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常平：想起512——我问心有愧
我躺在伦敦的一间床上，窗外偶尔传来小车轰鸣逝去的声音而非教堂的钟声，眼泪慢慢流溢出来，仿佛流到一年前512下午四川大学研究生院五楼的教室里。
“趴下！地震啦！”
一位旁听的男生吼道。
和其他同学一样，我本能地趴在课桌间的走道上，看见头上的日光灯管不停地摇动，和墙体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相应合。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祈求有大能的力量让地球安静。但是，教室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晃动，其间休息了几秒，总共仿佛持续了几分钟。男生说快跑出大楼，我也随声附和：“快离开教室！”我在五楼的楼梯口，不断叫一位同学的名字，跑在最后的阿姨说：“她已经从那边下去了。”当我们七八个人跑到楼外的草坪，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纷纷议论说是成都周围发生了大地震，有说是平武县，有说是理塘县。几分钟后，我走到研究生院一楼办公室，想问领导下午是否还上课，那里大门紧闭；再到门口保卫处咨询，两位值班的人说不知道；再乘电梯去教室，心想快上快下，为来授课的张教授把讲义拿下来，安排学生去复印。我和另一个同学再次回到五楼，发现我们所有的包了无踪影。心想这个时候还有人趁火打劫，问门卫回答还是不知道，我继续从研究生院楼外右侧前往正门外的草坪，希望能够碰到拿走我手提包的人，因为里面有一本我每天阅读的希英中对照的《新约》。这种希望，最终在一位上课的同学那里变成了现实。她讲述了刚才如何从教室后门带包逃离的过程，我说这样的经历也能够更深地明白人生的脆弱与我们宗教专业学习的意义。所有学生再次相会，我再次询问管理处的人无果，决定大家领取讲义后先回去，明天是否上课等候通知。我说：“我要回家了。”
我边走边打电话回家，想到年老的父亲不要出什么意外，电话不通；再打小灵通给妻子，依然不灵。学生、老师们惊慌失措地聚集在路上、草坪上、空地里，一环路中间栏杆两侧站满了人，不时抬起头观望路旁大楼是否有动静。九眼桥附近医院的护士，把住院病人也推到大街上。约一个小时后，我乘的公共汽车终于走到离家不足五百米的地方。全程秩序异常，人人彬彬有礼，互相体谅，无警察执勤。
当我爬上七楼的家，发现门口堆的书被摔在地板上静享安息，电脑屏幕趴在桌上呼呼大睡，只有衣柜开门迎接主人驾到。我带了几样生活用品，在府河边找到父亲，我们俩坐在河边一直到五点过。这时妻子的电话终于接通，她早已安全到达母亲家。我带着父亲去东门大桥打算乘车回那里二楼住。偶尔一辆公共汽车驶来，但没有你的站位。人们三三两两步行。此间，我想起下午车上一位大姐说：“这时应当有宣传车出来告诉市民该怎么办！”把这个建议拨给110，忙音，或无人接听。
就这样忙乱中，我度过了五月十二日整个下午，晚上于七楼家不时惊醒中过夜。
就这样，地震后的前面三天，我除了帮助家人一会儿外逃、一会儿看着电视流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根本没有去灾区的念头，只是在当晚也感动想去献血却无资格。星期四下午在五楼复课，只有四位同学参加，整个研究生院也只有他们。上课前，我们集体为受难同胞默哀三分钟，向学生道歉星期一地震发生后没有走到最后。我讲述二战后日本老师带着学生坐在废墟上朗朗读书的一幕，鼓励大家各尽本分；张教授提问：“假如保罗在今天，他会说什么？”
就这样，我在5月25日晚上确定拟订“建立5.12汶川地震博物馆群倡议书”。这即是后来只能在网上全文发表的《实施“中国5•12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倡议书》。发起人有魏学峰、朱成、刘家琨、冉云飞等八位朋友。我们倡议“通过立法形式将每年5月12日确定为‘5.12汶川大地震国殇纪念日’，使每年的这一天成为举国缅怀在地震中遇难的上万同胞、向生者宣讲敬畏自然、神州同心、人类一体、生命更新的人文精神的时间。”
我最早去安县秀水镇金埝村挨家探访是5月31日，看望过李大姐患肺癌的丈夫怎样卷缩在塑料布搭建的帐篷里，回来到处打听如何把他接出来医治，有关方面说地震前患病者不属于救助对象。第二周去得知他于星期一去世，可以想象地震后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尽管后来从每周末到隔周直到现在隔月自己前往或者组织朋友去那里，但比起几万同胞生命的瞬间离世，无论你在这一年去了灾区多少次，无论你在这一年夺得了多少金牌，都算不得什么！每想到多年夏天龙池一位农家乐老板为我们买菜送茶而至今杳无音讯的结局，不禁悲从中来！
我们确实知道死亡了多少人、失踪了多少命，但我们确实不知道有多少中学生死亡、多少小学生失踪！
对于一个每年可以统计出GDP高速增长具体数字的大国，面对有官员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难道不是说我们连死与活的定义都不明不白?难道不是说教育部门在地震前连灾区有多少间学校和其中有多少学生都不清不楚？
按照宪法，他作为人民代表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回答，也代表我们的回答，至少是迄今十三亿中国人交给十多万不幸同胞确切的答案！
（2009年4月21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