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Harper杂志上的文章Machine Politics：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a new age of authoritarianism，作者Fred Turner为斯坦福大学传播系主任，著有《民主环境：从二战到迷幻60年代的多媒体和美国自由主义》（2013年）、《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网络和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兴起》（2006年）、《战争的回响：创伤、记忆与越战》（《战争的回响：美国记忆中的越南战争》出版于1996年，2001年再版时更新书名）。
Fred Turner在此篇中试图通过回溯与梳理，来理解社交媒体催生集权新形式是如何发生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去中心媒体是如何在应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的背景下提出，“国家士气委员会”认为必须保持美国人的民主人格，所以选择发展一种不同于大众媒体的媒介来激发认同感。委员会与诺伯特·维纳的合作让控制论成为协调社会的理论基础，并激发了反文化运动成员的想象，推动了之后互联网的发展。然而在“工程学取代政治学，来解决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下，他们无法摆脱一种“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决定论”，依赖于技术作为一种创造平等、协作的社会秩序的解决方案。
全文约1万余字，分为上下两期推送。原文版权归Harper杂志及作者所有，译文以CC释出。
原文链接：https://bit.ly/2RY4DOd
作者：Fred Turner
发表日期：2019年1月
翻译：叶V
▲ 歌利亚与大卫（图片源自网络）
“极权主义这一巨人歌利亚将被微芯片大卫打倒。”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9年这么说。在柏林墙倒塌的几个月前，他在伦敦历史悠久的市政厅对一千名英国显贵发表讲话。里根宣称这个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新时代的边缘上，新时代也许能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自由。共产主义正在垮台，正如之前法西斯主义那样。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ies）不久后会环抱这个世界，这多亏了硅谷的创新。“我相信，”他说，“比起军队，比起外交手段，比起民主国家良好愿望，通信变革将是有史以来增进人类自由的最大力量。”
那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里根是对的。大众媒体主宰着二十世纪，通过收音机与报纸，电影与电视，它同时播送相同的节目给数百万的人。正是靠着这些一对多、由上至下的大众媒体，奥威尔（Orwell）笔下的老大哥大权在握。然而，美国人瞄见了互联网。他们相信它能做到之前的大众媒体所不能做到的：它允许人们在全世界代表自己直接对着另一个人说话。MIT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他1995年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写到：“真正的个性化正在到来”。随着中央集权被推翻，公司、产业，甚至整个国家将很快转型。等级结构将会消解，点对点的协作将取而代之。尼葛洛庞帝写道，“数字时代如同自然的力量，无法否认或阻止它。”
我们当前处境中最深的讽刺是，当初为了击败独裁者们而构想出来的通信方式，在今天却让他们得逞了。曾经旨在让政坛变公平的技术，却带来了“巨魔农场”和“俄罗斯机器人程序”腐化我们的选举。我们认为能让我们彼此共情，并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的自我表达平台，却被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甚至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笼络，将白人至上变成餐桌上的话题。许多人认为可以击垮恶意国家的网络化组织方法，不但没有成功（想想阿拉伯之春），反而还使独裁者能更加严密地监控抗议和异见。
▲ 漫画作者：Ben Jennings
如果我们要抵抗专制的崛起，我们需要去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为何没有预见它的到来。我们尤其需要抓住这一事实：今天的右翼利用了自由派几十年来把我们的媒体去中心化的努力。这种努力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传到我们手中，如今又在硅谷的高科技温室里蓬勃发展。它的动力来自于一种深深的信念：当工程学取代了政治，大众社会的异化和极权主义的威胁便会消失。当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怒，以及脸书上的帖子与缅甸的种族灭绝有关，我们开始看到这种信念多么错位。即使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络赋予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的权力，它也催生了一种集权的新形式。
这个把我们带到当下节骨眼的政治愿景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美国人感到困惑：德国这一欧洲最老谋深算的国家，为何会失足到纳粹主义的深渊里。如今，我们可能会把希特勒的崛起归咎于魏玛时代的经济混乱和政治内斗。但那时许多人责怪的是大众媒体。当希特勒在点燃火把的集会上对鳞次栉比的纳粹士兵讲话时，收音机将他的声音播送到每一个德国家庭。当他驾车穿过仰慕他的人群，站在他的大众敞篷车里，行纳粹礼时，新闻摄影机就在那里。在1933年，《纽约时报》这样描述普通德国民众的困境：
清一色的报纸大标题征服了他，收音机的声音恳求着他，新闻短片和特写图片让他热血沸腾，政治家和教授们为他说理，这位德国人被一股褐色浪潮吞没，再也捞不回自己的自我认同……他生活在一种纳粹梦里，而不是真实世界中。
30年代末，罗斯福总统开始寻求方法，敦促美国人采取统一立场反对法西斯主义。鉴于当时美国右翼情绪高涨，他有理由担心。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也成为多数美国生活的特征。1938年，许多美国人每周都会去听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的讲话，他是一位天主教的煽动者，庆祝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诋毁犹太人。几千名的美国法西斯分子联合起来，组成“美国银军团”（the Silver Legion of America）和“白衬衫十字军”（the Crusader White Shirts）等团体。美国－德国人民联盟（The Amerikadeutscher Volksbund）是一个拥有2.5万名成员的亲纳粹组织，它通常被称为同盟（Bund），在长岛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夏格弗里德营”（camp Siegfried）的夏令营，在朋友和家人的欢呼声里，年轻人穿着纳粹风格的制服游行。1939年的2月20号，同盟带着2.2万多名美国人到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欢迎法西斯主义到美国海岸。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横幅悬在他们的头上：停止犹太人对美国基督徒的统治！
▲ 长岛“夏格弗里德营”的德国日庆典
（图片源自网络）
当美国为战争做好准备时，它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他们想利用媒体团结美国人反对他们的敌人，但许多人也担心，运用大众媒体做这个事情，恰恰会把美国人转变为他们试图打败的那种的集权主义。罗斯福的内阁向一群自称国家士气委员会（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的知识分子团体寻求建议。这个委员会由一位名叫亚瑟·隆厄姆·波普（Arthur Upham Pope）的波斯艺术史学家在1940年的夏天成立，他召集了许多美国一流的思想家，包括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以及记者爱德蒙泰勒（Edmond Taylor）和拉迪斯拉斯·法拉戈（Ladislas Farago）。在此后的两年里，他们会为罗斯福政府提议；制作宣传小册、新闻文章和书籍，并为我们对去中心媒体的当代信念打下基石。
委员会首先根据他们所谓的民主人格来界定国家士气。委员会成员联合了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他们赞同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的观点，博阿斯认为，文化以可预测的方式塑造成员的个性。他们认为，德国人倾向于严格，偏爱权威，因此希特勒著名的官僚主义纳粹政权是德国性格的一种自然延伸。美国人更加开放、个人主义、善于表达、合作与宽容，因此在松散的联盟中更加自在。无论委员会推广哪种宣传媒介，都需要保持美国公民的个性。奥尔波特在一篇1942年的论文里，总结了委员会的愿景。他写道，“在一个民主国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座抵抗暴政的城堡。在一亿男女‘全体’的智慧和意志的协调下，存在着一种所向披靡的美国士气的配方。”
随着委员会试图协调而不是控制美国人的思想，它的成员转向一种我们今天也许会称之为平台的媒体系统：博物馆。今天我们不习惯于建筑物作为一种媒介系统的想法。但委员会就像今天思考虚拟现实那样思考着博物馆：作为一种沉浸式的视觉环境，我们可以增加彼此的共鸣。博阿斯的学生米德，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他指出，在一座博物馆里，人们可以在散布在墙上与地面的图像和物体中行走，选择留意那些对他们来说似乎最有意义的东西。他们可以磨练个人的品味，可以思考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人位置，并且他们可以一起这么做。
▲ 1942年5月21日-10月4日“胜利之路”展览现场
（图片源自网络）
194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将委员会的设想付诸实践，举办了一场名为“胜利之路”（Road to Victory）的宣传展，并广而告之。当时大部分美国艺术展览都是在视平线高度挂大小几乎相同的图像，但这一个展览将各种尺寸的图像，布置在天花板上、在观众的脚边，以及其间的任何地方。一条小径蜿蜒着穿过相片的森林。这些图片经精挑细选，用来激起爱国热情，不过从评论判定，正是它们的展示方式吸引了这个展览的观众。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这个展览并不试图“塑造”观众的信仰，“因为这个词带有法西斯主义支配人们思想的意味”。它仅仅是邀请美国人走上战争之路，每个人各自是独特的，而全体团结一致。另一位评论者写到：“正是这种无法回避的认同感——作为个体的观众认同到整体中－－使得展览如此动人。”
直到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才公布于众，而互联网的出现仍要数十年。然而，当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开始与一位名叫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数学家合作时，委员会的愿景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计算机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场战争的最初几年，维纳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尝试设计一种更加精准的防空炮防护系统。只有当防空炮手能够预测炮弹抵达天空时敌机的位置，他们才能够可靠地击中敌机。那时，没有办法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因为炮手和飞行员都能随机移动。维纳开始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他把炮手、防空炮、敌机飞行员，以及敌机看作单一系统的元素，并想象用数学方式描述该系统的行为。
维纳的防空炮预测器从未用在战场上。但他对机器和人类的行为都可通过计算来描绘的深刻见解，成为了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准则。1946年，它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愿景的基本原则。那一年，维纳和他的科研团队到纽约与一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会面，其中国家士气委员会的米德和贝特森在其中尤其突出。这些社会学家和实验室科学家开始共同勾勒一个由计算机管理和模拟的自由世界的愿景，这个愿景将在未来七年得到发展，并将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运动之一：控制论。
▲ 《人有人的用处》初版封面
（图片源自网络）
1950年，维纳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一本极受欢迎的新领域入门书。该书认为，现代社会通过一系列信息交换来运作，就像防空炮预测器一样。记者和社会科学家收集数据；知识分子、商业领袖和政治家处理它，最后，他们控制的系统采取行动。当正常运作，这样的流程将自然地趋向于平衡，也即社会秩序。维纳主张，通过更快地提供给决策人更好的数据，计算机能帮助改善信息的流动。维纳写道，“法西斯主义者、商届强人和大政府…更喜欢一种所有命令都来上级而下级没有任何反馈的组织。”他主张，解决极权主义，要将世界看做一个可由计算机建模和管理的扁平的分布式的通信系统。他的观点暗示，实现委员会的愿景和社会民主化的恰当方式，是把权力从政治家手中放到工程师的手中。
维纳的著作激发了一群不太寻常的美国青年的想象力，他们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成员，后来他们对计算机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965至1973年间，多达75万的美国人离开他们的公寓和郊区住宅，创建了新的集体社区。这些公社中有一部分是宗教公社，但大多数都是白人、中产阶级以及上中阶级年轻人的世俗聚集，他们力图抛弃美国主流。在加州北部，来自海特—阿希伯利（Haight-Ashbury）的避难者朝北移居到门多西诺的森林，朝东移居到科罗拉多州的高原和新墨西哥州的山区。一些人甚至在斯坦福大学周围的小山上开设了店铺，俯瞰着我们如今称为硅谷的地方。
在别处我会称这一代朝圣者为“新公社主义者”（the New Communalist），以此区分开与他们有分歧的新左派（New Left）。不同于这些组织政党、撰写宣言的年轻异议分子，新公社主义者希望彻底废除政治。他们想要围绕着一种共享的思维模式、一种统一的意识来组织他们的社区。查尔斯·雷奇（Charles Reich），在他1970年的畅销书《让美国恢复青春》（The Greening of America）里写到，工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机器生活，人们在其中丧失了自己的存在，仅仅成为了一个角色、一种职业或是功能。” 许多人认同这种观点。根据雷奇所述，解决办法是去培养一种认识自身欲望和需求的新意识，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心智和自然世界之间联系的新意识。他解释，这样一种意识可能会成为一种无等级的、协作的新社会的基础。
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目睹了这一转变的形成，他曾是多媒体艺术家，也曾是肯·凯西（Ken Kesey）的迷幻捣蛋团体“欢乐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的成员。1968年，布兰德和妻子露易丝（Lois）开着他们那辆老旧的皮卡车去了一连串的社区，想看看这些新移民需要什么工具。那年秋天，布兰德一家在加州门洛帕克开起商店，离今天的脸书总部不远，继而开始出版一份很快成为反文化必读物的书目：《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即使如此取名，但实际上《目录》并不售卖任何东西。相反，它收集了一些可能会对返回土地的人们有用的工具的建议。其中之一是维纳的第一本书《控制论》，另一件是早期惠普大型计算机。
▲ 维纳出现在《全球目录》
（图片源自网络）
这些“新公社主义者”避开了雷奇所谓的坦克和炸弹的“机器世界”，避开了生产它们的工业官僚机构。他们认为，这种公司和国家中规中矩的等级结构使他们的成员疏远了自身的感受，并将他们变成了那种可以发动核战的刻板官僚。即便如此，“新公社主义者”接受了一些小技术，他们希望这些可以帮助他们，在维纳和委员会所描述的那种所有事物都由信息互连的世界里，活成一个自主公民。《目录》提供给读者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测地线穹顶的方案以及从穷游到造船的一切指南。那时如果你不认识某个住在公社的人，找到一个公社也许会比较困难，《目录》也成为了公社世界及其相关物的地图。在互联网的第一批节点连接在一起之时，《目录》成为了纸质的搜索引擎。
硅谷未来的领导者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曾在一个叫大同农场（All one farm）的公社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把《目录》称为“我们这一代的圣经……它有点像纸质版的谷歌，先于谷歌35年。”艾兰·凯（Alan Kay）设计的图形用户界面塑造了好几代苹果电脑，他解释说，他和同事把《目录》本身看做一种信息系统。从这层意义上，他说他“认为《全球目录》是未来的互联网的纸质版本。”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小到能够放在桌上了，并且个人用户能够实时地相互发送消息。多数公社都已瓦解，但北加州的计算机行业迅速成长，并且它欢迎之前的公社支持者。布兰德与拉里·布利连（Larry Brilliant）共事——之后布利连推动了谷歌慈善部（Google.org）的创立——他们设立了一个名为“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或简称“WELL”的线上讨论系统。在WELL上，用户拨号到一个服务器，在那里他们可以看见线程会话里来自别的用户的消息。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一名记者兼早期成员，认为WELL是一种心智的融合，一种虚拟社区。他之后写道，“PC以及PC行业是由年轻的反传统者创造的，他们目睹了LSD革命的失败，目睹了政治革命的失败。计算机为人民所用是同一场战役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 今天WELL的网站首页
80年代末，当里根称颂“微芯片大卫”时，硅谷有许多人都相信他们有能力创造委员会所设想的那种以人为中心的民主。他们能够通过类似WELL这样的开放交流空间和工程化的公共领域实现它，人们可以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说出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同侪那里收集反馈，并据此改变他们的行为。维纳认为信息系统具有解放使用者的力量，他们共享了维纳的信念以及委员会的自信：个人只要有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不需要政府从上到下的控制，他们就能够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他们相信，如果大众媒体时代带给我们希特勒和斯大林，互联网将会带回我们的个性。最后，我们可以废除等级制、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最后我们可以只需要，一起，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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