的是不敢关注。“行为艺术”一出来就有大报敢于给予有倾向性批评的报道，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喊“狼来啦！”并且给你扣上极左的帽子。当时《文艺报》这么做是敢于冒这个风险的。在文艺上有的思潮走得太远太远，我认为理论家对这些不良思潮的关注，尤其是对其提出具有理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判断，是很可贵的。《文艺报》在这方面是立过功的，也受到过表扬。对于这个表扬，从领导角度和普通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大家都是信服的。虽然在文艺界里某些问题有争议，但衡量艺术还是应该有尺度的，最基本的艺术的美学的道德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人就是人，艺术就是艺术，绝不能对丑陋的东西趋之若骛，绝不要打破伦理的道德规范和人性的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健康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些共同遵守的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没有最低的伦理道德的操守和底线，这个社会就不能发展，尤其不能健康发展，整个人类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就会出现混乱。艺术家是可以探索的，但艺术是要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艺术”的探索己经超出了人类行为最基本的规范，它会影响那些没有理性判断的青少年，这将遗患无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杂志、《文艺报》、王仲同志、陈履生同志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而且给予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分析和判断，这表明了我们社会和我们理论界的进步。如果没有《美术》和《文艺报》像一杆旗帜那样举起来，进行这种文艺批评，很难说“行为艺术”今天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如果任其发展，会像洪水猛兽一般。这种行为既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做怪，更是一种对名利的追逐，一种哗众取宠，一种标新立异。有的是非常浅薄、低级、庸俗的东西，包括吃人肉，那些照片我看了以后回家都吃不下饭去，感到从心理上的恶心。这说明它已超出了生理界线，是一种没有人性的变态行为。《文艺报》发表文章后，我们也发了一篇2000字的东西，题目多两个字，改来改去，改成“警惕以艺术的名义”。陈履生的这本书的出版，《美术》和《文艺报》、人民美术出版社功德无量。弘扬先进文化不仅要支持反映和符合时代精神的作品，同时要对社会的不良倾向、不良思潮给予严厉而又入情入理的批判，只有这样我们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才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本韦出版是一件健康的有文化品味的好事，同时也感到有些不满足，如果前面有更理性的总的概述，像王仲同志所说的那样，从西方现代文化的侵蚀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现状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来剖析一下，会有更强的引导作用，对非美术专业的人有更多的启发和借鉴。这是我看完了不够解渴、不够满足的地方，总的来说表示祝贺。谢谢。

《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沈卫星说，我们《光明日报》也发表过对“行为艺术”进行报道的文章，但相比之下与《美术》杂志、《文艺报》相比，我们是自叹不如啊。网上说，我们这些媒体在这些现象面前无动于衷，不表态、不发言，这个我们虚心接受，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其原因郭运德同志已经说过了，也有这方面顾虑。目前文艺界种种问题也好，成绩也好，说明了这几年文艺界的环境是宽松的、比较自由的，因而我们媒体对新出来的东西表态相对来讲很慎重。如果批评一个东西，可能成为由头，被人说三道四，我们在这方面谨小慎微。文化界是否还没走出文革的阴影，对错误的东西一批评，就会让人联想起文革的大批判来。《文艺报》点了多少人的名字好象都没问题，如果《光明日报》点了一个人，哪管是一个作品的名字，都将是一件不了得的严重事情，有人要去联想这里面有什么背景了。可《美术》杂志和《文艺报》找准了极端“行为艺术”的切入点，把批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得到上下一致的欢迎，这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借鉴。另外，这本书拿在我的手里，我觉得份量特别重，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中的“抵制”二字，可以做为一项工程，但实际工作做得不够。这本书是起到开启先河的作用，是值得可喜可贺的。这本书翻看了后真是触目惊心，过去对“行为艺术”有个印象，但不全面，从理论到实际进行剖析，这工作陈履生做得特别好。可是我不能把这本书给我的孩子看，这里面的内容实在不堪入目了，对孩子那种对世界、对艺术的美好心灵，是一种重创。我在家一定藏好不让孩子看。我觉得陈履生同志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的艺术敏感力非常好，能抓住这样一件事来做，很可贵的是他对这件事认识非常清醒，而且还是很理性的。过去往往对一种东西的反对，是停留在情绪上，而他有理性思考，这说明是一种成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看了这本韦我思考两个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远远没有达到西方那种程度，为什么在艺术上却与西方有了一致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充满了紧张和矛盾，作为文化和审美的某些现代化探索，为什么对社会正常进步会造成一些抵抗和威胁？我们希望理论工作者多关注这些问题。我们愿意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李准同志对“行为艺术”谈的两个标准非常对，一个是文明的尺度，一个是理性的尺度。我们作为媒体对新的现象和文艺思潮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思路。

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王宏建说，据我了解，“行为艺术”在中国是很臭的，应该没有什么市场，可为什么它会屡屡出现呢？这是很值得探讨的。我认为，“行为艺术”不是艺术。我知道这些行为的背景，比如说吃死婴的，玩尸体的，给连体婴儿输血的，都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中国搞“行为艺术”的所谓艺术家，他们有急功近利浮躁的一面，背后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反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反社会主义。2000年4月份，南京搞从牛肚子里钻出来的“行为”的时候，北京在美院雕塑创作研究所搞玩尸体，我们听到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去制止，但是这消息已通过互联网发到全世界去了。策划者栗完庭还很自豪说，英国没搞成的我们搞成了。我们校方制止时，操作者说这是学术问题，我问他在中国死尸异地移动是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你从哪里弄来的死尸，经过谁批准了？从卫生法上你招来了许多苍蝇，另外你破坏了尸体的完整性，是法律不允许的。他听后有点害怕了，他说我不是党员不讲政治，态度很不端正，后来自然理所当然地把他的副所长免职了。当然，处理起来很有顾虑，这是很复杂的事情，怕人说你“左”呀。现在陈履生把这个现象摆出来给大家看，《文艺报》发表文章，《美术》杂志从理论上进行讨论，实际上起到了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具体作用。

中国搞“行为艺术”是有政治背景的，粟宪庭在80年代就搞过政治波普，搞丑化中国领导人的形象的作品拿到国外去丑化中国，他没有工作却很有钱，这就有背景了。他们搞的所谓原创性，不是创新，而是做别人所没做过的行为而已。而中国的“行为艺术”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所谓原创性，比如说吃死尸，90年代初西方就己经有了。深圳搞的在人体模特身上涂颜色在地上拖，包括割人肉、割眼皮等，法国在6O年代就搞过了。如今把这种中外对比拿到光天化日下，给大家看，大家是有分析批判能力的。中国“行为艺术”来自外国，外国叫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在美术领域走得最极端，电影、音乐还要有个中介过程，美术不需要中介，直接表现出来了。为此，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美术》杂志很有战略眼光地批判后现代主义，直接从理论深层上分析西方后现代主义到底是先进的文化还是落后的、悲观的、腐朽的文化，到底是符合真善美的文化还是符合假恶丑的文化，一下子把问题提到根本上，把复杂的后现代主义问题变成可以清晰把握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哲学体系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实际上是反社会的，反资本主义社会，要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歪曲马克思主义。它好像要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但它的批判是无奈无力悲观的哲学，跟马克思主义不着边，不能解决西方社会的任何问题。后现代主义艺术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触动，相反反倒可以作为垄断工具。我们应把这些关系弄清楚以后再寻找一个对策。

什么是先进文化，就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东西，要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统一这个道路走，只有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人类乐观的前进的方向。悲观不是出路。我们中国要避免西方走的弯路，经济发展了，但在精神上却悲观失望。我希望我们的媒体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实际上，中国有很少的人搞“行为艺术”这些东西，艺术界绝大多数人还是真心在探索怎么实实在在地创新。搞所谓前卫艺术的大约有 100多人，而搞“行为艺术”的也就二、三十人。他们人数虽少，可通过互联网和西方媒体影响很大，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弘扬先进文化应从哲学、美学等各方面进行研讨，把它放到时代的背景上、国际的背景上、历史的背景上来看这个现象，才能有根本的认识。对“行为艺术”我的观点就是：“行为艺术”不是艺术。艺术还是要审美的。《美术》杂志这两年开展了“重振人类真善美统一的审美理想”的大讨论，是很有意义的。要不要审美的问题，这是很基本的艺术底线。“行为艺术”也好，观念艺术也好，明确提出反审美、反传统、反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真理，要消解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把这种东西拿到中国来，消解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它更要消解社会主义制度，消解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消解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麻木不仁。我很庆幸，我们有有责任感的批评家理论家，像陈履生同志这样，我们也有有责任感的媒体，像《美术》杂志和《文艺报》这样。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艺术院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谈到这一点，我很不好意思，这些搞“行为艺术”的人好多都出自中央美院，出自严格的教学的院校（王仲开玩笑地插话：都是你们贵院培养出来的宝贝）。这确实值得我们很好的反思。所以两年前出了问题时，我们立刻向公安局报告了，当时，公安局正忙着抓法轮功这件事，没有重视。可到转年4月份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治安会上提出来之后，公安局才重视起来，来调查，我说我们已报告过了，结果他们一插手就全调查清楚了，那尸体是从首都医科大学借来的，当时有很多漏洞，他们竟能花钱把尸体从尸池中借出来。调查时当事人跑山东去了，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害怕，他回来后就说清楚了，实际上这几个年轻毕业生做这件事情的背后是栗宪庭策划的。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披露，其实许多艺术事件是那些不年轻的年长者在背后策划搞的。他让这些想出名的年轻人在前台去做，实际上很多年轻艺术家很可怜，是被利用者，出了点名又怎样。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连最起码的艺术观都没有，就不要说人生观了，又没有造型能力。栗宪庭这样一些“精神教父”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搞那些写实主义，那些都不是艺术了，你弄点新的、轰动的，所以少数人就被煽动起来去做了。中国许多老教授和大多数学生都是坚持架上绘画的。90年代后的大学生还是有理想、有追求，对中国共产党有感情的。今年500个新生有400个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90年代初中央美院一个学生党员都没有。不管西方意识形态搞什么东西，中国会照样走自己的路。我们对青年人还是有信心的。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廖奔说，今天《文艺报》和《美术》杂志，这一报一刊联合召开了“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座谈会，抓住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文化现象——“行为艺术”来进行研讨，很及时很有价值。这也是近期来一报一刊所做大量工作的继续，今天对此作一个归纳性的话题提出来很有价值。“行为艺术”在西方形成，是有文化渊源、社会背景和成长机制的。国内的“行为艺术”在陈履生的文章和书中集纳得较全。“行为艺术”我了解的不多，可接触的较早，那是1989年在美国，我的一个同学到加拿大当了教授，就是因为搞“行为艺术”在课堂上吊一支皮鞋拿刀又叉着吃。现在看来是愈演愈烈了。我认为“行为艺术”是艺术泛化中的行为性这样一个东西。艺术泛化是艺术从过去纯粹性、完整性、神圣性走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一种倾向。其中波普运动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另一个因素就是行为秀，有些人想通过“行为艺术”引起社会关注，做些行为表演秀。这些行为秀的生成有深层原因。现在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科技发展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在过于拥挤的社会环境里边，人们想在人海中突出自己，达到过去艺术那种高超程度非常难，在这种情况下，就用一些行为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面当然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因素存在，为此酿成了“行为艺术”的动力。引起我疑惑的是艺术和非艺术的边缘怎么划分。咱们通常说“行为艺术”大量的不是艺术，它有反社会的因素在里面，体现社会性情绪，是社会化的东西，而不是艺术化的东西，所以“行为艺术”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边缘也很模糊，所以很难界定，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宽泛的模糊带。健康而对社会有益的“行为艺术”和有害的“行为艺术”怎么区别，也应认真探讨。比如为保护生态，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展览来唤起大家的环保意识，这应是健康的。为此，我想“行为艺术”本身是中性的，可以做出展示健康的事情来，但是也可以做出有害于社会的事情来。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含有艺术理念的行为是高尚的”。要有文明的尺度和理性的尺度，反之则是另外一回事。

目前，我们国家的“行为艺术”越来越厉害，这种现象是有一个社会支撑力在起作用。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闲人国度里的做秀欲支持了“行为艺术”的澎湃发展的趋势。我国人口压力过大，离退休人多，有的40多岁就退休了，在大街上闲逛，没有紧张的节奏感，如果在西方街头搞“行为艺术”表演，围观的人就比中国少多了，在中国很容易引起围观。人口压力和舒缓的社会节奏的闲人社会，容易成为“行为艺术”的土壤。在中国土壤上出现的一种“行为艺术”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折射到中国土壤里产生的畸形儿，一种变态的东西。我们搞“行为艺术”的人，浮光掠影、断章取义、细枝末节地把西方的“行为艺术”抓过来一把，来做自己的饭。比如说人体秀引起围观者人山人海，这恐怕是中国土壤产生的文化现象，因为我国是禁忌的国度，我认为“人体秀是禁忌国度的最大的商业炒作”。在非禁忌国度，在人体暴露成习惯的国家里不会这样。我国搞人体秀主要是女性人体，来引起男性围现，在女性眼里引起的反感很大，试想一个男人在大街上展示性器官，自己的妻女在观看，会有反胃的感觉。中国的人体秀更大的是聚焦在人体，而不是在艺术，是一种与商业连在一起为吸引男性的最佳的商业炒作点。这种人体秀被说成非健康文化比较准确一点，而食人、玩尸体反生命的行为，更多的应属于腐朽文化，既反文明、又反理性、又反审美，正如李准同志归纳的，没有什么艺术可言。而且是反人的生理感官的东西，也可归纳为反人类的东西。这种就是腐朽文化。艺术应给人们带来生理快感和生理愉悦，然后连进到审美愉悦和熏陶、培植审美的目的。

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属于腐朽文化的“行为艺术”我们文艺界、新闻界一定要予以关注，一定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通过我们做工作引导媒体，特别是引导媒体中有余悸的人群——支配我们媒体文化艺术门类版面的人们来与我们达成共识，共同来为净化我们文艺界的创作空间而努力。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刘曦林说，去年12月份，西安文化局、公安局联合发了文件，严禁人体彩绘，但是政府的禁令到律师那里没有法律依据。要想分清是非，有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又有法制问题。因为以艺术的名义做这些事情，不仅仅涉及到艺术界本身的事，这里有法律范畴的空挡。吃死孩子是从法律上侵害了人权，违犯了法律和有悖医疗的道德。刚才大家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在中国这些邪门艺术屡禁不止的原因，我认为有值得我们研究的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这里有一个涉及和外面世界的关系问题。外来西方艺术认为传统的绘画形式已经过时，应该是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登台的时候了，它们现在是国际双年展中主要选用的艺术形式。在这种背景上，中国艺术和开放世界的联系是个外因，中外艺术交流中有健康交流和非健康交流，中国近代以来一直以西方为现代、以西方为时髦，中国人有崇洋心理。当然，西方有很健康和正确的东西，如我们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志士仁人到西方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后，文艺理论上就强调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概念，明确了文艺创作方向。如今在十六大中就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要弘扬先进文化。今天这个会议就是在讨论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腐朽的文化。这几个层次分清，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我在美术馆工作深有体会，屡禁不止是有原因的，它不能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就可能到上海美术馆去展出，不让在馆内展，就可能到馆外去展，许多民间展馆不受有关部门的约束，有些漏洞和空白点让他们钻了空子。另外一点就是法律问题，法律上的漏洞，没有法律依据去制止，这是向立法提出的新问题。包括打假，也存在这个问题。涉及到和西方艺术的关系问题，我们一些年青人缺乏对文化的一种鉴别力，我们应该在选择当中来接受西方艺术，不能一览无余地接受过来，可为什么会在“行为艺术”上都一览无余地接受过来了呢？有的比西方表演的还要邪门，这是在我们这个处于长期封闭的国度里，一旦找到了这种能够出名的手段，就要寻找一个比西方人还要惊异的，还要邪恶的作秀手段，企图引起西方人的注目。目前，人们是以复杂的心理来看“行为艺术”的，尤其是对人体彩绘，能够引起大量人围观，这使人想到了1988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人体艺术画展。这说明中国的人体彩绘出自一种浅薄的意识，同时也有商业性的目的，一张人体彩绘照片大约要2O0美元一张。中国美术馆在85年出现了问题之后，不断地遇到了挑战，我们禁止过一些不健康的展览。如一个搞“行为艺术”的女画家搞的展览内容我们不同意，她搞了一个停展事件，把我们拉扯进她的“行为艺术”当中。1989年的放枪事件美术馆停展四天，后来接到匿名信，说要引爆，于是美术馆又二度停馆，引来公安局的狼狗巡查，又被引到他们的“行为艺术”的圈子里。他们是无限地利用了我们的社会心理把正常的艺术单位拉到“行为艺术”里面去。我们中国美术馆坚决禁止“行为艺术”在馆内展出。当人体彩绘变为商业炒作手段后，我们对其以艺术的名义搞轰动效应的事情更应严肃关注。

关于后现代与“行为艺术”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为什么年轻美术家介入的多，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接触西方艺术后，认为国内传统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对西方的东西接受得非常快。南方的晒太阳活动打出旗号“重要的不是艺术”，就是西方某国家刚刚搞的活动的翻版，他们还有一个救护车，上面写着“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我同意“行为艺术”是个中性问题。有个艺术家到西藏宣传环保，宣传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人文意识，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关键的是现在健康的比较少，庸俗的比较多，邪恶的还不断出现，逼着我们这些研究艺术的人去研究非艺术。一些商业部门、经营部门应该把关，使这些处于模糊带的地方有人过问，同时法律也要健全，美术上可以追求的一些自由和那些不负责任人的放纵之间要区别开来。我的结论是，坚持真善美，坚持文明，坚持艺术的底线。要坚持这一文明底线不仅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有全世界意义的，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国家如何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如何树立中华民族的形象问题．如何坚持审美理想问题和对青少进行正确引导的问题，文艺界和舆论界都要担起责任来。在国外某些人支持下搞损害中华民族形象的“行为艺术”，一定要进行抵制，讨回尊严。同时我建议在开展批评中，还要注意宣传艺术和宣传技巧，越批评他们，他们身价越高，我们可以采取不点名批判的方式。《美术》杂志和《文艺报》作的非常对，一定要继续批评下去，不批判腐朽的东西就不能大力发展先进的东西。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曾庆瑞说，关于“行为艺术”的极端表现，真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不寒而慄。短短两年时间，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竟然出现了这种事情，是令人发指的。“行为艺术”的极端表现是用异化人性来反叛现实，解构我们的文明，颠覆我们的意志，危害社会，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可是为什么10天前还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我们社会，包括有关文化领导部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客观形成了放任、估息，甚至纵容腐朽文化的泛滥。这种情况，是自毁我们的民族。《美术》杂志和《文艺报》在这个时候召开这个座谈会是非常及时的，功德无量，因为现在学习落实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抵制腐朽文化的侵入，具有战略意义。而陈履生这本书可以说是一石击起千层浪，引导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抓弘扬先进文化，而不去抵制腐朽文化，弘扬是难以奏效的，会有很大阻力的，在历史上有很多经验教训。如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大众新文化新文学，就是为了抵制当时鸳鸯蝴蝶派等腐朽文化在社会上的泛滥。外国也有这方面的经验，雨果为了占领巴黎舞台，也采取过抵制腐朽文化的行动，最后达到了目的。从历史上看，毛泽东讲得很有道理；不破不立，我们应提醒全社会，让大家看到这种严重的危机。腐朽文化不难辨认。陈履生的7篇文章，69条注释，配有675张照片，帮我们回顾了两年以来“行为艺术”的种种丑行，让我们看到这些活动发生后，新闻记者如何纷纷去采访、报道、炒作，而且有的活动是通过批准而举办的，还有的公安干警去维持秩序，加以保护，保卫这种丑恶的行为和文化垃圾，甚至于请来律师为其辩护说，取缔没有法律根据，同时竟然还有高等院校的教授带着研究生去表演，提供场所的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也包括中央美院，还有北京、陕西、西安的高等学府，甚至还有西安市东阳一个小学，还有闻名全国的西单图书大厦。这些提供表演场所的地主，都卷进了这种活动中，应引起我们的全社会和领导部门的重视。没有人过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官僚主义。为此，要弘扬先进文化，要治理、要整治，这是个系统的工程，要告诉老百姓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腐朽文化，“行为艺术”的危害是什么，从文化渊源、动机、艺术现范等进行剖析，让其赤裸裸展现出来。但是还有一些没有暴露出来的，夹杂在戏剧舞台、影视作品、及其它文学中的腐朽文化，还没有让我们觉察到的，我们还以为是小儿科、秀才造反等等，实际上是危害不浅的。特别是要把混杂在先进文化、混杂在健康有益文化中甚至躲在角落里的混杂在落后文化中的腐朽文化捡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某个电影说是主旋律，可导演说他喜欢独来独往的武侠，难道我们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能提倡这种独来独往的武侠精神吗？人的行为还有没有自我制约，还有没有它力的制约呢？有的电影宣扬的起码是不健康的，如果不抵制、不批判，不扫除垃圾的话，先进文化就难以弘扬。我们有责任告诉我们的老百姓，当代有那些腐朽文化在表演，在危害人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博士梁江说，陈履生围绕“行为艺术”发表了一条列文章，向社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体现了一个理论家应有的良知和敏感。虽然我跟他是同行，可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知识界的责任感要比西方发达国家薄弱得多。

我敬佩陈履生，他的工作非常艰难。另一方面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如文化部反对“行为艺术”的文件出来后，网上是大量的批评意见，一片反对声，还提出要人大改组文化部，还有人发表长长的文章，说文化部和《美术》杂志是“报权主义的妖魔”。他们至今仍然抱着自己的观点，到现在还是如此的狂妄。在中国所有媒体中，只有《美术》杂志和《文艺报》的态度是最鲜明的，是代表中国知识界中有良知的人们向腐朽的势力宣战。“行为艺术”虽然到现在仍很厉害，但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扼制，明显地不能进入正式的场合里去了，说明美术界和文艺界在抵制腐朽文化上已经收到了成效，我们的工作有了效果。但是，我们在理论上有很多薄弱的东西，比如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腐朽文化，这些东西目前都给搞乱了，搞“行为艺术”的人认为自己才是先进文化呢，是代表改革开放成果的。事实颠倒了，是很不正常的。现在《美术》杂志、《文艺报》共同来举起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大旗，应该把这问题从理论上搞清楚。理论的软弱和法律上的真空，这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些人是打着艺术旗号，钻法律的空子，干一些非艺术的东西，达到非艺术的目标，这是要害，我们要先搞清楚，不能只纠缠在艺术范畴，那样就容易扯不清楚。“行为艺术”也有新的变体，如拿毛笔蘸墨在女裸体身上扫来扫去等，反对的声音非常薄弱，还被说成阻碍文化的前进和否定改革开放成果，是非给颠倒了。为此，要把什么是代表时代，代表中华民族的主流艺术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不解决，只抓“行为艺术”皮毛，不去追究要害，不从学理上深究，倒很容易把我们的批评当作他们作秀的材料，当作他们的广告，引来他们更强烈的反扑，利用便利条件印刷出一本本的画册来进行宣传。有的理论家在对方强大攻势下，退缩下来。为了弘扬正气不给行为艺术以生存的空间，我们下一步要做些深层的工作，抵制就会更有效。

王仲对会议作了简要的总结，他说：今天这个会开得时间不长，但理论内容是很充实的。今天参加会的不仅有美术理论家，许多是熟悉各艺术门类的综合文艺理论家，因此问题探讨就更有了视野和深度。大家一致认为，陈履生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帮助大家认识“行为艺术”的丑恶面貌和腐朽本质，对于净化我们文艺界的空气，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十六大关于“发展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论述，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的深层理论分析，及到文化艺术的“文明尺度”、“理性尺度”、“生命尊严”等深层的人性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触及到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类文化艺术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一揽子体系化的理论解决是不可能，但是，在当代中国平庸而麻木的文艺理论界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已经具有震聋发聩的功德意义。

我在开场白中已经讲到“行为艺术”这些腐朽文化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消极思潮对中国长期侵蚀的必然结果。而“行为艺术”也不过只是那根苦藤上的一个苦果而己，这股病态思潮的恶果当然还有多方面多种形态的表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消极思潮是别国的事情，我们本不该对它说三道四，但这股病毒流感已经传到中国，对广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发生了迷幻作用，于扰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前进方向，为此，我们也就不得不站出来说嗒说嗒。我们《美术》杂志从2001年第七期开始展开“中国艺术审美理想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笔谈讨论，公开站出来向“后现代主义”叫板，至今己进行了20期，并且仍在进行中。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消极思潮的哲学观、美学观和艺术观，不仅是逆反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文化艺术体系的，也是逆反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理论体系的，从总体上来看，也是逆反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的，它决不是中国文艺发展的先进方向。我们发起这场新世纪之初的文化艺术大讨论，就是为了抵制和清除这场文化领域中的世界性流行性感冒，让中国文化能够有自身抵抗力地去健康发展。我希望各位文艺理论家今后能够多多关注这场已经超出美术界范围的艺术大讨论和文化大讨论。

大家说的很好，所谓的“行为艺术”根本不是艺术，只是行为，而且是丑恶行为，是打着艺术旗号的丑恶行为。既然“行为艺术”根本不是艺术，我们也就不可能从“艺术”角度来谈它是不是中性的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有没有“好的行为艺术”的问题。刚才有的同志涉及到这个问题，我看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行为艺术”既然反审美、反艺术规律，它根本不是艺术，而只是纯粹的行为，纯粹的社会性行为（它的哗众取宠动机期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如果说这里面有什么“中性”的话，那“中性”的不是“行为艺术”的“艺术”而是“行为艺术”的“行为”。“行为艺术”不是中性的，中性的是“行为”而不是行为的“艺术”，因此不存在“好的行为艺术”和“坏的行为艺术”之分，只存在“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之别。希特勒的杀人花样和雷锋的助人方式，都不是“行为艺术”，而是纯粹的社会性“行为”。希特勒的杀人花样也不是“坏的行为艺术”而只是“坏的行为”、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雷锋的助人方式也不是“好的行为艺术”，而只是“好的行为”、共产主义风格的表现。最近许多国家的反战人士纷纷打着标语牌子、抹着花脸上街抗议布什总统图谋攻打伊拉克，这不是什么“行为艺术”而是纯粹的游行示威行为。一些西方大公司派一些赤裸大腿的青年美女上街推销产品，这也不是什么“行为艺术”，而是纯粹广告宣传性的商业行为。至于刚才提到的“自关笼子呼唤环保”和到西藏宣传环保的行为，它们也不是“行为艺术”而只是一种类似“广而告之”的广告宣传行为。如果说广告宣传行为为了加强感染效果，加进一些艺术理念，那也不是什么“行为艺术”而是广告艺术。广告艺术从功用上来讲有两种，一种是商业宣传性的广告艺术，一种是社会公益宣传性的广告艺术。广告艺术从形式类别上来讲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平面的、立体的、视听的、活动的等等。广告艺术的主要功用是宣传，审美是辅助性的。毛泽东曾经反对过标语口号式的艺术，但是看来在社会宣传广告和商业宣传广告中还是可以要的。但是“行为艺术”如果想通过广告艺术挤进艺术行列来，这恐怕也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动机的性质不同。目前挂着“行为艺术”牌子干的那些吃死婴、割人肉、放人血、虐杀动物、拿自己的孩子喂狗吃的行为，根本就不是艺术，也不是商业广告，更不是公益宣传和正义游行，而纯粹是反审美、反人性、反理性、反生命的丑恶腐朽行为，与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坑蒙拐骗、封建迷信、黑帮邪教同属一类——黑色腐朽文化。如果从艺术分类学角度来看，真正称得上“行为艺术”的只能是“表演艺术”如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这些行为和表演之所以属于艺术范畴，是因为它们讲审美，讲艺术规律。“行为艺术”的行为和表演之所以不属于艺术范畴，是因为它们不讲审美，不讲艺术规律。不管怎么样“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在动态性的“行为”概念上多少还沾一点边，但无论如何与静态造型艺术的美术则相关甚少。很奇怪，那些热衷丑恶小品表演的“行为艺术家”非要挤到美术领域来干什么？你们不妨可以到舞蹈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以及广告公司去碰碰运气，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你们。艺术是追求真善美的技艺性创造活动，否定真善美的审美理想、否定技艺性能力、否定艺术规律、专门去搞假恶丑的行为，这不是艺术。所谓的“行为艺术”既然要反审美反艺术，又何必一定要往艺术圈子里挤呢？我想，搞丑恶行为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会不受欢迎的。刚才流卫星同志说得好，他把陈履生的书带回去要藏好，不给他的子女看，以免那些丑恶的图片玷污年轻人纯洁的心灵。这种态度，也正是我们对待所谓的“行为艺术”应有的总体态度——消除这些丑恶腐朽文化，主要是为了不让它们毒害我们青年一代的健康心灵，不让它影响中国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刚才王宏建还谈到“行为艺术”的政治色彩，这当然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包括“行为艺术”在内的所谓前卫艺术，都是具有浓厚的反社会政治性质的，但它们根本丝毫动摇不了资本主义体系。我在2001年第6期《美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过：“马尔库塞认为玩世不恭的小资产阶级和胆大妄为的流氓无产者是社会解放的原动力，但用一群精神失衡者去反资本主义，无异于给资本主义调剂单调的生活和舒舒服服地掩挠痒痒”。如果这种具有反社会性质的前卫艺术移植到社会主义中国来，它的反对矛头又要指向哪里呢？！这些问题是我们的理论家们应该好好想一想的，我也诚挚地希望那些糊里糊涂跟着西方前卫艺术跑的青年艺术家们也能来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不要昏头昏脑地走错了房间。

十六大提出了四种文化及其对应的四种态度，即“大力宏扬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持抵制腐朽文化”。这里有四个动词，即”宏扬“、“支持”、“改造”、”抵制“。我们这个会的会标用了两个动词，”宏扬“和”抵制“抓住了两极，四个层次也包括在其中了。这四句话是我们这些文艺报刊掌门人和文艺理论家门经常要碰到、要思考、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把握和运用这四个动词，对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水平是一个具体的检验和考验。你可以冠冕堂皇地谈许多漂亮的大道理，但一碰到具体问题，要你拿出立场、观点和方法，您就很可能有许多“前怕狼后怕虎”的考虑，最后就很有可能来个“识时务者为俊杰”，把自己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藏匿起来。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好就首先好在各位专家都能够旗帜鲜明地坚持真善美，批判假丑恶，针对所谓“行为艺术”及当下文艺界的各种实际问题，都能够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文艺评论家应该“帮助人们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在座的各位今天正是这样做的，最后，感谢各位专家出席今天的座谈会，感谢各位专家对《美术》杂志和《文艺报》的厚爱和鼓励，希望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美术》杂志和《文艺报》的工作，只靠我们孤军奋战是不行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还是要靠更多的仁人志士共同来推动。谢谢大家。

金坚范最后说，王仲同志说得很好，我就不多讲了。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为《美术》杂志和《文艺报》这个会贡献了你们的智慧。我感到今天大家有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意见，可以引出很多很好的题目，希望大家继续写文章给《美术》和《文艺报》。许多好的选题，如究竟怎么分析后现代问题，它给我们的文艺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后现代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会产生畸形、极端的东西，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腐朽的，究竟界限在什么地方，包括优秀的东西包裹着坏的东西应该怎么剥离出来。针对这些问题，希望各位继续写文章，把这些探讨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体现，以利于人的身心和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今天会后，我们要马上写出报道，明天见报。我再一次代表唉术》杂志和《文艺报》，感谢各位专家百忙之中赶来参加这个座谈会。谢谢。 （本刊记者 京云 李人毅）
 
附录2：

《文化部关于坚决制止以“艺术”的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的通知》(2000.4.17)
一、禁止在公共场所表演或者展示血腥、残暴、淫秽等场面，禁止展示人体性器官或进行其他色情表演等有伤社会风化的演示行为。
二、禁止将以上表演及展示行为以音像或文字图片等形式进行机械复制、传播。
三、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社会公众提高对艺术的鉴别能力和欣赏能力，自觉抵制腐朽没落的文艺观念和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的不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对此类活动的报道，应防止人为炒热而扩大其影响。
四、有关艺术创作、教育、研究单位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创作、教学、研究活动的管理，防止极少数人以“艺术”的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
五、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公共场所各类表演、展览项目的审批管理，严格审查表演、展览的内容和形式。因把关不严和失察造成不良影响的，要追究审批者的责任。
六、对各种以“艺术”的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的行为，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坚决予以制止和取缔，触犯刑律的，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