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独立电影生存的可能性
——吴幼明对栗宪庭的采访
吴幼明：我看了您写的《第二届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序》，感觉您的关注点现在已经转移到了独立电影方面。因为独立电影的现状和当代艺术早期时一样，非常边缘，生存艰难，甚至连自身的合法性也没有，没有一个面向公众展出、交流的渠道；而当代艺术已经进入了美术馆，在拍卖会上创造了奇迹，成为了主流的文化现象。请问您目前的精力是否主要放在独立电影的推广和传播方面？
栗宪庭：我目前的主要精力是在宋庄艺术园区的建设和独立电影“硬件”――资料收集、放映和开放的场地建设这两方面。我把精力放在这两方面，也不是因为当代艺术成为了主流我才转向更边缘的艺术，只是我喜欢“随遇而为”。其实，当代艺术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现象，充其量只是被大众知道有这么回事而已，知道这回事，还不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被拍出很高的价钱，之后又通过中国媒体的炒作，才被大众知道的吗？更糟糕的是媒体只是制造了一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因为中国媒体离开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基本的艺术价值，把艺术家当成了财富明星去炒作之后才被制造出来的，那是一个被歪曲了的当代艺术的形象。我以为当代艺术在中国，如果真正改变了中国的审美价值系统，改变了大众审美的习惯时，它才能成为主流文化现象，实际情况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远呢。
吴幼明：您对目前电影基金的活动满意吗？
栗宪庭：不满意也得满意，现在需要的是怎样生存下去，让它继续发展下去，逐渐找到一种操作模式。在中国，文化基金是个敏感的问题，我这个电影基金只能是一种个人的方式。有两个麻烦，一是钱的问题，要坚持下去，就要找钱，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现在只是维持。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去年春天的《第四届中国记录片交流周》，审查非常厉害，虽然我们顶着压力，但最后两个片子我们退了一步删掉了。
吴幼明：那您今年去年12月搞的《第二届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呢？
栗宪庭：宋庄艺术节期间我们向宋庄艺术促进会写了申请，包括申请资金，但是没有结果，我知道当地政府也为难，所以还是我们自己找的钱，时间安排上也放在了宋庄艺术节之后，等于说我还是退了一步。完全不讲策略，在中国可能行不通。我很在乎理想的现实可能性，独立如果只是你在自己屋子里的独立，就离开了我做电影基金的初衷。但是策略的临界点在什么地方，常常需要具体情形具体解决，不断的在为独立立场寻找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我的电影基金能够存在下去最重要的关键，只有生存了，你才可以谈别的。生存说到底不是钱，还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来我想找一些投资做一个影院，以个人的工作室这种角度去放映独立电影，这样的话，把公共场合的放映，在名义上变成了个人工作室的艺术探讨，效果是一样的，是不是会避免一些麻烦，还要走着瞧。
吴幼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栗宪庭：小范围的放映，而且要长期坚持，将来要变成一个不是一年两次的活动，最好做成每个星期都有，变成一个长期的有人想看就可以去看的交流空间，这样比较好。
吴幼明：对，因为在宋庄美术馆这个公共空间，您不可能不受控制的操作独立电影的交流活动。
栗宪庭：对，我得考虑一些实际问题。
吴幼明：比如说上面领导会给您提意见的。这次活动他们有审批影片吗？
栗宪庭：反正我退了一步，艺术上内部探讨嘛。
吴幼明：他们没有继续再干涉？
栗宪庭：没有继续干涉。
吴幼明：我觉得您做的这件事是非常有建设性的。里面放的片子我大都很喜欢，有的影片非常真实的记录了中国的现状。
栗宪庭：对，我这次也在影厅里看了不少片子，有几部优秀的电影，关注的问题引人思考。
吴幼明：就目前来说，您的电影基金最大的困难还是钱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栗宪庭：目前钱还不属于大问题，要具体做得稍微大一点的话就有问题了，比如坚持每年放映两次，这个钱容易找；我现在已经把我原来住的房子腾了出来做电影基金办公室和收藏馆，免费对外开放我们的收藏，以及更进一步扩展独立电影和大众之间的联系。另外比如建立网站、发行等问题，就会遇到资金和扩展渠道的问题，尤其是找到一种合法的发行渠道，现在我们正在了解相关的法律，也正和一个公司探讨合作的问题。当然，保持公益性质依然是基金会的基本立场。
吴幼明：但是现在的独立电影，它本身的合法性还没有啊？
栗宪庭：这得争取，合法性是怎么来的？是靠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恩赐的。当代艺术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就是靠大家不断努力争取来的。所以这涉及到对中国独立电影的界定问题，比如，独立电影的提法在美国1960－70年代，是针对好莱坞商业垄断角度提出来的，在中国，这个语境发生了变化，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独立电影主要的文化针对点。所以，我们会强调作品自由和独立的文化立场，我们在乎导演的基本文化态度，在乎导演是不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表达对文化、生存环境以及对人生的独特感觉，而不是制造娱乐产品，这是我们选择作品的基本标准。
吴幼明：如果真做大了，被某些部门关注了，会不会反而可能把您现有的活动空间都丧失掉？
栗宪庭：走一步算一步吧。电影在中国，有一个比当代艺术还麻烦的管理体制，就是国家广电总局，与文化部平级吧，这就意味着国家首先不把电影这一类的东西当作艺术，而首先把它当做宣传。但是这里面也有界限不清楚的地方，比如DVD它就不属于电影，它是属于文化部门管的，等于是属于音像市场嘛，它和电影发行是不在一个地方审查。
吴幼明：电影得有版号，比如广电总局的什么批文、拍摄许可证之类的。DVD的制作和发行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栗宪庭：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合法争取立脚的一个渠道，或者说，DV电影的作者在艺术创作上和当代艺术家是一样的了，他们独立制作尤其是纪录片的制作，和当代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几乎是一样的。
吴幼明：我看现象工作室不是做了三部片子的发行吗？这是基金会操作的吗？
栗宪庭：那是朱日坤现象工作室做的，是他自己做的一个尝试。朱日坤是我们基金会主要策划人和负责人嘛，将来他会探讨发行的具体问题。
吴幼明：朱日坤他是拿工资的吗？
栗宪庭：没有，朱日坤现在和我一样都是义工。
吴幼明：是义工？
栗宪庭：义工。我首先给自己定位是独立电影的服务人员，慢慢把自己变得有点内行，继续学习呀。
吴幼明：我觉得电影基金的整体运作全靠您一个人去拉钱，这个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呀！
栗宪庭：不，朱日坤也找钱，目前钱还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现在钱的需要量还没有那么大。目前电影基金主要做两个工作，一是资助一些小型的记录片拍摄项目；二是收藏整理中国的独立电影资料，建立一个独立电影档案馆。其实我更在乎的是一个独立电影档案馆的建立，建立之后让它具有长期的收藏整理中国独立电影的功能，因为这些电影大家不去收集，以后有可能会散失或者不容易集中看到。独立电影档案馆建立之后，可以对中外电影研究者和导演们开放交流或作学术研究，也会面对普通观众做些小的放映活动。慢慢的，我们的社会肯定也会不断的开放，更宽容，更多元化，但不能等到开放之后才动手搜集，那就晚了。
吴幼明：前一两年我都没想过宋庄镇会出现像现在这样宽松的气氛。
栗宪庭：这里面也有当地各级领导在起作用。我第一届电影论坛的时候，有两部片子比较敏感，我让领导自己去看，让他们协助我、帮我保护这些较敏感一点片子的放映工作，就象十几年前，当地书记崔大柏保护了宋庄的艺术家一样，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宋庄的艺术家集群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正是这个经验，让我今天才可能不回避和更多地方领导配合的态度，这种配合的前提，是增加对话和理解，要让领导了解前沿的艺术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文化，要给中国前沿艺术争取更宽松的环境，而不是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当然，其中不可控因素是我甚至是领导们都无法解决的，更不能根本改变大的环境，但宽松一点是一点。
吴幼明：这个做法是理性的，我认为有的艺术家只强调对抗，不强调对话的姿态是有问题的。
栗宪庭：对当代艺术，对独立电影的不理解乃至压制，首先是体制问题，改变整个体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争取一些领导个人的理解，争取局部的宽松环境是有可能的，而且和平地不断地争取宽容的环境，对当代文化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在当代社会，艺术家的独立立场不是靠孤芳自赏获取的，而是靠不断地与整个审美大众的对话建立的。
吴幼明：您对电影基金的未来发展乐观吗？
栗宪庭：整体上是悲观的，对前途不报多大希望，几十年我一直信守孔夫子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事态度，尽我个人的能力，去做一些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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