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1921年生于德国克列弗尔德。德国著名艺术家，以雕塑为其主要创作形式。被认为是的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的领导人。
博伊斯在七十年代享受着“政治预言者”完美名誉的一位美术家。博伊斯作为雕塑家、事件美术家、“宗教头头”和幻想家，成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那种具有以赛亚精神的仁慈性格。博伊斯的创作不拘一格，打破了人们对艺术普遍感觉。他在作品中运用了动物、毛毡、油脂、蜂蜜等等材料。作品充满隐喻、象征。
《均质的渗透》
约瑟夫·博伊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艺术的最重要的代表。他曾经是纳粹的飞行员，二站后他通过艺术来治疗战争对于他的精神伤害，在艺术的创作中他全面地对战争进行反省，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颠覆。
被包裹的钢琴和鲜红的十字，似乎能感受到被覆盖的音乐正在战争的伤痛中响起。
《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
《我爱美利坚，美利坚爱我》，这是博伊斯著名的行为艺术。
表演过程：博伊斯从杜塞尔多夫乘飞机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身裹毡布，用担架抬下上了一辆救护车，直送画廊。然后与一只荒原狼相处一室。开始时，他裹着毡布，揣着一个手电，露出一根拐杖，人与狼互相窥视。时不时，博伊斯敲打着挂在脖子上的三角铁，后来，好像开始建立睦邻关系，"与狼共眠"。三天后，他还是身裹毡布，担架、救护车、肯尼迪机场，返回杜塞尔多夫。
这个作品虽然没有他后期那些作品的观众可参与性，却是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在这件作品中，高度集中运用了符号的力量和宗教活动的魅力，使得在与传统概念中的神圣动物相接触中找到崇拜、动物和人的相通点和交融的可能。这件作品完成后，他激动的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完全是神的作用。
艺术被博伊斯认为具有革命潜力，艺术创新是促进社会复兴的无害的乌托邦。博伊斯正是这样试图用艺术去重建一种信仰，重建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油脂椅》
《油脂椅》构建暖性社会的代表性象征。在木椅子上堆叠的一块奶油，利用油脂所产生的温度变化，通过材料本身的暖性特质，使人产生解剖学、心理现象等联想，触摸人类温暖体验。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1965年，行为表演，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施美拉画廊藏
博伊斯所关注和探索的主要是德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神秘主义思想、人与自然的亲近以及艺术与社会的联系等方面的问题，也正因为其艺术中的晦涩和神秘色彩，他也被人誉为艺术的“巫师”。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实施于1965年，表演中博伊斯怀抱死兔子，头上和脸上涂着蜂蜜和金粉，右脚鞋子上系着一片钢鞋底，左脚鞋子上系着毛毡鞋底，向抱在怀里的死兔子解释绘画作品。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所有人都只能通过窗户观察他的行为。最后，门被打开。当观众涌入房间里的时候，博伊斯抱着那只死兔子静静地背对着观众坐着。
这件作品历来被认为是博伊斯作品中几件极为晦涩的作品之一，其中极富象征意义。他用蜂蜜和金粉为自己附上了一个面具。黄金在西方是智慧和纯粹的象征，并且代表了源自太阳的力量；而蜂蜜在古德国及古印度则一直被视为一种获得重生的媒介，钢与毡的鞋底分别象征着坚硬的理性和精神的温暖，兔子上千年来在欧洲文化中代表的是一种收获的富足，以及一种延续不断的繁衍生息的力量。
表面上博伊斯在跟兔子讲解艺术，但实际上关于谁是世界的主导，这并不确定。这件作品中，博伊斯讲的是否是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也不是向兔子强制性地灌输某种观念，他是在表述一种关系，博伊斯所理解的兔子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样的，应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关系。
年轻时的博伊斯即对兔子的生活习性感兴趣，并做过相应的研究，所以在他的艺术中兔子成为了超越人类，而与大地、自然关系更为密切的神物。对于这件作品的理解，有一种看法是把博伊斯看作是一个借助艺术方式从事神秘仪式的萨满巫师，可以把这个行为看作博伊斯借助上古的力量而完成的一次与大地神灵的交汇，一次超越凡身的通灵的密仪，而行为最后的祥和使得戴着面具的博伊斯和死去的兔子之间达到了一种超越物种的灵性的平衡。在博伊斯看来，一切创造性的思想都是艺术，这也是为什么他强调“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
《群》
《打猎牡鹿》
《毛毡西装》
1972年卡塞尔文献展，“兔子糖”系列 。
“7000棵橡树——城市绿化代城市统治”
治愈伤痛
博伊斯的艺术作品主要属于观念艺术，具体形式包括雕塑、行为表演、装置以及图绘作品等。博伊斯所关注和探索的主要是德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神秘主义思想、人与自然的亲近以及艺术与社会的联系等方面的问题，也正因为其艺术中的晦涩和神秘色彩，他也被人誉为艺术的“巫师”。
博伊斯在二战时期曾当过德军的飞行员，1943年，他所驾驶的飞机坠毁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后来被鞑靼人发现，他们用油脂给他敷住伤口，并用毛毡将其裹住保暖从而救了他的命。这个意外的事件成为了他生命中的转折点，此后，在其艺术创作中，对人和自然生命的思考成为他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毛毡与油脂则作为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件物品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是博伊斯具有自传性质的符号象征，同时又是生命与救赎、伤痛与治愈的标志。
撰文：赵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博士研究生）
疗伤
《油脂椅》1963年 木头椅子、脂肪、温度计，83.5cm×43.5cm×47cm，私人收藏
1963年，博伊斯创作了著名的作品《油脂椅》，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堆满了油脂，并在其中插上一支温度计。这件作品是对于生命拯救和治疗的隐喻，椅子是人体结构和秩序的象征，而油脂意味着疗伤，它是可以随温度发生变化的一种混沌的物质。
在博伊斯看来：“混沌可以具有一种治疗的特征”，因此，他试图通过这件作品表达的是对于一种可以进行物理疗伤，又可以作为食品的物质的探索，同时还包括涉及生命治愈方面能量的转换与传递的问题。由于油脂本身不易保存，因此，这件作品难以长久保存，很多时候，只是在用于展览的时候现场制作。
此外它还有不同的变体，比如1964年博伊斯还制作了另外一件油脂椅子。
躯壳
《毛毡西装》1970年 170cm×600cm，英国泰特博物馆藏
这件作品是以他最具代表性的材料毛毡剪裁制造成一套西装，悬挂在墙面上展出。这件作品有着多方面的寓意，一方面毛毡是生命保护的象征，可以通过保暖为身体提供呵护，挂在墙上的毛毡西装如同一副生命的躯壳，它引导人们去正视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存在和对生命的呵护；而另一方面，毛毡西装又成了博伊斯自己的象征，是在他自己在场的一个隐喻，象征着艺术家对于生命与救赎等问题的思考。
通灵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1965年 行为表演，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施美拉画廊藏
表演中博伊斯怀抱死兔子，头上和脸上涂着蜂蜜和金粉，右脚鞋子上系着一片钢鞋底，左脚鞋子上系着毛毡鞋底，用了三个小时向抱在怀里的死兔子解释绘画作品。这件作品历来被认为是博伊斯作品中几件极为晦涩的作品之一，其中极富象征意义。他用蜂蜜和金粉为自己附上了一个面具。黄金在西方是智慧和纯粹的象征，并且代表了源自太阳的力量；而蜂蜜在古德国及古印度则一直被视为一种获得重生的媒介，钢与毡的鞋底分别象征着坚硬的理性和精神的温暖，兔子上千年来在欧洲文化中代表的是一种收获的富足，以及一种延续不断的繁衍生息的力量。年轻时的博伊斯即对兔子的生活习性感兴趣，并做过相应的研究，所以在他的艺术中兔子成为了超越人类，而与大地、自然关系更为密切的神物。对于这件作品的理解，有一种看法是把博伊斯看作是一个借助艺术方式从事神秘仪式的萨满巫师，可以把这个行为看作博伊斯借助上古的力量而完成的一次与大地神灵的交汇，一次超越凡身的通灵的密仪，而行为最后的祥和使得戴着面具的博伊斯和死去的兔子之间达到了一种超越物种的灵性的平衡。在博伊斯看来，一切创造性的思想都是艺术，这也是为什么他强调“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
沟通
《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1974年 行为表演，美国纽约勒内·布洛克画廊藏
1974年，博伊斯在美国纽约勒内·布洛克画廊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行为表演：《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在这个表演中，他用毛毡裹住自己，与一只狼一起关在一个笼子里不吃不喝相处了5天，这成为了博伊斯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这件充满神秘色彩和宗教仪式意味的作品中，博伊斯用了象征生命包裹的毛毡，同时又使用了狼这种在美洲传统习俗中被认为是神圣的动物，似乎是在探索人与动物之间的沟通和交融。也有批评家认为，野狼是美国印第安人的象征（是他们图腾崇拜的形象），但却被白人捕猎殆尽，因此这件作品所表达的又是对现代化生活价值、消费社会中人的物质化堕落的批判。
救赎
《打猎牡鹿》1961年 混合媒材，210cm×190cm×100cm，达姆施塔特市黑森州美术馆藏
在一个分为十个隔间的储物柜中放置了各种各样的小物品和工具，柜门都开着，上面挂着标有红十字的纸片。有批评家认为，它反映出了博伊斯对于二战中大屠杀的隐喻和反思。集中的储物柜可以让人联想到二战中德国集中营的场景，而柜门上的红十字，则象征着对生命的纪念和救赎。也有人认为，这件作品反映的是博伊斯对于神秘仪式的探索。
保护
《均质的渗透》1966年 演奏用的钢琴，灰色毛毡，100cm×152cm×240cm，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藏
《均质的渗透》创作于1966年，是把一台演奏用的钢琴整体用灰色的毛毡包裹了起来，并在上面贴上了一个鲜红的医院红十字。在博伊斯看来，毛毡是一种“暖性”的材料，它可以保暖，储存热量，进而也就具有了生命的保护和孕育的含义，而钢琴的内部是金属，金属具有导电的特性，即是能量的导体。因此，毛毡包裹的钢琴就具有了多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按照博伊斯所理解的宇宙观，这样的组合就构成了一种能量的发电厂，它象征着对于生命的孕育；而另一方面，钢琴上的红十字又能够让人联想到生命的救赎，似乎隐含着对于二战时期带给生命创伤的反思。在战争中，生命和艺术都受到了践踏，就如同生命可以随便被屠杀一样，钢琴更是可以随随便便被破坏。博伊斯用毛毡把钢琴包裹起来，似乎暗示了对于艺术的重新保护和温暖，同样也象征着对生命的再度重视和反思，钢琴在这里不仅是艺术的象征，同时也是生命的一种载体，不仅是毛毡在带给生命温暖和保护，艺术同样也可以治疗生命的创伤。
拯救
《群》 1969年 大众厢式货车，32个小雪橇，毛毡，手电筒
装置作品《群》使用了一辆厢式货车，后面系着32个小雪橇，每个雪橇上面都绑着一卷毛毡和一个手电筒，这些雪橇排着队，绵延着往货车的后门攀升。这件作品被认为是博伊斯最具戏剧性的作品之一，它是对当时学生运动的纪念，带有鲜明的政治激进色彩和救赎情绪。1967年6月2日，柏林发生了一次反对伊朗国王来访的示威活动，期间有一位名为贝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的学生被射杀，这一事件导致接下来的几天有10万名大学生上街抗议警察暴行，并引发了全国大学生的抗议行动，由此拉开了德国学生运动的大幕。1969年正是德国学生运动发展的高潮期，博伊斯正是试图通过这件作品来宣传和纪念学生运动，雪橇上的毛毡同样是拯救的象征，手电筒是光源，而光又是生命的象征，因此这样一个由毛毡和手电筒构成的组合就成了一个渴望被救赎的生命体（学生）的象征，排成队列的小雪橇从形式上直接暗示的是学潮中游行的队列，它们攀升到货车之中，则象征着努力奋斗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进入到了安全的货车之中得到了拯救。
社会
“7000棵橡树——城市绿化代城市统治”
1982年-1987年 艺术计划，7000棵橡树
1982年，在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博伊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艺术计划：“7000棵橡树——城市绿化代城市统治”，要在卡塞尔市内种下7000棵橡树，1982年3月26日，博伊斯在卡塞尔弗里德里希博物馆入口处的草坪上栽下了第一棵橡树，并在这棵树苗旁边垂直安置了一根玄武岩石柱，一半埋在土里，一半裸露在空气中，玄武石象征着过去和历史，而橡树苗则象征着生命、未来和发展。这个计划不仅由艺术家自己实现，很多民众也积极地参与了进来，此后数年里他们陆续在卡塞尔市的各个角落中按照树与石的搭配种下了其他的橡树，到1987年所有7000棵树种完之时，博伊斯已经去世。博伊斯的一个重要的艺术主张就是：“社会雕塑”，“7000棵橡树”的艺术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他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从而对社会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在他看来，艺术创作并不一定要追求一个具体的物质结果，而是强调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艺术要与社会当下产生对话和联系。在博伊斯看来，艺术、教育改革、民主、环保、和平、政治……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主题其实都是一体的，他的行为和事件同时也是他的作品。
在博伊斯看来，暴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反对以暴力去争取和平。而艺术则被他认为具有革命潜力，艺术创新是促进社会复兴的无害的乌托邦。博伊斯正是这样试图用艺术去重建一种信仰，重建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在1921年5月12日，波伊斯出生在德国莱茵河下游的克列弗尔德（Krefeld）。童年的家庭环境对波伊斯反叛、狂傲个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博伊斯的父亲约瑟夫·贾科博（JesefJakob）在Rindern开了一家面粉饲料店，在30年代经济危机前，倒闭了一家乳酪厂。父亲的小业主身份对博伊斯的影响不大，他自称很小就得自立，自己照顾生活。所以他在高中毕业前一年，曾跟随一个马戏团去漂荡，专门打杂和喂养动物。后来被家人找回，重新复学。
1938年，波伊斯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1940年参军，波伊斯用此间12年的时间来任性的玩闹，乱里偷闲的接触到了影响他终生的雕塑家威廉·勒姆步鲁克和人智学家鲁道夫·施泰纳。1943年，波伊斯驾驶的飞机在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基姆防空基地时被敌方击落，舱内的战友当场丧命，而波伊斯则幸运的在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情况下被当地的鞑靼人救了回来，并靠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恢复了健康。后来巡逻队找到了他，并将他强行带回了部队。在以后的战役中，他又四次受伤，并且得过几次最高英勇奖章，虽然这些“荣誉”同时都因为不听从命令而被撤消。1945年，带着切除了脾脏的身体和一枚金质伤员勋章，波伊斯在库克斯港被英军俘虏。从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1947年春天，波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习。在风格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理念和艺术体系。早期的关注范围和阅读量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在大学的学习中时常显示出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邃，令人们感到惊讶和钦佩，以至于当时还有人扬言夸赞他是第二个达芬奇。这种比较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轻狂的。我们只能说，相对于《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对于肖像画乃至整个时代艺术的贡献，博伊斯也确实创造出了标新立异、并且指引了后来艺术行动方向的概念艺术“社会雕塑”，以及波伊斯也一直在追随着达芬奇的脚步，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但他在艺术上所获得的声望远没有达到达芬奇的高度，况且作为先锋的状态，博伊斯的作品更为实验，具有提出问题的指导性，所以二人的艺术成就也无从科学客观的比较。波伊斯和学校的老师雕塑家艾瓦德·马塔耶出于艺术观念的相互欣赏却又相互怀疑原因，两者表面上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感情上却越发疏远。以至于在1958年，由于马塔耶的反对，博伊斯失去了成为美术学院教授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说，在与马塔耶简约主义艺术观念的不妥协中，博伊斯调整确立了自己对于自然主义艺术观念的吸收。并在与同班同学艾尔温·黑里希的共同工作中培养了他对特殊材料特性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所以无论是观念还是手段，大学的生活都对波伊斯至关重要。
1954年博伊斯从大学毕业，但是此时的他似乎并不具备面对社会生活的能力，最大的难题就是他在毕业后面临着失业，并且遭受了失恋的打击。大学毕业前后的这段时间，凡·格林腾兄弟资助他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展览，并且颇受成效。但这些展览的作用仅仅是扩大了波伊斯的声誉，而并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甚至在这些声誉中，人们对于波伊斯的态度依然是怀疑、不予以肯定的。此时雪上加霜的是,他那位在邮局工作的未婚妻又将订婚戒指还给了他。失落的波伊斯严重的陷入了自闭症的深渊，他开始像每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中的失恋者一样自暴自弃，每天抽60至80只烟，并且把自己圈在一个木头箱子里，企图完全封闭自己。这种荒唐、残酷又懦弱的状态在维持了将近两年后，他被格林腾兄弟送到了他们母亲的凡·德·格林腾农场进行调整治疗。最终波伊斯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温情浪漫的转型，像每一个老套的喜剧故事中失败者的结局一样摧枯拉朽、容光焕发。至于这个转型的过程，我只引用凡·格林腾夫人对博伊斯的一段谈话：“你可能认为我的生活里完全是阳光灿烂，其实，除了农活，我也有很多的忧愁困苦。就在我的丈夫不幸去世的时候，我还得去挤奶、喂猪。这就是责任，有责任就不能不管，就一定得履行。你也得这么想，人活在世上都要尽责任，如果你有了这种责任感，其他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这种对于责任的追求与波伊斯心理早已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波伊斯就离开了农场，并且开始大刀阔斧的、具有规模的进行他的艺术尝试。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波伊斯离开农场，向格林腾夫人告别时，格林腾夫人叮嘱他道：“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的有很多——不止是人。”她的这句话鬼使神差的为波伊斯后来的艺术观念作出了最通俗的注脚——即关注人以外、又与人具有平行性发展关系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之间可以类比的关系，从而辨证的强调人，以及人的生存环境。1959年，在一次舞会的相识后，他和动物学教授的女儿艾娃·汪姆芭结了婚。离开农场后博伊斯回到了学校，并且开始有规模的逐步进行艺术上的探索。1967年，波伊斯以极端民主的态度建立起“德国学生党”，并在扩大了自己影响的同时于1972年被开除，直到1978年他才在学生的声援中恢复了教授的地位。这期间的6年他在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作品展览，得到了世界性的声望。这些声望直到今天依然显赫，只是他在1986年就结束了生命。
博伊斯的众多作品如《油脂椅》、《驮包》、《奥斯威辛圣骨箱》等等，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材料大多为动物、毛毡、油脂、蜂蜜等等，这些废弃的材料看上去都是从遭受创伤的国家废虚里提取的。用这些材料，特别是毛毡和动物油脂，博伊斯营造了一种脆弱的气氛，容易引起一种悲怆的历史回忆。他的可怕的《奥斯威辛圣骨箱》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玻璃盒中，有这样一批物体：一个破电热盘中的几块脂肪、腐朽的腊肠，象是模仿马槽中的基督的一只躺在干草桶中的干瘪死老鼠、一幅有密集的碉堡的集中营雕刻和一个小孩的素描，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物品。这就象是从历史记录中取出的画面，充满了悲凉的感觉。
作为一个政治美术家，博伊斯喜欢一种无所不包的和隐喻的含糊笼统，因而他的作品充满了隐喻。在《奥斯威辛圣骨箱》这件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离奇古怪的场景：破电热盘中的几块脂肪、腐朽的腊肠同死老鼠以及小孩、有密集碉堡的集中营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在这其中隐藏了一种信仰，那只像是模仿马槽中的基督的干瘪死老鼠，象征着灵魂的化身，正如博伊斯所说：“马、牡鹿和野兔等动物的形象总是不断出现这些形象自由地额从一个存在的层面穿行到另一个存在层面，它象征着灵魂的化身，或与各种宗教有关的精神存在的世俗形式。”食物同死老鼠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有食物又为什么会有死亡呢？可见饥饿不是造成死亡的原因，正是战争导致了一切，那有密集碉堡的集中营不正回答了这一问题吗？在这里博伊斯用艺术再现了暴力造成的后果，他呼唤和平，呼唤被物质利益所蒙蔽了的良心，在他认为只有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系才会迎来真正的和平。
博伊斯曾说过：艺术要生存下去，也只有向上和神和天使，向下和动物和土地连结为一体时，才可能有出路。”他认为人应该保护大自然，并与动物结为一体。博伊斯始终认为作为黄教僧的美术家和作为图腾的动物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他表现这种信仰的最著名的形象是1965年的事件作品《如何向死兔子解释图画》。 在创作时，博伊斯坐在一间空屋里，周围是熟悉的感觉介质：脂肪、铁丝和木料，他的头上涂了蜂蜜，脸上覆盖着金箔，使他看上去更象一个巫师，一个用创造奇迹，为充满了贪婪和暴力的邪恶世界带来了温暖的救世主。博伊斯头涂蜂蜜，怀抱死野兔，这正暗示了他向上和神，向下和动物和地已连结为一体。此外，蜜蜂是勤劳的象征，它们从不随意蛰人，是和平的拥护者，博伊斯认为人应该学会蜜蜂的勤劳，热爱和平，而不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不正当的利益。
博伊斯作为一个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的发明家，和把这些形象贯穿起来的装配家，在欧洲是无人能敌的。他用他那独特的方式向人们“传道”，正如耶稣当年传道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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