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分析回顾了2007～2008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概况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2009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然后，着重剖析了当前在金融危机、经济调整背景下，中国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经济 金融危机 经济 调整
中国城市范畴从规模上看主要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从行政等级上看主要分为中央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建制镇。至2007年末，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55个，其中，地级市及地级以上城市287个，县级城市368个；市辖区人口（不包括市辖县）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118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19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51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267个，建制镇19249个。这些城市特别是地级以上城市，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更是带动国家经济整体发展的核心力量。
一2007～2008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概况与特点
2007～2008年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折，由2007年的高速增长和繁荣顶峰转入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下，中国城市经济正面临着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下文着重从经济增长、工业生产、外贸进出口、房地产业、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劳动就业等方面来分析2007~2008年城市经济发展情况。
（一）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自2002年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在加速工业化的带动下，连续5年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2007年，这次增长型经济周期到达波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57306亿元，比上年增长13.0%。其中，地级市（市辖区）
统计口径为地级市市辖区，土地面积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6.5%。下同。
地区生产总值16210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18.4%、65.5%和72.6%。2008年，受国内宏观调控与从紧货币政策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叠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经济增速大幅回落4.0个百分点，低于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10.3%），成为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转折年（见图1）。
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城市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放缓。以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为例，除天津市2008年GRDP增长率比上年有所提高外，其他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比2007年均出现不同程度地下滑，下滑幅度分别达到0?5~4?8个百分点（见图2）。
第二，不同区域之间城市经济增长波动很不平衡。总体说来，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增速回落较早且幅度较大，普遍高于全国和其他区域城市的平均水平。如2008年上海市GRDP增长率比上年下滑了4.6个百分点，宁波市下滑4.7个百分点，东莞市下滑4.2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武汉市GRDP增长率仅比上年下滑0.5个百分点，重庆市下滑1.3个百分点，成都市虽然遭受地震影响，但GRDP增长率同比下滑幅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
第三，以城市为主要载体的第二、三产业增速下滑。从季度统计数据看，2007年下半年，中国按季计算的GDP增长率开始出现回落。但直到2008年的第三季度之前，这种回落仍然属于高速增长后相对平缓的经济调整。而到了2008年第三季度，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加速下滑的局面。第三季度的GDP和第二产业增长率都回落到了9?0%，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均首次降到10%以下。而到了第四季度，不但第二产业增长率继续下滑，到达6?1%的低点，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开始明显回落，下降到7?4%。虽然这一期间第一产业的发展形势一直良好，2008年以来保持了逐季上升的局面，一、二、三、四季度同比分别增长2?8%、4?0%、5?6%和7?2%，但由于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因此，以城市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增长放慢就成为带动2008年中国经济增速整体下滑的主要原因（见图3）。
（二）工业生产
2007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110535亿元，比上年增长14?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051175亿元，比上年增长18.5%；其中，地级市（市辖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47420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1.1%。2008年，中国工业经济走过了一条上半年快速平稳增长、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增速大幅回落的特殊轨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全年同比增长分别为16.4%、16.3%，15?2%和12.9%，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29112亿元，比上年增长9.5%，增幅回落5.4个百分点，是2002年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首次出现工业增速下滑（见图4）。
作为工业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力量，2008年中国城市工业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工业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以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为例，2008年，除天津市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比2007年略有提高外，其他城市工业增长速度均出现较大程度的下滑，下滑幅度分别达1.3～10.8个百分点，普遍高于该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下滑幅度（见图5）。
第二，东部城市工业增速下滑幅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2008年东部城市——北京工业增速下滑10.8%、广州下滑5.3%、苏州下滑8.4%、杭州下滑7.2%、无锡下滑8.2%、东莞下滑8.7%等。而与此同时，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武汉工业增速仅下滑1.3%，重庆下滑2.3%，成都下滑2.4%等。
第三，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大幅下降。2008年，由于出口需求不振及工业品价格同比降幅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5月、1～8月、1~11月同比增长分别为20.9%、19.4%和4.9%，企业盈利能力急剧下降。以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为例，2008年各大城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分别下滑7.7%～134.5%，有一半以上城市的工业企业利润出现负增长，例如，上海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8.9%，北京下降15%，广州下降23%，青岛下降9.7%，宁波下降44.5%，南京下降65.1%，东莞下降36.4%等（见图6）。
（三）外贸进出口
2007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增长25.7%和20.8%。同期，地级市（市辖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1584亿美元，占全国的99.3%。200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增长17.2%和18.5%。
由于仅仅地级市（市辖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就已经占到全国的99%以上，因此，全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基本上可以视为城市的外贸进出口情况。2008年，中国城市外贸进出口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外贸进出口增速整体下滑。从进出口走势来看，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在货币政策收紧、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攀升、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外贸出口增长开始逐步放缓。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外需市场迅速萎缩，外贸增长经历了自1998年以来的最大波动。从10月份开始，进出口增长明显减速；11月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9%，出现负增长； 12月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1?1%，跌幅进一步加深，国际金融风暴开始对中国城市外贸进出口产生实质性影响（见图7）。与进入世贸组织后连续6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相比，200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增长速度全部滑落到20%以下，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减缓5?7、8?5和2.3个百分点（见图8）。
第二，出口贸易遭受更大冲击。从进出口结构来看，2008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速下滑8?5%，比进口增长下滑幅度高出6?2个百分点。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下滑11?7%，又比一般贸易出口增长下滑幅度高出5?2个百分点（见表1）。由于成本上升及外需市场不振的双重影响，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很大挤压，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运转困难，产品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严重受阻，许多城市的纺织、服装、电子、汽车等传统出口加工型产业因此而面临严峻挑战。
显然，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造成了更大冲击。
第三，出口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从进出口贸易的属地分布来看，不同区域的城市出口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为例， 2008年长三角地区：上海货物出口额增幅与2007年同比下滑9%，苏州下滑13?9%，无锡下滑14?8%；珠三角地区：广州货物出口额增幅同比下滑3.6%，深圳下滑17.2%，佛山下滑13.3%，东莞下滑18.2%；京津唐环渤海地区：除北京受奥运影响出口增长下滑幅度较大外，天津仅下滑3.1%，青岛下滑5.4%，唐山市出口增长率则比上年大幅提高了约32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武汉货物出口增幅比上年提高19.5%，成都提高20.9%，重庆下滑7.5%（见图9）。
总体说来：（1）东部城市的出口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加严重，中、西部城市所受影响则相对较轻，据初步测算，2008年西部地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068亿美元，同比增长35?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高于东部地区19?5个百分点；（2）在东部地区中，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出口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严重，而京津唐环渤海区域的城市所受影响则相对较轻，其中，深圳、上海、苏州的外贸出口额，继续位列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前三甲。
（四）房地产业
2007～2008年，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后，于2008年调整态势日渐明显，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土地购置和开发面积下降。在经历2007年的购地狂潮后，2008年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由1～2月的35.8%一路下滑到1～12月的-8.6%，全年土地购置面积3.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8.6%。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开发面积同比增幅也由1～2月的21?3%一路回落到1～12月的-5.6%，全年完成开发土地面积2.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5.6%（见图10）。
第二，房屋销量下挫，空置面积增加。200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73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1%。2008年，在宏观调控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下，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房屋销售量与销售额大幅下挫，出现了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7%；商品房销售额24071亿元，同比下降19?5%。从全国情况来看，不同地域的商品房成交量均有萎缩，但大中城市萎缩更加严重，个别城市同比降幅甚至超过了50%。同时，商品房空置面积大幅增加，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1?8%。其中，商品住宅空置面积906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2?3%（见图11）。
第三，房价涨幅逐渐回落，部分城市房价下跌。从同比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涨幅由1月份的11.3%，一路回落至11月份的0.2%，12月份则出现负增长，房价同比下降0.4%。从环比数据来看，2008年第1、2季度房价分别环比上涨0.8%和0.3%，第3、4季度房价分别环比下降0.1%和1.3%。至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住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50个，二手住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52个。70%以上的城市房价环比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五）地方财政收入
2007年，中国财政总收入51304?03亿元，同比增长32?4%。其中，地级市（市辖区）地方财政收入14084?7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5%。2008年，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财政政策等因素影响，中国税收收入增速逐月回落，特别是第四季度以来连续出现负增长，全年财政总收入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增幅回落12?9个百分点，各城市财政收入也均相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大幅回落。首先，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滑，城市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其次，由于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税收调整，在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基础上，又出台了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城市政府的政策性减收较多。二者因素叠加，使各城市2008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均受到较大影响。以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为例，除武汉市的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增速比2007年略有提高外，其他城市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下滑了3.9～32.4个百分点（见图13）。
第二，金融危机对各城市财政预算收入的影响正在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2008年中，金融危机首先对东部地区产生影响， 6～7月份，东部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回落幅度达到25.1%，回落幅度居全国各区域之首。8～10月份，东北和西部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回落幅度明显上升，分别达到21.1%和19.4%。11月份，中部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回落幅度最大，达到15.9%。
（六）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2007～2008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07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7414亿元，同比增长25.8%。2008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8167亿元，同比增长26.1%。与2007年相比，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30753亿元，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延续了近年来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趋势（见图15）。
第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7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5.6%，其比重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6.0%，其比重再次提高0.4个百分点。两年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累计提高了近1个百分点，投资力度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第三，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2007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l9.9%、33.3%和28.2%，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于东部地区13.4和8.3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0.9%、32.6%和26.9%，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于东部地区11.7和6.0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见图16）。
（七）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之一，2007～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城市消费品零售额稳健增长。2007年，中国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0411亿元，同比增长17.2%。从全国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9.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00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三驾马车”中贡献最大的一项。2008年，中国城市消费品零售额73735亿元，同比增长22.1%，增幅加快4.9个百分点。在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城镇居民消费保持了2002年以来的稳健增长态势（见图17），对防止经济过快下滑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为2008年中国城市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在“扩内需”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扩内需”的重点是着力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2007年，中国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2%，比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快0.4个百分点；占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7?7%，比重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2.1%，比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快0.5个百分点；占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8.0%，比重比上年再次提高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对拉动内需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见图18）。
（八）劳动就业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增长下滑，使一向并不乐观的中国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减少。200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人，净增就业1040万人，新增就业1204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008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30210万人，净增就业860万人，新增就业1113万人，净增就业与新增就业人数分别比上年减少180万人和9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数量近五年来首次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见图19）。
第二，农民工失业返乡人数剧增。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增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其中吸纳劳动力较多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大量企业倒闭、停产或减产裁员，农民工失业返乡现象突出。据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在1.3亿离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或不能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
第三，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速下滑、新增就业岗位减少，使原本已经存在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更加突出。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历年积累下来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毕业生已经有近100万人，促进以“保就业”为导向的“保增长”成为当务之急。
二2009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伴随着2002年以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失衡，客观上需要一定的经济调整来解决各种体制的、结构的和发展的矛盾。而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调整，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周期性调整的压力。在此宏观背景下，2009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将主要呈现以下态势。
（一）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依然向好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城市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依然向好。理由如下。
其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其二，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结构变动。中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快速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结构性变动与发展进程中，市场空间广阔，发展动力强劲。
其三，相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具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危机后迅速出台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保障民生政策，如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各种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新医改方案等，都将对城市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刺激和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U”形调整，但仍处于较快增长区间
2009年，城市经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将更加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将继续加大。上半年，受外需市场低迷、产品出口受阻、工业增长下滑等因素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将处于较低水平。下半年，随着中央和地方各项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落实，城市经济活跃程度增加，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所回升。但值得注意的是，消化规模巨大的房地产存量和制造业库存，充分淘汰过剩产能和恢复民间资本活力都需要时间，城市经济发展将经历一个相对艰难的“U”形调整过程。但总体说来，相对于全球经济的微弱增长，中国城市经济仍将处于较快增长区间。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国家各项经济刺激政策和措施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已经呈现回暖迹象。2009年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5个月回升，达到53.5%，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购进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也均回升到50%的临界点以上（见图20）。
第二，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9年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1~2月份加快4?5个百分点，已经回到2008年10月份的增长水平。与之相对应，工业用电量的降幅也在逐渐减缓。2009年第一季度，轻、重工业用电量同比分别下降7.7%和8.5%，降幅比头两个月分别减缓2.9和1.9个百分点。工业增长速度回升为城市经济企稳回暖提供了基础。
第三，外贸出口增速回落得到一定抑制。2009年4月，中国外贸出口919.4亿美元，同比下降22.6%，但环比增长6.9%。其中，一般贸易出口环比增长8.3%；加工贸易出口环比增长5.0%。
第四，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大幅增加。2009年3月，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5.51%，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7.04%。M1高速增长，说明企业用于投资经营的资金增加，企业去库存化逐渐接近尾声。M2快速反弹，反映出在全球资金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中国流动性相对充裕，而这种充裕流动性对于拉动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三）区域间相对均衡发展态势进一步增强
2009年，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势是，城市间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步伐加快，城市经济发展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加速推进，区域间相对均衡发展态势将得到进一步增强。理由如下。
第一，经济调整使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迫切。同时，危机时期也是生产要素最便宜、低端产业退出成本和阻力最小的时期。因此，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必然会借此机会加快低端产业的调整和向内地转移的步伐。而内地城市也会利用这一机遇，积极主动承接东部城市的产业转移，使低端制造业在内地城市重新组合和聚集。那些区位较好、交通发达、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市，将逐步发展成为新的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而城市经济发展重心也将随着这一产业转移与重组过程，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加速推进。
第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使得大量农民工被迫回流到中、西部迁出地，客观上为中、西部城市承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具有相对熟练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这些产业和城市的发展。
第三，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2008年，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多数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赶上或超过了东部地区。如西部地区中心城市——重庆、成都、西安的GRDP增长率分别为14.3%、12.1%和15.6%，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的GRDP增长率分别为15.1%、15%、14.5%和17.2%，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哈尔滨、沈阳的GRDP增长率分别为13?2%和16?3%，而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GRDP增长率分别仅为9%、9.7%和12.3%，东北及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中心城市（见图21）。在中心城市带领下，2008年，东部地区GRDP增长率为11.4%，中部地区为11.8%，西部地区为12.4%，东北地区为13.3%，中部、西部、东北地区GRDP增长率分别高于东部地区0.4、1.0和1.9个百分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东部地区。随着产业承接、调整和发展，在未来数年内，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将更加明显，并推动城市经济由过去的区域间不均衡增长转向相对均衡增长。
三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依然向好，并且在国家各种经济刺激政策和措施的作用下，已经出现一些回暖迹象，但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信贷市场紧缩和需求下降等困境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外部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城市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外贸出口下滑、工业增长放缓、消费市场低迷、就业压力加大等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外贸出口形势严峻
近期，中国产品主要出口国的企业库存明显减少，出口退税等政策调整涉及的商品整体出口已经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全球性经济衰退仍在持续，2009年中国外贸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GDP的年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3?7%降至2008年的2?6%，再降至2009年的1%左右，下滑幅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预测，2009年OECD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0?3%，而中国外贸出口的三大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洲的经济将分别下降0?9%、0?1%和0?5%。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实际进口贸易将会出现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其中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增速下滑将更为明显。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具有较强的依赖，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2%上升到8%以上，而出口额则占到GDP的近40%。2005～2007年，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20%左右。外需萎缩已经对中国出口并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强约束。
（二）工业发展面临困难
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出口交货值与工业增速具有高度同步的特征，外贸出口受阻将直接影响到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加工型产业。
2009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7.3%，是1999年以来同期最大降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1/4以上。
2009年3月，虽然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有所回升，出现回暖迹象，但从制造业PMI指数来看，目前出现较大幅度反弹的行业主要是与政府基建项目相关的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可见，目前工业回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项目投资，尚未能真正带动民间投资的跟进，且轻重工业利润下降、公司盈利能力降低、产能过剩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2009年仍将是城市工业发展面临特殊困难的一年。
（三）消费市场举振乏力
近年来，中国城市消费虽然保持着稳定增长态势，但总体看来，居民消费仍然举振乏力。
首先，从消费结构来看，尽管非制造业PMI 指数自2009 年2 月以来连续呈现好转态势，但分行业来看，无论是商务活动指数还是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等，均是建筑业最高，生产性服务业次之，消费性服务业最低。也就是说，在内需市场中，投资性需求和企业消费的活跃程度均远高于居民消费，而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仍然低于50%，处于回落区间。
其次，从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偏低，且呈现连年下降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68.1%一路下降到2005年的59.4%。再加上养老、医疗、住房等保障不到位，居民对未来生活保障信心不足，不敢消费，造成国内消费增长一直比较乏力。同时，企业减产、停产或倒闭裁员造成的失业人数上升，股市暴跌产生的财富减少效应等，又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事实上，中国从1998年起强调要扩大内需，但直到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9.3个百分点，仅为48.8%，远远低于61.0%的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
（四）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向中国实体经济深度蔓延，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受此影响，一向不很乐观的中国就业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
首先，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存量给就业带来极大压力。近一个时期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增加较多的时期，平均每年新增加约1500万人。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公布的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数据也显示，目前仍有1100万进城农民工尚未找到工作。另外，除去历年累积的100多万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外，2009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也将再创新高而达到610万人，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其次，经济增速下滑将导致城市失业增加。研究表明， GDP增长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将导致540万非农人口失业。2009年我国GDP增长目标是力争达到8%，即使这一目标顺利实现，也要在就业形势本已十分严峻的2008年的基础上再增加500多万失业人口。事实上，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只有6?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而据对5个省15个城市513家企业的持续监测，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3月份，企业岗位累计增减相抵为净减，3月底减幅已经达到5?3%。
四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正面临一个经济调整期，经济调整给城市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政策方面，尽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遏制下滑、稳定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必须把短期启动和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着力解决制约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需求层面，要通过转变城市化模式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切实启动内需，增加最终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供给层面，要突出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城市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保增长”、“扩内需”和“调结构”、“惠民生”的有机结合。
（一）强化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促进以“保就业”、“调结构”为导向的“保增长”
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制定实施了4万亿元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而地方政府的跟进还将远远超过这一数字。这些政府投资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投资方向及投资效率至关重要。
第一，要强化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中国经济具有投资驱动的内生增长性质，但投资驱动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还要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通过政府投资巩固社会投资的信心，以政府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符合不同城市发展需要的产业领域。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减税降息等政策手段降低社会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要通过放松产业管制来扩大社会资本的投资空间。同时，应特别注意不要为了保增长过于强化国有经济，避免体制回归和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
第二，促进以“保就业”为导向的“保增长”。“保增长”是2009年城市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就业增长比GDP增长更为重要。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前提，但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却会产生不同的就业拉动效果。在中国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而此次经济调整中受冲击最大的也是中、小企业。金融危机使企业资金普遍紧张，为了使生产和经营能够顺利进行，融资是其主要选择。但中、小企业融资具有规模小和周期短等特征，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大量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和停产。事实上，大多数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紧张的时候，恰恰也是其成长过程中决定发展或衰亡，是最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刻。同时，金融危机使大量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低端产业工人被迫回流到中、西部迁出地，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在此背景下，城市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城市政府应从促进就业的角度，一方面，通过给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来提升其信用等级，帮助他们获得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发挥财政杠杆作用，通过减税、减负和投资配套等手段扶持中小企业做大、做强，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就业的“撬动”效应。
第三，确保资金投向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城市政府要抓住经济调整时期资源要素成本下降的良好契机，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化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支撑。另一方面，将资金重点投向社会保障、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更多关注结构调整与民生改善。
（二）推进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区域产业转移步伐
此次金融危机中，东部沿海城市经济最早陷入困境，这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从2004年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城市经济增速已经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小幅下滑，2005年这种下滑趋势进一步明显。当时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严格控制土地利用，紧缩银行信贷规模，使两区依赖低成本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等所带来的成本和价格优势空间受到挤压，城市经济增长乏力，产业竞争力明显下降。而此次金融危机更使这些城市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和矛盾暴露无遗。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时期也是进行产业重组和创新的大好时机，应借机推进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步伐。
第一，推进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转型升级。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低端制造业仍占很大比例，产品附加价值低。珠三角城市群主要以出口加工贸易和传统产业为主，缺乏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经济的内生性不强，外贸依存度过高。而京津唐城市群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产业分工、紧密的产业联系和突出的产业优势。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的刚性约束不断增强，生产成本上升，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日益对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生产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重变化使高投入、高能耗、低技术、低效率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加快东部沿海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推动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尽快实现由以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源环境成本为主要依托的比较优势向以现代科技和品牌效应为主要依托的竞争优势转型，提升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加快区域产业转移步伐。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显著，具有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产业发展客观上存在梯度推进过程。经济调整时期，产业转移成本降低，同时部分企业受土地和成本限制转移意愿也在增强。国家及地方政府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出台相关政策，在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同时，鼓励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内陆城市更应充分利用调整时期东部城市部分产业和资源西进的良好机遇，积极打造平台，做好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
（三）改革城市化模式，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动力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之一。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改革城市化模式，提升城市化质量，充分发挥城市化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大作用成为当务之急。
第一，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我国出现了一批以工业聚集地为主要特征的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造成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这些城市的发展先天不足，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工业产业需求萎缩，企业破产随即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城市经济便陷入灾难性萧条。因此，必须改革这种急功近利的工业聚集地式的城市化模式，突破现有户籍制度，废除对非户籍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按照城市常住人口配置文化、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城市公共和准公共资源，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城市移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市民待遇，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有效拉动城市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第二，促进城市化的“职住”协调。长期以来，我国居住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就业城市化。这种“职住”失衡的城市化模式不仅加大了城市化移民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往返的交通成本和与家人分居的福利损失，也极大压制了迁移人口在迁入城市的消费需求，导致城市化在拉动内需方面的潜能不能得到有效释放。因此，必须革新现有城市建设用地制度：一方面，通过严格落实工业用地“招拍挂”的出让政策，还原工业用地的真实价格，抑制企业的圈地冲动，促使企业提高工业用地效益，从而在整体上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平衡城市用地结构，保障居住用地供给，推进商品房市场发展，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在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同时，推动城市化的职住协调，充分释放规模庞大且迅速增长的新城市移民的消费潜能。
（四）提高居民收入与社会保障水平，有效启动消费市场
“保增长”是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而“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核心和根本途径。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收入分配格局，使居民收入在整体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如何完善社会保障，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是有效启动内需、扩大消费的难点也是重点。
第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启动消费，而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决定其消费能力的基础。经济危机使居民就业机会减少、收入水平相对降低，防御性消费心理增强，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导致社会总需求萎缩，加剧经济发展的供需失衡。因此必须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通过系统性的配套政策，如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取消利息税、增加公共教育、公共医疗、保障性住房等社会性支出等，多予少取，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其消费能力，稳定和增加居民的消费性支出。
第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危机使城市贫困人口和失业人数剧增，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在此特殊时期，一是要加大应急性社会保障力度，在原有低保人群基础上，针对因失业和收入下降形成的城市新增贫困人口，迅速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增加生活困难补贴的发放，保障其正常的生活消费支出。二是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从养老、失业、医疗等各个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对未来生活有一个良好稳定的预期，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即期消费能力。
（五）广泛开展就业和创业扶持，加速人力资本积累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宏观经济形势和劳动力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及时开展职业和技能培训，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不仅可以减轻当前的就业压力，还可以为将来的经济发展积累人力资本，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广泛开展职业和技能培训。经济调整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大量企业倒闭、停产或减产裁员，部分企业员工的职业技能将面临岗位转换或永久性淘退。在此情况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对就业的扶持力度。结合东部沿海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及时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引导和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由公共部门有针对性地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对口职业培训，如对失业人员或困难企业在岗职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等，促进其实现再就业、转移就业或稳定就业；对新生劳动力(包括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新增农民工)开展储备性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等。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启动和积蓄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第二，加强对失业或待业人员的创业扶持。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积极配合区域及城市间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及大学毕业生返回中、西部城镇或就地创业，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创业培训、信息服务、税收减免、小额信贷担保、专项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使社会创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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