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新观念
——前卫水墨的潜能
黄笃
今天，新的水墨艺术实践和观念发展已难以用“实验”一词来概括，这是因为“实验”水墨的概念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和方向性。按照“实验艺术“的含义，它可以被理解成一种与方向性无关的工作方法和过程，或者是一种与现代主义的语言和材料相关的形式主义实践。根据以往“实验水墨”的中国经验，我们逐渐发现：它只不过是一种与“抽象性”和“表现性”相关的艺术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前卫水墨”的称谓比“实验水墨”的命名更贴近当今中国文化的语境，也更符合中国艺术的针对性，因为“前卫水墨”比较强调了鲜明的针对性和方向性及批判性。尽管“前卫”或“先锋”一词今天几乎很少应用于策展和批评，但它蕴涵了一种“断裂”，也就是与突破、变革、颠覆、个性、批判相联系的明确指向，具有一定的文化现实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恰恰再现了当代艺术“求新”和“求变”的发展逻辑。因此，在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发展中，“前卫水墨”无论是从艺术观念上，还是从艺术形态上，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冲破了长期纠缠的艺术政治话语的模式，既跳出了关于笔墨的无休止争论，也摆脱了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抽象论战，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这里，提出“前卫水墨”并非要替换“实验水墨”之意，也非为“前卫水墨”有意“正名”和争取“发明权”，而是认为“前卫水墨”较能形容和说明最近新水墨艺术的转向，因为“前卫水墨”艺术家直接放弃了由笔、墨、技法组成的美学秩序（笔与画），又延用了水墨的工具（笔）和材料（宣纸）的东西，大胆而机智地诉求于“非艺术”和“非文化”的因素来强调“过程”和“结果”的意义，这样就建构了一种新水墨的可能性，以真正开拓一个开放而宽泛的美学视域。虽然这种“前卫水墨”的实践是一种美学前卫的断裂，但并非一定要把传统水墨作为批判的靶子，而是针对其僵化和固守的思维模式。这才是“前卫水墨”美学断裂之所在。
因此，正是基于以上的基本思考，我们在这些“前卫水墨”艺术家（张羽、宋冬、邱志杰、刘旭光、戴光郁……）的作品中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创作或借用“身体”、或以“行动”、或吸收“禅宗”来不断渗透和改变水墨的观念，从而突破水墨的界限，以及扩张了当代水墨的意义，也就最终确立了与众不同的新的艺术语言——在水墨与非水墨、水墨与反水墨、水墨与装置、水墨与行为之间重新编织和界定其美学内涵。
在“前卫水墨”中，有人在实践中注重创作与行为的关系，也就是把肢体的行为纳入创作方式，张羽的《指印》作品就是通过“指印”的行为将数以万计的红色或黑色的手指印印满纸面（影像作品）。这件作品主要强调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当他将手指印（行为）数以万计地反复印到宣纸纸面上时，纸的质性也被改变，呈现出一种纯粹性的物态。一是手指与“墨”、“色”、“水”和“纸”的关系构成了不可重复性的结果，反复将粘满颜色（红色或黑色）的手指直接印到宣纸上，作品形式看似相同，其实，并不相同，每一次手指印与每一张宣纸之间挤压的力的轻和重，都会产生各不相同的效果。这种不可重复性正是艺术家把原始手工美学转化成“前卫水墨”的当代观念之所在。
张羽《指印》作品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他通过指印行为方式自然的呈现了其文化含义及观念，最终却又获得了一种富有禅义的 “痕迹”化的抽象形式（架上作品）。
与张羽的艺术观念不同的是艺术家宋冬曾创作的一件“怪异”和“离奇”的作品《水写日记》，虽说作品观念“离奇”，但艺术家仍保持了传统的书写性——用毛笔蘸清水在石板上反复书写“日记”。它的观念就在于强调一个“过程”的意义，也就是一种从“有”到“无”，从“可视”到“不可视”，从“意义”到“无意义”的观念过程。最终，艺术家得出了这样一个艺术悖论，日记的内容具有意义，而用水写的结果则无意义。
邱志杰的作品《书写千字文一千遍》是在同一张宣纸上对传统书法的经典文本《千字文》重复一千遍的临写。第一遍的书法具有文字性，其后文学性被破坏变为纯视觉的“墨迹”，接近于抽象绘画，到了几百遍之后几乎完全在黑底上书写，没有留下墨迹，书法完全成为一种书禅。邱志杰的创作是从外部质问书法的文化内涵，而非对传统书法命题的追问。他在重复书写中将传统书迹还原为抽象的墨迹，最后更进一步取消了墨迹，将书写的动作转化成一种富有禅意的抽象形式。当然，他的书写遵循了传统书法规范，使开始与结束，舒缓与疾迅，停顿与回旋发生在时与时之间，场与场之间，人与人之间。因此，艺术家正是又一次展示了传统书法的真正精髓，又一次还原了书法文化的本质。
由于曾在日本学习的经验，刘旭光的艺术显然受日本“物派”艺术的观念和方法的启发。他的作品《墨滴》就是突显了他将墨汁直接滴在宣纸上，滴在纸上的墨也伴随时间和条件由湿而逐渐变干。他“有意识的控制”与“墨汁的自然状态”产生一种不可预知的效果。他的艺术观念既强调了主观意识，也表现了物质的自然属性。他作品的“生成”蕴涵了运动、变化、过程，而他作品的“原本状态”则突出的是直接性、相关性和相遇的含义。
严格意义上讲，艺术家戴光郁的《还原——水迹墨痕》可以称之为是一件水墨装置作品。他在地面上铺一大张宣纸，再把用宣纸包裹的方桌置于地面的宣纸上，然后，用水和墨汁不停滴在桌面上，再由桌面上滴到地面的宣纸上。戴光郁似乎要借用“巫术”去搅乱水墨的秩序，试图在物质、空间和环境中重新界定水墨内涵。而艺术家的这件作品集空间、自然、抽象、观念于一体，摆脱了以往水墨的惯用手法（笔墨与形式确立的规范），也就是用“非水墨”的“行为”和“装置”的观念因素改变水墨的价值体系。
“前卫水墨”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具活力艺术现象之一，它由材料、行为、记忆、观念、空间、时间、形式编制的艺术形态无疑再现了当代中国丰富而多变的社会特征。“前卫水墨”不仅表明了艺术家的态度，而且体现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人的文化心理。
2006年2月9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