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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揭晓 乌克兰将继续参展

2022-04-17 16:52:21.278 来源: 凤凰艺术 作者:编译/钱乐言


一个半月后,我们即将迎来位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开幕式。而就在本周,双年展提名了两位终身成就奖金狮奖得主:卡塔琳娜·弗里奇(Katharina Fritsch)和塞西莉亚·维纳(Cecilia Vicuña)。

通常,该奖项只颁发给一位艺术家,是对处于生命中后期的艺术家的至高尊敬与欣赏。这是自2013年玛丽莎·默茨(Marisa Merz)和玛丽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都获得该奖项以来,再一次有两位艺术家同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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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卡塔琳娜·弗里奇

卡塔琳娜·弗里奇1956年生于德国埃森,现在杜塞尔多夫居住。她常常花很多年的时间认真地研究如何去做一件作品,作品通常用石膏、铝、聚酯制作成大型雕塑,作品中展现出一种现实与幻想相间的紧张感熟悉感以及超现实的神秘莫测,有如精心修订的现实,或是一个梦幻般的情感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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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奇以创作人们熟悉的人物、动物或概念——圣母玛利亚、公鸡、头骨——为主题的雕塑而闻名,并通过大胆的色彩或异乎寻常的大尺寸来表现它们。这位艺术家首先在小范围内进行创作,有时又将雕塑放大,直到它们凌驾于观众之上。她创造出了令人不安的物体,唤起了同往常长不平衡的权力动态。偶尔,她的作品中也会涉及到性别在这些权力游戏中扮演的角色,比如她的公鸡雕塑作品《Hahn/Cock》(2013)——最近被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收藏——就像是视觉上的双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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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琳娜·弗里奇《Hahn/Cock》(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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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琳娜·弗里奇 雕塑《鼠王》(Rat-King)

在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弗里奇展示了1993年的雕塑《鼠王》(Rat-King)——一件现在堪称经典的作品,由一圈巨大的聚酯铸形啮齿动物围成一个圈,人同它们的权力关系便发生了剧变。


▲ 威尼斯双年展主席罗伯托·西库托(Roberto Cicutto)与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


2022年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在一份声明中提到这件作品时说,

“此后的几年里,每当我遇到弗里奇的雕塑,我都能感受到同样的敬畏感和令人目眩的吸引力。弗里奇对当代艺术,尤其是雕塑领域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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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塞西莉亚·维纳(Cecilia Vicuña)


而另一位“金狮奖”得主——塞西莉亚·维纳(Cecilia Vicuña),也是一位广受好评的诗人,她的作品涉及多种媒介和多个主题,深入探讨了现代世界的紧迫问题,包括生态破坏、人权和文化同质化。她出生和成长于智利圣地亚哥,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流亡在外,当时发生了针对当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军事政变。女权主义的形式和方法,被认为是她作品中统一的主题。

她的雕塑被称为“不稳定地带”(precarios),那是由碎屑、布料、贝壳和更多的破碎微小的东西汇集在一起,形成她所说的“空间诗”;以及由针线构成的装置,这些针线被安第斯地区的土著人民用来交流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她是多年来首位获得金狮奖终身成就奖的拉美裔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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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西莉亚·维纳(Cecilia Vicuña),《即将发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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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西莉亚·维纳(Cecilia Vicuña),《摩天楼吉普》(印加吉普表演,纽约),2006


阿莱玛尼在一份声明中说,塞西莉亚·维纳坚持不懈、谦逊谨慎地走着自己的路,预测了许多最近的生态和女权主义辩论,设想了新的个人和集体神话。

两名女性艺术家获得了第59届终身成就奖金狮奖,这进一步证明了引领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女权主义精神。在今年213位艺术家参展名单中,男性艺术家所占比例不到10%,这在双年展上是一个罕见的数字,因为从历史上看,女性艺术家的比例一直较低。


威尼斯双年展组织者

承诺按计划举办乌克兰馆

威尼斯双年展同时宣布,尽管战事胶着,乌克兰展馆仍将于今年4月按计划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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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将于今年4月开幕


今年2月,乌克兰艺术家帕夫洛·马可夫(Pavlo Makov)表示,他和他的团队被迫停止了意大利之行的准备工作。马可夫的作品原本要在威尼斯双年展乌克兰馆中展出,但是所有往返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航班都已停飞,只得等待进一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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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火中的乌克兰 图片来源:Andrew Marienko


3月5日,马可夫和他的家人在哈尔科夫时,乌克兰馆沟通主管卡蒂亚·帕夫列维奇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叶尔米洛夫艺术中心度过,那里是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的一个官方防空洞。他与艺术界保持联系,用四种语言与媒体交流。他现在的职责是在信息前线战斗,让人们知道乌克兰正在发生什么。”

“我们目前没有危险,但是形势非常危急,而且每分钟都在变化。目前,由于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无法继续进行展馆项目的工作。”马可夫和策展人丽莎维塔·德尔曼(Lizaveta German)、迈拉·兰科(Maira Lanko)和鲍里斯·菲洛年科(Borys Filonenko)此前在Twitter上写道。

周末期间,双年展的组织者表示,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与乌克兰艺术家团队合作,以将这些作品安全运到威尼斯,不过双年展没有具体说明将如何确保这一点。


“枯竭之泉”

背后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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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到右,鲍里斯·菲洛年科(Borys Filonenko), 丽莎维塔·德尔曼(Lizaveta German), 迈拉·兰科(Maira Lanko)和帕夫洛·马可夫(Pavlo Makov)此前在展示2022年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乌克兰展馆的项目。由Katya Pavlevych提供


在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乌克兰展馆,艺术家帕夫洛·马可夫将展示《枯竭之泉》(Fountain of Exhaustion)。这个动态雕塑讲述了基础设施的废墟,文化的毁灭,气候的崩溃和战争的残酷,将成为威尼斯展馆的焦点。

在帝国主义时代,艺术通常是第一个被压制的领域。如果我们通过其他共同的、交叉的文化帝国主义历史来思考,侵略者抹去一个人的文化史一直是一种为战争辩护的策略。这一战略表明,除了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东西,被侵略的国家没有文化可以分享或值得记住。对乌克兰来说,把自己的文化历史从俄罗斯的极权叙事中剥离出来是一种反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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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夫洛·马可夫(Pavlo Makov),《枯竭之泉》,展馆的室内布置, 2022。由Katya Pavlevych提供


由一系列漏斗组成的《枯竭之泉》目前正在运输中,由策展人兰科保管,他将藏品从基辅运到乌克兰西部。帕夫列维奇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在入侵之前,当边境紧张局势加剧时,玛丽亚知道在最坏的情况下,她将负责疏散烟囱,并将它们转移到威尼斯。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到威尼斯去。……我们决心代表乌克兰参加威尼斯奥运会,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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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夫洛·马可夫(Pavlo Makov),《枯竭之泉》,1995年


策展人对确保展览继续进行的承诺与他们当前的目标和行动呼吁相匹配。帕夫列维奇说:“我们不仅在言语上,而且在行动上呼吁团结一致:我们要求艺术社会回顾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文化侵占,并最终为乌克兰艺术家提供他们应得的认可和机会。......乌克兰是时候收回被俄罗斯偷走的文化文物和遗产了。”

为此,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但策展人坚持展示《枯竭之泉》,因为它没有把当前的战争状况抽象化,而是将它们具体地呈现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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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夫洛·马可夫(Pavlo Makov),《洛潘河和哈尔科夫河汇合处的枯竭喷泉》,1995年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马可夫在双年展上展示的《枯竭之泉》与威尼斯的处境也同样相关联。近年,威尼斯的环境变化是见证气候崩溃的一个关键例子,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变化与资本企业相关。这一点在威尼斯人对游船进入城市水道和超载运河的持续抗议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些游船加速了已经上升的海平面进一步淹没这座因水而闻名的的城市。

这个动态雕塑由一系列有水流通过的漏斗组成:一个漏斗分裂,将水引导到后续的漏斗,这些漏斗也分配水量;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的漏斗只接收最初漏斗的水滴。从隐喻意义上说,这件作品既揭露了自然资源正逐渐枯竭,也展现了政治资本被用来对付前苏联小国的困境。受乌克兰洛潘河和哈尔科夫河交汇处的直接影响,《枯竭之泉》突出了地理和人文之间的冲突,展示了自然汇合点如何因为资本和政治利益而逐渐枯竭。

每一次展览,《枯竭之泉》都展现了它所处时代与环境的历史。2022年2月24日之后,这件作品将针对俄乌战争。在这种背景下,《枯竭之泉》必须作为一种记忆被剥夺者的关键方式,同时围绕乌克兰人的叙述和文化生产、他们的历史和当代实践做出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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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在疲惫之泉拍摄的帕夫洛·马可夫(Pavlo Makov)的肖像挂在奥列·米塔索夫位于哈尔科夫的家中。©️Pavlo Makov


自2014年以来,获得独立文化认可对乌克兰人来说一直至关重要。正如乌克兰馆的策展人所强调的那样:

“乌克兰艺术一直处于战争的背景下,以及一直以来重新思考帝国和苏联影响的大主题。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现在和过去、历史上的漏洞、与先锋派的关系、隐藏的事件、被毁的作品和上个世纪失踪的艺术家是今天艺术的中心主题,而战争使这些主题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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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乌克兰馆项目介绍


在过去30年里,随着人们对乌克兰文化的认识日益加深,这部作品将为世界观众提供一个见证乌克兰文化的机会。国际文化推广至关重要,也是战争时期的生存策略。世界如何了解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对于一个社会的生存与意义都是无价的。

在双年展上展出马可夫作品的承诺、努力与期许或许早已超出了双年展本身。这部作品融合了自然枯竭、文化毁灭、基础设施废墟和战争中人民生计的冲突。将《枯竭之泉》带进威尼斯的意义,已是非凡的。

帕夫列维奇表示:“我认为我们团队所面临的挑战将为《枯竭之泉》增加价值和新的含义。……我认为作品背后的神话将成为作品本身的一部分。”


部分内容、图文来源于:artnews/Arts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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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档案 > 影像档案 > 摄影180年在中国的四个时间片段

摄影180年在中国的四个时间片段

2019-12-24 20:28:01.556 来源: scope艺术客 作者: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 (Christopher Phillips )

2019 AUTUMN

秋季刊

撰文/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 (Christopher Phillips ) 

图片/中国美术馆、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家本人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不断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动荡,损毁了无数原版照片。摄影术诞生在欧洲,并很快传到了中国,而中国摄影人精心地将其转化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视觉遗产。他们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表现了几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如快速的城市化、蓬勃发展的经济以及充满活力的新消费文化。同时,当代摄影也展示了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影像制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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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术于1839年在法国和英国同时被发明,于1842年随着鸦片战争传入中国。“南京条约”结束了这场冲突,并迫使中国开放了多个对外贸易的口岸,欧洲国家迅速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建立了租界。

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中国最早的照相馆出现在租界里。这些由西方人创办和经营的照相馆主要拍摄肖像,同时摄制可在欧美销售的商业照片,如城市、风景、建筑和人物。虽然此时的拍摄过程缓慢,技术难以掌握,结果不可预测,但在外国人经营的照相馆帮工的中国人很快地掌握了摄影技术。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香港的赖阿芳等有才华的中国摄影师开办照相馆,经营着兴旺的肖像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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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芳(华芳照相馆)《广州街景》 蛋白照片 20×26cm 1870

1856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获取了无需签证即可在中国自由旅行的权力。在香港开设照相馆的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利用这个机会,携带着大画幅相机、冲洗药品和制作底片的大尺寸玻璃板,穿越了内陆多个省市,行程超过了6500公里。他于1873年至1874年在英国出版的四卷巨著《中国及其人民的画册》,其中包括200多幅他所拍摄的不同地区及人物的照片。

▲ 巴黎博涛照相馆《福建茶女》 蛋白照片 6×10cm 1867

由于清政府试图尽可能地减缓西方文化的入侵,摄影的实践主要还局限于中国沿海城市。商业照相馆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北京。难以想象的是直到1911年清朝解体前不久,摄影才得到皇室的认可,并经常用来拍摄慈禧太后的宫廷活动。

▲ 洛伦佐·费斯勒《中国戏曲》 蛋白照片 21×27cm 1870

02

中华民国(1911-1949)期间,中国兴起了第一批艺术摄影团体。摄影在20世纪初发生着巨变,照片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图书和报刊上,摄影技术的简化让摄影者大量增加,世界各地都涌现出许多小众化、精英化的艺术摄影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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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生《剪影》 银盐纸基 22.5×30cm 1934

“五四运动”之后,艺术摄影团体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陈万里和黄振玉于1919年在北京创立了“光社”,组织了社员作品展,并由刘半农主编出版了“光社”年鉴;上海市第一个艺术摄影团体“中国摄影协会”成立于1927年;陈传林、聂光地和卢施福于1930年成立的上海第二个摄影团体——黑白影社,后来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艺术摄影社团。他们参加了欧美的国际艺术摄影展,并出版杂志向中国人介绍国外著名摄影家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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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伯年《汲瓮》银盐纸基(艺术微喷复制) 29.5×20cm 1930-1940

不少上海“黑白影社”的成员从事类似广告设计这样的新行业。如郎静山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摄影艺术家之一,他运用复杂的摄影蒙太奇技术,成功地重新诠释了中国水墨画的经典主题,并运用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暗示了作品中的空间关系。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进化中, 不少有前途的年轻摄影师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在上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的吴印咸,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以开设照相馆为生,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他创造的柔焦绘画风格得到了国际摄影界的追捧。1937年日本军队对上海发动袭击后,他加入了左翼,在应邀前往延安拍摄后,留在了延安并成为红色摄影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摄影美学的深刻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战时现实主义摄影和电影的独特的视觉语言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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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德先《双影》 银盐纸基 24×18cm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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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摄影史上最重要的脉络之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的纪实性摄影。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摄影在动员民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沙飞,他是“黑白影社”的成员,1937年北上加入八路军成为战地摄影师。沙飞本身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也是一位高效的精力充沛的组织者,他和助手石少华开设了培训项目,帮助年轻一代的红色摄影师拍摄充满情感的、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还创办了《晋察冀画报》,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也举办旨在唤起民众爱国情怀的摄影展。沙飞和工作在其他红色根据地的摄影人一道,不仅创造出独特的红色摄影体系,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摄影人传承了“革命现实主义”摄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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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静山《晓风残月》 1945 中国美术馆藏

这类摄影在20世纪50年代很好地记录了新中国在住房、教育、公共卫生、农业和工业等领域的成就。这些影像由石少华领导下的新华社摄影部向国内外发稿,并定期出版在《人民画报》等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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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复礼《搏斗》 艺术微喷 57×42cm 1967

到了196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摄影被“革命浪漫主义”摄影所取代,出现了越来越多为保持公众理想而设置的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摆拍照片。然而,中国的纪实性摄影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1976年至改革开放之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新的摄影组织“四月影会”成立,并在1981年自行解散之前,举办了三次影响巨大的题为“自然·社会·人”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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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德忠《凌空除险》 艺术微喷 61×51cm 1960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多地都出现了类似“四五影会”的摄影团体,如1979年在广州成立的“人人影会”,其成员包括具有影响力的纪实摄影师安哥。

西安的陕西群体成立于1980年代初,他们主张用“人本主义”看待中国的现实社会,让摄影人关注其独特的历史和环境所造就的个体。

1980至1990年代,纪实摄影在中国的繁荣,让摄影师开始重视长期项目的拍摄,坚持拍摄者的个人参与性,并极力避免主题先行,比如侯登科拍摄的“麦客”、张新民拍摄的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徐勇拍摄的90年代被拆除前的北京胡同、姜健在农村家中中堂拍摄的具有认同感的“主人”肖像和吕楠极具情感渗透力的“精神病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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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前井胡同》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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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出现了当代影像艺术。这一时期,许多接受过架上、版画或雕塑学院教育的中国年轻实验艺术家,开始利用摄影作为他们艺术实践的媒介。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摄影人开始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尤其在世纪之交,艺术家和摄影师的作品往往反映着席卷全国的惊人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不仅是城市场景的变化,也包括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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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拆 - 平安大道》 手工银盐相纸 100×150cm 1999

优秀的中国当代影像艺术作品,同时具有严谨的观念、想象的力度和视觉形式的创新,如宋冬创作的让人刮目相看的行为艺术的摄影文献;张大力反映中国城市空间不断发生的拆迁和新建筑物交织的影像;缪晓春设计的穿着传统长衫的“过去对当下的访问”的访客,面对着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城市景象;王庆松通过模仿中国历史名画的视觉构成,重新诠释自己对中国新兴的消费文化的讽喻。洪浩、海波和庄辉以自己独特的照片,诠释了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重塑了旧的群体和个人的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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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鑫《54-19 交流系列 II》 艺术微喷 105×95cm 1999

数字革命在短短数年内彻底地改变了世界,也理所当然地改变着摄影。然而,1990年代初提出的人们很快将生活在“后摄影时代”的预言,已经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摄影没有死亡,它被越来越多地嵌入到新的数字图像中并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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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晓春《庆》 激光冲印柯达专业相纸 372×480cm 2004

▲ 马良《草船借箭之二》 艺术微喷 100×85cm 2005

▲ 严明《小人物 - 抽沙机上》 银盐纸基 51×61cm 2009

▲ 董文胜《端木书台》 收藏级艺术微喷 91.5×71cm 2010

蔡东东《给予》 艺术微喷 134×186cm 2010

中国新一代的摄影人成长于数字图像制作技术的环境下,发生于他们的童年时代的数字革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尽管他们在创作中仍使用传统的光化学技术,但他们明白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由数字和网络主导的文化中。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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