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系列讲座
语言与思想
主讲人：陈嘉映
主持人：孙善春
第一讲：4月15日（周一）18:30-20:30
第二讲：4月17日（周三）18:30-20:30
第三讲：4月19日（周五）18:30-20:30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学术报告厅
主办：视觉中国研究院
讲者简介
陈嘉映，1952年出生于上海。著名学者，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2015年度中国魅力人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科学哲学。
代表著作有：
《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
《语言哲学》
《思远道》
《泠风集》
《哲学 科学 常识》等。
主要译著有：
《存在与时间》
《哲学研究》
《濒临失衡的地球》（合译）
《哲学中的语言学》
《西方大观念》等。
讲座简介
言意之辨，或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是思想史上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也表现在“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等等通俗说法之中。本讲座介绍思想史上的几种主要主张，分析它们包含的一些疑难之点，最后把“语言表达思想”解说为：心里所想的东西通过语言这一公共表达系统成形。我们将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进一步讨论字词语言和绘画语言、音乐语言等所谓“形象语言”之间的区别，讨论传心术，不可言说等问题。
参考读本：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版；
2，史蒂文·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
3，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2月版；
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5，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
延伸阅读
日常语言与哲学
文／陈嘉映
常听人说，哲学难懂，哲学抽象。也听人建议，哲学应该写得通俗一点，写得那么难懂，是因为你自己没弄懂，真正通透了，写出来的就明白晓畅，你看大师的文章，都是明白晓畅的。与以上意见相反，也有论者认为，要讨论学术问题，必然要使用学术语言，你能够不用电磁学的术语讲清楚电磁学吗？外行当然读不懂。你主张改用大白话，只不过是习惯了文化快餐，阅读时需要动脑筋，你就怪作者晦涩难懂。大师的文字何尝好懂，你读读亚理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哪个是好懂的？
这类讨论，我自己还参加了一次。不过，哲学，以及一般所谓学术，和日常语言是什么关系，这不仅是个文风问题，这后面还有一些学理上的问题需要考虑。我今天就试着来谈谈这些学理问题。
语言的区分
日常语言也称自然语言。不过，“自然语言”和“日常语言”这两种提法的趣向不同。日常语言通常和诗的语言、科学语言、咬文嚼字等相对举，自然语言则主要和人工语言对举。实际上正是由于提出了逻辑语言的设想，才有了“自然语言”这一提法。
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一般称作语言转向。语言转向是很广泛的，在分析哲学这一支有语言转向，在现象学—存在哲学—诠释学这一支也有语言转向。从而，有人说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就是语言哲学。我们这里只说分析哲学这一支的语言哲学。
分析哲学这一支的语言哲学内部，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建构逻辑语言，另一种倾向则贴近自然语言，例如，罗素推崇逻辑语言，摩尔则推崇日常语言分析。但粗略说来，逻辑语言派一开始占主导地位，弗雷格、罗素，以及卡尔纳普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都是推崇逻辑语言的。早期维特根斯坦也应该归入逻辑语言学派。维特根斯坦虽然早就认为日常语言有完好的逻辑秩序，但他主张这种秩序有待通过分析加以表明。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关注的是语言经过充分分析之后所得出的逻辑结构。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从原则上应当耽留在我们日常思考的事情上。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杜威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哲学思考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家的问题。
我们日常思考的事情，当然是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述的，耽留在日常思考的事情上，就必须尊重日常语言的用法，尊重包含在日常语言中的道理。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在从事哲学的时候会用到知识、知道、存在、对象、自我这些词，这时候，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日常语言里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这里，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简单理解为：哲学理论。逻辑实证主义一向高举反形而上学的大旗，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而“我们”真正的哲学家们，现在要解构的，正是这种现代流行的形而上学。
当然，维特根斯坦并不否认日常语言有很多含混之处，会给更严格的思考带来困难。然而，解决之法不是去建构一套绝对合乎逻辑的语言。他有一段话经常有人引用：“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维特根斯坦这些思想主要是在四十年代形成的。大概就在同一个时期，从二次大战以后到五十年代，日常语言学派达到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莱尔、奥斯汀、斯特劳森，他们都是英国哲学家，都在牛津任教，因此，日常语言学派有时也称作牛津学派。实际上，牛津大学的另一些学科也蔚然有日常语言分析之风，例如当时在牛津大学任法理学教授的哈特（Herbert Hart），深谙日常语言分析的技术，1961年出版的《法律的概念》一书被誉为法理学的经典。这一派哲学家里有的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有的并不是那么推崇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本人一直独往独来，一般也不把他归在哪个流派里。
日常语言对哲学的重要性
维特根斯坦他们注重常识，主张自然语言对哲学的重要性，他们的文著通常都是用普通话写的，很少使用古怪专门的术语，但是，我们读维特根斯坦们的书，仍然觉得不容易懂，尽管字面上很少有读不懂的，可是你还是不能像读故事那样顺顺利利地读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平常是用概念进行思考，而哲学是对概念本身进行思考。举一个例子。在《大希庇阿斯篇》里，苏格拉底问希庇阿斯：你能替美下个定义吗？请告诉我什么是美。希庇阿斯说：一个年轻小姐是美的。苏格拉底不满意，他说，我要问的是：什么是美？而不是问：谁是美的，什么东西是美的？在这篇对话里，希庇阿斯和苏格拉底尝试了好几种关于美的定义，例如美的就是适当的、美的就是有用的、美的就是令人愉悦的，但苏格拉底又一一予以驳难，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是：美是很难解的。
照苏格拉底的意思，我们要理解美的本质或理念，就不能限于知道年轻小姐是美的，或一匹母马是美的，我们必须回答美本身是什么，能为美之为美下个定义。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我们这里不去管它，我们只想表明这样一种区别：我们平常会使用美这个词，不等于我们能对美这个词做出良好的定义。不仅美这类大词儿是这样。我们时时都会用到飞、石头、吝啬这些词儿，但现在我们停下来一分钟，试着来给飞下个定义，我们马上会发现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平常只要能用概念来思考就行了，干吗非要思考概念本身呢？然而，我们的日常思考有时会迫使我们对概念本身做些思考。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些争论。
张三说：我这么做，完全是出自对王五的爱，毫无自利之心。
李四不同意，争论说：你只是表面上像是出于对王五的爱，其实你一直在背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这是一种可能的争论。但还有另一种争论。李四可能是这样反驳张三的：
你对王五的爱也是你自己的一种利益，出于对王五的爱行事，也是一种自利。
我们想一想，就知道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争论。类似的例子我再举一个：
张三说：王五这么做完全是赌气，对他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李四不同意，说：王五赌气这么做了，心里痛快了，这也是对他自己的好处。
在第一类争论中，争论的是事实：李四否认张三真的爱王五。而在第二类争论中，李四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争论的是概念：爱也是一种自私。这时候，张三再努力辩解他的确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自私是无济于事的，张三如果要争下去，只能是向李四证明：爱不是自私的一种。
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把出于爱和出于自利是分得蛮清楚的，听到爱是一种自私这样的话，坚持常识态度的人往往会这么说：爱和自私怎么会是一回事呢？你听他那套诡辩呢。凡是和常识相冲突的，就是诡辩。不管我能不能驳倒你，反正我不信。
但事情好像不是这么简单。按照我们平常的感觉，是太阳在绕着地球转，可哥白尼说地球绕太阳转。按照常识，运动和静止是两回事，可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在运动，巴门尼德说，一切都静止不动。我面前这个桌子静止得好好的，笛卡尔和牛顿说它在运动，在做匀速直线运动。生物学家道金斯写了本书，叫作“自私的基因”，书里说，在基因的层面上看，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自私的，妈妈对孩子的爱，舅舅舍身救助外甥，都是要获得遗传利益最大化。经济学早就采用了这条思路：人的行为，不管表面上分成自利的还是利他的，在根底上都是为了自利。这些说法，和我们平常的说法很不一样，但我们早已经听惯了，也差不多都相信了，甚至意识不到它们和我们的日常说法是冲突的。
看来，我们对常识的坚持似乎有个限度，但是，这个限度在哪儿呢？
第一种情况看来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我们平常经验不到的，因而日常语言也没什么语汇来谈论它们。中子星、黑洞、基因、核糖核酸，这些东西，常识够不着，不是常识谈论的东西。极其粗略地说，日常语言谈论的是中等尺度的东西，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谈论。
第二种情况是在建构理论的时候。我们平常说我眼前这个杯子静止不动，但牛顿力学把这个状态叫作运动。这不是牛顿好闹别扭，是这样子规定运动这个概念有助于建构力学理论。为什么理论要重新规定概念？这里面还有很多可说的，这里先不谈。
前面两种情况是互相联系的。仍然是粗略地说，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本来就是通过科学理论才得到了解的，要把各种尺度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日常语言就可能不合适，就需要采用不同的说话方式，科学的说话方式。
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况。本来我们是在常识的层面上发议论，用概念说事情而不是谈论概念本身，可是碰到一些边缘情形，我们仅仅谈论事实就不够清楚了。我做这件事情是出于自利，做那件事情是出于爱，这大多数情形下是挺明白的，但是，妈妈为了她孩子的利益既损害了自己也损害了别人，这时候她的爱是不是一种自利呢？推而广之，妈妈对子女的爱算不算自利呢？母爱、对父母的爱、情爱、战友之爱、对民族的爱，这些都叫作爱，但它们似乎是些不同的爱，它们和私欲、自利等等的关系是不同的。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要把爱呀、自利呀这些概念本身弄得清楚些。谈论哪种生活更快乐，哪种人最幸福，差不多总免不了要对快乐、幸福这些概念本身作一番梳理。
我们注意到，像飞这样的词儿，像书这样的词儿，虽然很难定义，但它们的用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几乎从不为它们的用法发生争论。但是像利益、权力、正义、文化、幸福这样的词儿，是些上层概念，它们一方面系在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却又像悬在日常生活之上，简直可以说这些语词天生就带有理论的意味。实际上，正是这些概念时不时要求我们在争论中加以澄清。哲学家并不梳理飞、跑、书桌这样的语词，他们所要梳理的概念是心灵、国家、正义、运动、美、命题这样的上层概念。
这些经过梳理的概念，和我们日常语言的概念就可能有些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哲学注重语词的概念内容，注重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至于一个词的感情色彩、雅俗韵味之类，往往不在考虑之列。简单说，它们会成为一些边界更清晰的概念，各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更富逻辑性。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语词在自然语言中的用法，这并不是说，哲学用语的意义必须完全等同于自然语言中语词的意义。这一点奥斯汀说得很简明：日常语言是哲学思考的起点，但不是终点。
（本文节选自陈嘉映教授文章“日常语言与哲学”，《文汇报》，2004年02月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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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CIVS)
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于2014年，以“核心价值的视觉表达、中国文化的视觉创新、优秀传统的视觉活化、国家形象的视觉传播”为使命，以跨文化、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为手段，聚焦“视觉国学”、“视觉当代”、“视觉乡土”三大领域，汇聚全球范围内的顶尖人才，努力构建以“视觉国学”为核心的视觉艺术“东方学”系统，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社会化，将中国文化的活性基因培植到研创、教学与社会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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