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小组

无关小组

无关小组成立于2011年，其8位成员：

陈志远，1985年出生于江西抚州，现工作生活在中国北京
高飞，1984年出生于江西吉安，现工作生活在中国北京
郭立军，1984年出生于山西阳泉，现工作生活在中国北京
贾宏宇，1982年出生于河北保定，现工作生活在中国北京
李良勇，1986年出生于河南濮阳，现工作生活在中国北京
牛牱，1982年出生于山东滨州，现工作生活在中国北京
王贵琳，1985年出生于辽宁大连，现工作生活在中国北京
叶楠，198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现工作生活在中国北京与杭州

个展
2012 《与行走无关》，站台中国，中国北京
2012 《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2011 《我们是无关委员会》，苗圃艺术区，中国北京

群展
2012 《SEE／SAW：中国当代集体创作实践》，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2012 《重新发电》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上海

艺术家作品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SEE／SAW——中国当代集体创作实践”群展现场，2012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SEE／SAW——中国当代集体创作实践”群展现场，2012

站台中国，无关小组个展《与行走无关》，2012年

站台中国的项目空间将于2012年6月23日展出无关小组个展《与行走无关》。

无关小组一直在进行一项“行走计划”，这个项目意在更新一种介入社会的语言，提出一种合法的强调个人意识形态的行动方式，在社会空间里坚持一种特质，这种特质的传达在一种有预谋的肢体语言里。这次展览将集合无关小组成立以来一直做的行走计划项目，不是划上句号，而是把在公共空间中各种形式的“行走计划”一次阶段性呈现，以一种被过渡敏感化的公共行为来讨论其它可能性。

无关小组从2011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用更广泛的工作方法去实践艺术作为一种公共行动的能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为表演而进行的表演。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展览现场，2012

“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展览现场，2012 

无关小组谈创办缘起和创作项目

文、采访︱王丹华

无关小组于2011年成立于北京，由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九位年轻艺术家组成。从2011年在黑桥苗莆艺术区的“我们是无关委员会”，到今年三月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自成立以来，这个新生的艺术集体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更无关”的态度去进行生活和创作的整合。6月23日至7月22日，他们站台中国举行了“与行走无关”个展，以视频的形式，对小组成立以后所进行的行走计划进行了梳理，播放了自成立以来的行走活动。 在此，他们的成员之一陈志远讲述了小组的创办缘起和近期创作。

我们成立于2011年4月，在草场地村。由在北京的九个固定的成员组成，但因项目不同也会召集更多的人，也主要是杭州的朋友们。成员中有人有固定的工作，也有是就专职做艺术的。

大家都是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毕业来到北京的同学，就很自然的就在一个圈子里了，经过频繁的聚会大家觉得应该组织起来做点事情。2009年我们做了第一个群展“阳谋”，做完那个展览后大家觉得和外面随便凑齐来的各种群展也没什么不同。新的形式和内容并不能从中凸显出来。接下来的2010年我们曾大量地讨论互相之间的作品，这样的讨论还是很难让大家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气质，从在学校里学当代艺术到在北京不断的通过展览接触正在进行中的当代艺术，我们对当代艺术的标准开始迷茫和怀疑，在找不准应该去做什么的情况下，我们决定通过当代艺术圈里现有的标准和模式，可以确立哪些是我们不想做的，通过排除法和结合大家的兴趣来判断自己的工作。2010年底我们根据游行这个现有的社会活动想了一系列称之为行走的方案，2011年4月2日在798实施了大家举栏杆把自己围起来的一个方案，这时候小组还没有具体的名字，但也是通过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应该发一个无关的申明，而这个无关的申明也变成了小组的名字。

我们没有很具体的宗旨和宣言，但创作其实是想做到像我们的行走计划那样，不是靠单个人就能去实施，而是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的方式，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验一个小组作为一个集体的可能性。“无关”是一种态度，一种旁敲侧击，一种抛砖引玉的态度，每一次的无关行动总是会跟某些看起来是那么回事的事无关，然后根据不同主题产生出不同的创作形式。

今年春天的“与家无关”项目，产生在大家经常从父母家回来后的饭桌聚会上，我们总是谈论起自己用什么方式来搪塞父母关于对自己工作的问题，展览的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也产生于父母看到当代艺术中的那些作品时常问我们“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意识到其实父母也就像那些要求我们解释当代艺术的艺术圈外朋友，或普通观众。所以家人就成了离我们最近、方便沟通的对象，而且作为子女的我们也应该认真和他们进行一次讨论。在关于展览的形式和内容上除了讨论的视频外，我们说服父母用一扇新门把家里的旧门换了下来，把换下的旧门制作成一件可在北京展出的作品，还有就是根据父母的工作，来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让父母参于制作一件作品。

有段时间大家在讨论我们做的这些事儿是不是慢慢在被画廊承认，这样的讨论意义不是很大，最起码对于我们做的事情本身来说没有意义，或者画廊的承认与否本身不足以判断大家做的事情的意义，可能针对具体的作品或项目展开讨论是比较好的，我们也希望能更多地听听圈里朋友的看法。

无关本身没有明确的指涉，我们不想给自己设计一个已经想到足以自圆其说的蓝图来规划以后要做的事情，这个小组本身每个人都也在各自做自己的事情，而这个小组也同时存在，我们利用这个小组来做些超越个人、形成集体感的创作试验，比如我们有很多戏剧的方案，每个人可以作为每一幕的导演来编排一场戏剧。还有社会调查的方案。

我们的核心领导不断在变，设计了一些职位，如，会议召集，主持，纪录，会计，资料整理，对外联络等职位，但这些都是轮值，大家定期调换。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的小组，在成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小组的人员问题，其实一直希望外面的人能加入进来一起讨论，对于其中想法靠谱的 人我们也希望能吸收进来，成员也可以自愿退出，但只要剩下的人，不管几个愿意继续做下去，小组就依然存在。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无关小组：《共生》，2013

我们在运河沿岸收集各种可用来编织的物品，最后将这些物品编织成一根绳子，这根绳子将把运河沿岸生活的琐碎片段一起编织进去，成为一种关于运河在今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共生的调查报告，这根绳子将被制作成一幅具有叙事性的运河地图。这是一条绳子已经或即将发生的经历，而非它最终的形态，亦如任何作品都不能轻易的描述这个巨大的变化着的现实。

创作年代：2013 年
创作地：大运河沿岸，中国
类型：影像装置
材料：访谈录像，收集图片，铁丝、衣服、玩具、渔网、水管、编织袋、塑料袋、红条幅、电源线、垃圾等
尺寸：尺寸可变
版权：无关小组

无关小组：《共生》，2013

无关小组：“无关”是一种态度

“无关小组”，一群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的年轻艺术家，他们致力于用更广泛的工作方法去实践艺术作为一种公共行动的能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为表演而进行的表演。从几次在公共空间中各种形式的“行走计划”去探讨一种被过渡敏感化的公共行为的其他可能性;到无关委员会的小组展览，再到“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中和父母的合作计划，“无关小组”继续着他们的追问，并且持续的将艺术作为一种改造日常生活的能量和工作方法去实践。

与社会发生关系从“行走”开始

“无关小组”从中国美术院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家生涯和梦，成功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初到北京的他们也和很多刚到北京的北漂一样，为了糊口，不得不从事其他的工作，这让他们变得非常的矛，作为“无关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志远，是最早来北京的几个成员之一，在谈到那段日子时，他回忆到：“我们之前是从杭州来的北京，大家是一拨一拨来的，来北京大家目标是做艺术家，但是刚到没办法就要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觉着是不是要做一个展览，要不然就会被生活中的琐事给淹没掉。”那时的“无关小组”还没有形成一个概念，但是已经为之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每个人出一个方案，把东西一凑就一个展览，并没有规定什么主题。”大家比较随意，对展览的理解也比较单一，做完之后就不了了之，也没有形成什么影响。但后来他们意识到 “这样做展览挺没劲的，总归是想做得好一点，不一样一点的展览。2011年4月2日,在798他们实施了大家举栏杆把自己围起来的一个方案，这时候小组还没有具体的名字，但也是通过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应该发一个无关的申明，而这个无关的申明也变成了小组的名字。”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空穴来风，成功的背后往往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坚守，“无关小组”的成名看起来似乎有点偶然，但这其中又有很多必然因素，他们在制定行走计划之前“也是无数次开会，就决定要做一些大家一起做的东西，这是一个明确的计划。我们不是要针对什么，但是我们有宗旨就是一定要在社会空间当中生效，我们不在画廊做，也不是表演给谁看，就是跟社会发生关系，产生效果。”

小组内部不分高低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作为小组，在内部成员的发展上面他们是开放式的，当有人发展的很好，想要退出小组随时可以“在成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小组的人员问题，对于外面想法靠谱的人我们也希望能吸收进来，成员也可以自愿退出，只要剩下的人，不管几个愿意继续做下去，小组就依然存在。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内部管理也是如此，“没有高低，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组织性，因为毕竟是一个团体“我们的核心领导不断在变，设计了一些职位，如会议召集、主持、纪录、会计、资料整理、对外联络等职位，但这些都是轮值，大家定期调换。当遇到活动或者展览的时候，大家碰头开会，分工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

学院教育的传统与师承

无关小组呈现的是一种很轻松的氛围，这除了团队之间的配合与理解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我们跟别人不同，其实比较文人一点，可能跟浙美的传统有关”,除了中国美院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影响很深，就是著名艺术家邱志杰，他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创作装置、摄影等，关注媒体权力的控制问题，身份概念虚假性等。九十年代中期参与意义问题讨论，声讨中国艺术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获得写作的名声。然后策划录像艺术展，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新媒体艺术的推动者。九十年代末，转向对观念艺术的批评，策划后感性展览，鼓吹作品的现场性和综合性，并开始走向策展试验。个人创作则两极分化，一方面转向中国式的生命哲学，恢复对书法的兴趣，另一方 面则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产生兴趣，尝试极端和大型的现场艺术的制作。世纪初，参与“长征”的策划，后任教于浙美，用总体艺术的概念整合此前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并用于教育。思想上由西方语言哲学和佛教的影响，向新儒学转化。目前的实践分成由内及外的三种：书法和摄影作为修身之道，一系列历时长久的庞大的 装置为造物计划，一系列综合的社会性的现场事件作品为肇事计划。

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著名艺术家邱志杰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他更多的是起一种引导作用，与学生交流，更多的是像一个兄长或者师兄“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比如我们出去做戏剧，他也会参与进来，他也学到很多东西，等于在相互促进，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组都成员都是综合艺术系出来的，都是邱老师教出来的，影响应该会有一点点。”

“回家计划”一个新的起点

继2011年小组成立之后，除了继续之前的“行走计划”之外，他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展览，最为受关注的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大家从老家回来后，在聊天时经常会提起自己用什么方式来搪塞父母关于对自己工作的问题，展览的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做无用的东西”也产生于父母看到当代艺术中的那些作品时常问我们“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意识到其实父母也就像那些要求我们解释当代艺术的艺术圈外朋友，或普通观众。所以家人就成了离我们最近、方便沟通的对象，而且作为子女的我们也应该认真和他们进行一次讨论。在关于展览的形式和内容上除了讨论的视频外，我们说服父母用一扇新门把家里的旧门换了下来，把换下的旧门制作成一件可在北京展出的作品，还有就是根据父母的工作，来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让父母参于制作一件作品。

这是一个转变，他们的关注点从对外部社会中诸如民工或农民之类的话题作为研究调查对象，转向自我，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作为调查的对象，但这种转变是有内在逻辑的，“也是一条脉络下来的，我们首先影响社会当中的那些人，但我们发现，你连最重要的亲人都影响不了，他们都不理解你的艺术，那你做给其他的观众看有什么意义，你先去影响你父母，让父母完完全全进入一次当代艺术，看看效果会是怎么样?如果说你连父母都影响不了，你那些行走也就别做了，看来是无效的。”

将艺术作为一种改造日常生活的能量和工作方法去实践

现在的艺术过于精英化和概念化，而且也处于这样的时代，一切以视觉为中心，每天醒来之后都会被铺天盖地的图像淹没，当人们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之后，就会只关注图像的表面，而不去关心图像背后的东西，无关小组从日常入手，从身边的每个人入手，让他们参与进艺术的制作与构思当中，切切实实的感受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些概念的堆砌和名词的解释，这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工作，比如“装置这个词，以前根本不是指艺术，但现在有很多媒体在关注和宣传，你跟人家说，人家还能知道什么是装置艺术”。

这次他们与父母的合作，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是一种不同的艺术倾向，不像一开始当代艺术那么概念化，“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不是说为了传播当代艺术，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让父母增进对艺术的了解，至于说这样一种行为是不是可以称为艺术品，最终能否进入美术馆，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的父母最终是否明白我做的是什么，他是否会继续支持我，如果说他明白了一点，我们做的事情就算有一定程度的成功，起到了一点作用，这是我们追求的东西。”

“无关”是一种态度

没有很具体的宗旨和宣言，但创作有着清晰的脉络，“无关”是一种态度，一种旁敲侧击，一种抛砖引玉的态度，他们的创作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同时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验一个小组作为一个集体的可能性。每一次的无关行动总是会跟某些看起来是那么回事的事无关，不管有效、无效，他们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原则，就是先做，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先做尝试，才可能有结果，“做”是超越一切事情最有效的方式，“对一些艺术家来讲，他是用想来做，我们就是用做来做，用做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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