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专（左）与本文作者吕澎（右）2014年3月在布拉格合影。吕澎称黄专为新艺术的同情者、研究者、推动者与参与者。
文︱吕澎
一种怀念
黄专，静静地离开我们的黄专，我们本来说好的要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我们本来说好的要出版更多的艺术史著作，我们本来说好的要共同建立学术养老院……我们还商量了很多要做的事情，可是，你先走了。你让我不得不用文字来追忆你。
就在六天前（4月7日），黄专微信我，“又去布拉格了？神一样的地方。”我发了一张Wenceslas广场的照片给他，他回我：“心向往之。”我又回他：“下次来。”他说：“想！”感觉得到，他显然对2014年3月我们几个人（我、他、张晓刚、璟川）在布拉格的日子有难忘的记忆。我查了与他上一次的微信联系是2015年12月20日，之后就几乎没有微信对话，联系到他的语气和文字传达出来的情绪使我感觉到某种不祥。
4月13日，我这里伦敦时间14点11分，张晓刚发来微信：“黄专刚才走了。”（注：4月13日20点29分，艺术史学家及批评家黄专因淋巴癌在广州去世，年仅58岁）
新艺术的同情者、研究者、推动者与参与者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黄专就是新艺术（前卫艺术、现代艺术、新潮美术、当代艺术等等表述的概括）的同情者、研究者、推动者与参与者。他很早就写出了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艺术问题的文章，参与了推动现代艺术发展的《美术思潮》的编辑，直至从90年代开始策划与组织涉及当代艺术的展览，他都是在一种不喧闹的精神状态下进行的。时间如斯，蓦然回首，发现黄专有很多文字留下来，这些文字几乎都与他作为新艺术的同情者、研究者、推动者与参与者有关。
与很多文献不同，黄专的文字总是呈现出思想与观念的诘难。他对事件本身的记述和宣言式思想的表达好像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在他看来，前者似乎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准备工作，后者其实是思想匮乏的表现。作为一位事实上对中国传统学问有兴趣和有研究经验的学者，黄专在面对当代艺术的时候似乎不太去关注新艺术的所谓形态学问题，他很快就从形态进入到问题，或者说从“语言”延伸到“观念”。
可是，正如黄专自己对“沉思”与“行动”的不断理解一样，他事实上接受着身体之外的事实与思想对自己的触动与影响，他事实上也通过行动与自身以外的事件和思想发生了联系。当他策划“创造历史：中国现代艺术纪念展”执意将“星星画会”作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起点时，他说他显然受到了26年前对星星展览观看的影响。这样，当黄专在用文字陈述他的思想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他的思想仅仅是“沉思”的产物。
与那些对资料和文献津津乐道的专家不同，黄专将他所知道的资料压缩在了思想的陈述中；与那些研究形而上学甚至就是玄学的哲学家也不同，黄专是从事实的分析中去提取思想。现在，如果我们不是极端的怀疑主义者，如果对新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知识，应该承认：黄专的文字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过去接近三十年的新艺术史的思想文献——其中无疑也包含着经过分析和消化的历史事实。
黄专总是提示我们去注意哲学问题
如果从1979年算起，中国艺术的“当前历史”已有了三十年的时间，虽然我们从来不缺乏书写当代历史的冲动，但在裹挟着各种新学思潮、各种新奇的国际艺术样式竞赛以及各种新闻、商业炒作的情境中，关于当代艺术的研究往往也无可避免地堕入时尚漩涡和潮流之中，史学叙事和批评描述之间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当代何以成史》）
如何去认识、了解过去三十年的艺术史？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将像黄专这样的文字串联起来，可以看到涉及这三十年的艺术史的思想脉络。当然，有很多批评家的文字也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在这里我要肯定的是，黄专的文字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对一般艺术现象的评论。
这个差异表现在，黄专总是提示我们去注意哲学问题，例如我们与之发生关系的外部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可以去把握那些艺术家对他们的时代所表达的意见？尤其是，他很自然地将一些常识性的概念放在历史的语境下，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那个概念的具体意思。
例如他（生前）在最近的展览文件“什么是我们的国家遗产”中，将“国家”这个概念同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起来分析，试图划清不同时期关于“国家”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上的差异，这对人们了解那些被表述为“国家遗产”的作品有了基本的语境前提，进而有可能使相对多的人在面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现象时获得具有意义边界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知识实践，这样的实践能够避免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指责的本质主义局限。
一个想要了解哲学史的人，也许首先不是从老庄孔子、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文字开始，而是静静地先思考一下“我们生活的意义是靠什么来证明的？”、“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平等与公正这类词汇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是有用的？”这类问题，这样，我们也许会发现哲学问题应该从何处开始。黄专爱去读那些哲学家的思想文本，他的文字经常有这类问题的暗示，这是黄专的文字与很多批评家的文字区别最明显的地方。
保持谨慎立场为当代写“史”
我注意到，在当代事件是否可以立即成为历史书写的内容这个问题上，黄专保持了学术传统的严肃态度，由于当代艺术很容易被与新闻和时尚混淆，甄别属于历史的资料或者事实就变得非常困难。
黄专提示说，当代“成史”之可能，“也许首先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一种学问态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其实，困难也就在这里，从文本知识传统上讲，“学术态度”和“价值判断”本身就是需要用文字继续去陈述的概念。不过，我的理解是，在本质主义时代早就结束的今天，这两个概念也只有在内心里进行确认。
我的意思是，不能够等待着一个绝对真理的呼喊来告诉我们态度与判断的准确性与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天赋的历史感，有了这样的历史感，我们可以去甄别究竟是谁提供了那些有趣的“问题意识、创造逻辑和思维智慧”，我们才可能对艺术家的“特殊的视觉方法和技术成分”抱有进一步去描述的兴趣，才有可能找出哪些因素构成了一个艺术现象得以生成的生态和情境逻辑——对于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语境的材料也是可以被任意选择的。
无论如何，从黄专“你还应当适当地克制对艺术进行过度的文化和诗学阐释的冲动”的表述可以感受到，他是属于保持谨慎立场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是一个冒险主义者，1990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用贡布里希的教养来质疑我的德里达的突兀，这已经暗示出我们在气质上的差异。
我深深地感受到，黄专在历史知识、学术涵养以及思想深度上为我，也为关心艺术史和当代艺术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家树立了榜样，这个榜样的核心是：即便人类的知识是相对的，但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和立场仍然是人生的价值尺度。
我曾羡慕他的学识与理论素养
我是1990年在武汉认识黄专的。有一天，王广义、舒群、魏光庆等人对我说，应该去认识一下黄专。晚上，灯光下，黄专坐在他简陋的寝室中央，盯着我们进入他的房间。很快，大家进入了对艺术问题的讨论，那时，黄专谈论最多的好像是贡布里希的理论，他与当时仍然在武汉的严善錞以及在广州的邵宏和杨小彦是范景中——很多年后我也成了范老师的学生——很好的朋友，他们四人被艺术家舒群说成是“范帮”。
那时，我非常羡慕他们的学识与理论素养，我自觉得我在艺术史知识和史学理论方面非常欠缺，并且也理解我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夸夸其谈没有赢得黄专的好感的原因，我知道，我对新知的理解是肤浅的。就这样，我开始与黄专有了来往与联系，以后，他调入了广州美术学院，我正好于1991年开始在广州江南大酒店筹备“广州双年展”，于是，展览就由我与“范帮”四人共同来筹划了。这期间，我经常到广州美术学院宿舍黄专家里吃饭聊天，邵宏与杨小彦也常来串门商量展览的各种事务，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到了很多美术史方面的知识。
黄专为《艺术·市场》，也是为“广州双年展”写的“谁来赞助历史？”这篇文章给我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觉得，即便是为一个操作行为——那时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市场问题——进行辩护，也写得如此具有理论的色彩，我本来就觉得对“艺术走向市场”的表述需要充分的理论支持，而黄专关于赞助史知识的提示让我受益匪浅，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从社会学角度观看的艺术史文献的阅读，我也是在此之后才去补课的。
我们曾说好要共同建立学术养老院
2月19日，黄专就冷静地写下了他的“诀别的话”：
14年前我已面临过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时刻，但医学、爱和各种不可知的力量使这个时刻推迟到现在，我不知道这是上天一种额外的恩赐还是一种未经准确计算的后果，所以，在需要再次面对这个时刻时我心里只有感恩和平静。
……
对于即将到来的诀别我没有任何恐惧和遗憾，本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本来“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如果需要留下什么诀别的话，我只想感谢那些在我一生中给予我爱、友谊和帮助的人，尤其是白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一如既往地给我以施予和包容。
……
死亡只是一种金蝉脱壳。
黄专的这些从容与充满爱的态度让我感动不已。我相信，正是他所追寻的“思想”才让他具有这样的超越生死的境界。
黄专，静静地离开我们的黄专，我们本来说好的要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我们本来说好的要出版更多的艺术史著作，我们本来说好的要共同建立学术养老院，我们本来说好的要在2016年的夏天再到青城山度假讨论学术问题，我们还商量了很多要做的事情，可是，你先走了。你让我不得不用文字来追忆你，你让我在深夜里为你泪流满面不能自已，这是多么难受、多么悲伤的事情。
黄专安息！永远想你。
（注：本文写作于2016年4月13日，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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