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振清︱我为何要策划发起一场科学与艺术的跨界合作？

▲ “物演_科学观与艺术观”主题展海报（图片来自未来论坛）

艺术家和科学家打破成规的合力，创造性地探讨万物演化、万物求存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物演规则对于宇宙时空和人类文明的意义。这是展览“物演_科学观与艺术观”（以下简称“物演”）想要完成的主题。2019年，策展人顾振清接受未来论坛和锡纯公益基金会的邀请，与承办机构艺琅国际一起策划执行了这个科学与艺术的跨界合作展览项目，试图在此方向上为中国艺术带来新的激发。

顾振清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忠实推手”，是一位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活跃于当代艺术界的独立策展人。此次展览贯注了他对中国当代艺术新的学术前瞻和意义预期。五位“未来科学大奖”获奖科学家卢煜明、薛其坤、潘建伟、许晨阳、马大为（以科学家获奖时间先后排序）与五位当代艺术家陈文令、费俊、李晖、王度、杨千（以姓氏拼音排序），以自愿组合的方式进行一对一的合作，他们通过对话交流、参观彼此的实验室或工作室等方式展开互动，带来共同创作的艺术作品。

“物演”主题展于2019年11月17日在北京展出。在此之前，策展人顾振清接受了《信睿周报》的专访。在采访中，他谈到了中国艺术的现状乃至人类世界的处境，以及对近30年策展生涯的感受。这些感受带来的是新的知识维度的发现和思考，特别是对“哲科逻辑的知识生产”的思考——这成了促成此次策划展览的主要动因。

“哲科思维逻辑发展到今天，科学家通过对客观世界、客观真理的不断假设和求证，已经获得了137亿光年这种宏观尺度上和中微子振荡模式这种微观尺度上的宇宙论视界。然而，在这个新的终极视界的边缘，艺术家的艺术思维是否可以继续前行，去假设并定义量子力学、多重宇宙、暗黑能量与黑洞的规律和规则？艺术家是否可以通过假设与再假设、定义与再定义的个人经验方式，继续为自然界立法？继续追究万物演化与万物求存之本原？继续推进对于终极存在的知识生产？”顾振清在“物演”的展览前言中如是写道，“希望通过不同认知途径、不同思维模式的彼此勾连、磨合和整合，建构出一种人的宇宙自然观和人文世界观相互关联的新语境、新视界。”

首先请您谈谈为什么想做“物演_科学观与艺术观”这个展？是由怎样的艺术现状催发的？让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接的联想背景是什么？

顾振清：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整个哲科逻辑在20世纪有了一个重大转向，我们称之为“语言学转向”。19世纪，康德、黑格尔几乎把古典哲学推到了顶峰，但存在问题成了没办法去追究的问题。20世纪以后，语言学家把存在之物——这些永远没办法搞清楚的世界本原问题还原为语言问题。现代哲学重大的语言学转向导致了索绪尔语言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被重视，这两个学说对欧美现代人文社会有奠基性的作用。所有的概念不再是恒定的概念，而是由它所在的语境决定的。同样，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再只是一件艺术品，而是被还原成艺术语言构成的文本。哲学和艺术有了语言学的交叉角度，开始越来越接近。

按照字母文字、拼音文字的语法结构来思考的古希腊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s-centralism）导致了西方文明史上的哲科逻辑的不断发展，而哲科逻辑的发展在近数百年直接催生了欧美现代型社会。但在此之外，人类其实还有其他的文明传统，比如波斯伊朗的传统、印度的传统、中国的传统，以及美洲古代印第安人的玛雅传统。虽然这些传统没有生成工业革命、转换出现代性、催生现代社会模式，但其中一些古老文明却被保留了下来，例如3000多年来文脉一直没有间断的中华文明。就中华文明的语言系统来说，汉字是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它跟图画文字很接近，早期的汉字表述几乎不需要语法和逻辑结构。

汉字语言系统跟欧洲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语言文字和逻辑思维系统很不一样。它缺乏狭义哲学的文脉，也缺乏“逻辑强迫症”的科学思脉。汉语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更注重应用科学、看重技术、强调实践。当代中国人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康德则说“人为自然界立法”。中国人知行合一的理念，往往是行先于知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强调实践，并不代表这种思维方式是落伍的，它其实还是很本原、很基础的。在当今人类不可化解的生存危机面前，越本能、越基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反而越有可能助益于人类的长期存续。

为什么陈独秀晚年要做《小学识字教本》？他就是想回到象形文字，回到我们中国人自身的思维系统。陈独秀经过了整个新文化运动，走了一大圈弯路以后发现，中国的汉字绝对不能丢，中国的汉字不能拼音化，中国的汉字还是要追究它本来的形象化表意系统。所以他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写了一本《小学识字教本》。陈独秀在这本书中纠正了《说文解字》里的很多错误，也把很多典籍上的问题进行了梳理，重新确立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所带来的思维模式跟其他文化背景的不同之处。这些工作表面上有很多人在做，但像陈独秀这样把哲学、科学和艺术文化系统地串联起来并通盘思考的人还是很罕见的。

另一个背景是，科学推进到今天，人们对它负面的作用有了更大的怀疑和危机感。人类一直在扩张自身的时空维度。根据当今的宇宙观，今天距离太阳变成红巨星还有大约50亿年。于是，有人就主观想象人类还有50亿年的生命，并推测在这段时间里，人类肯定能实现移民外星球。人类离它的极限究竟有多远？根据地球环境遭人类破坏不断加剧的速度，以及核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遗传技术等迅猛发展所导致的不可控的负面风险来看，人类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面临某种末日之灾。实际上，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目标是跟这个星球、这个星系和谐相处，更长久地活下去。但人类似乎总是忘记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目标。

把科学、哲学和艺术三种人类重要的认知途径放在一起来交叉地、互相渗透地进行思考和讨论，这是我在这次展览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企图心。将科学观和艺术观并置的这个“物演”主题，以及展览所发起的这种艺术与科学的跨界合作，其实是自我年轻时就萦绕于怀的一个执念，我一直都想做这样一种展览。2019年，在我策展生涯起始近30年以后，才真正着手策展“物演”这样的一个展览，表面上看虽然时间上晚了一点，但是人的任何一种升维思考和文化自觉都不能算晚。当下，这样的哲科思维与艺术思维的交集在中国仍有一种前瞻性。

能否请您就展览名中的“物演”一词以及它背后的思维方式再做一些阐释？

顾振清：我自己简单地把“物演”翻译成八个字：“万物演化，万物求存”。万物演化不是要让自己灭绝，而是让自己更持久地存在下去。哪怕是一个单细胞生物也有趋光的本能。它碰到光以后才有养分，才能够存在下去。世上任何存在物都有这样的天性。

“物演”接续的是达尔文强调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思脉。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哲学界、伦理学界和艺术界有各种不同的回应。但进化论在社会伦理学上的应用曾经导致了人类社会最大的荒诞。几百万人被送进集中营，不只是犹太人，还有吉卜赛人以及好多身体有缺陷的、有遗传病的人都被德国纳粹直接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除了这种灾难，还有一个新学科叫优生学，在胎儿时期就来考虑优生的问题。上述人类历史现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一些人把自然选择的进化论规则挪用为了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哲科逻辑的分割会导致错乱。在欧美，从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康德、罗素，很多哲学家本来就是科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哲科思维的交融在西方很普遍，甚至成为工商业时代人类生产力呈指数级增长的动力因。但在当下中国，哲学和科学变成了两个不同的领域。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物演”是通盘来考量万物演变的。这种考量以前在狭义哲学领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没有同一性。但在老子的哲学里，万物是有同一性的。在萨满教的思想里，万物更是互相渗透的。当下，经历了解构主义自我解构、自我批判的欧美学界，不得不来聆听来自亚洲的智慧，来讨论人类与其他生物、人类与其他非生物以及人类与整个天地宇宙的关联。其实，这种破界的关联可以用量子物理学的方式来做一些新的解释。以前人们看待这种万物之间的破界关联必须要经得起逻辑上的论证，要么证明，要么证伪。但现在很多人却可以先搁置逻辑论证，以现象学方法来展开探讨，这就给了艺术家一个机会，让艺术家用超越自然哲学和人文科学、超越科学和艺术的这种跨界的方式来讨论人类的终极命运。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把这样的展览往国际推广，我充满信心。我已经开始向欧美的一些博物馆、美术馆递送我的策展报告，有不少人很感兴趣，他们觉得这有理论、有现象、有例证、有认知深度和不同的知识背景。这样的展览他们感兴趣，不需要明星化的艺术家站台，也不需要紧随欧洲中心主义的步伐。他们希望这种艺术展览真正有中国的思想内涵、文化底蕴，真正有中国的主体性思考。

那么，从您个人的策展经历来看，您是如何走到这里的，为什么会聚焦到这样的内容？

顾振清：我有近30年的策展生涯。从1992年到2016年的前25年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跟国际接轨。当时我是以欧美艺术中心马首是瞻，想方设法要把当代艺术的整个系统在中国复制拷贝、移植生根、开花结果。我有点像中国当代艺术的“建制派”，希望在中国建立当代艺术的专业系统、规则、机制和生态链。

经过国内艺术圈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这二十几年当代艺术的建制工作在中国民间和官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成效。比如有了国际策展制度的落地，当代美术馆在中国遍地开花，画廊业走向专业，民间评奖制度与赞助制度先后出现，等等。但是2005年中国当代艺术价格的井喷，造成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畸形发展和一系列投机行为，当代艺术生态链没有完整建构好就被资本给挟持了。2005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一直被压抑在资本的阴影下，好多真正的进步反而被遮蔽了。

2015年、2016年之后，我有很多反思，这种反思主要集中于对先前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质疑以及对自己学术方向的怀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了很多旅行、艺术考察和游牧式策展工作，从亚洲、非洲、欧洲，再到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60多个国家走下来以后，我试图介入并了解中国、欧美之外的异质文化的世界观、知识系统、符号学系统。我开始反观自身的文化基因，并去检索印度、波斯、阿拉伯、蒙古以及其他传统文明。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欧美不应该是唯一的世界中心。世界本来就应该有一个多中心的正常格局。艺术家通过对古老文明的符号学系统和隐喻象征体系的刷新，有可能给当代艺术打上一剂强心针，让当代艺术的多中心格局变成德勒兹（Deleuze）所说的“千高原”或者根茎文化视野中的一个个彼此关联的野根茎。亚洲、非洲、拉美的当代艺术不再是在欧洲逻格斯中心主义这棵知识树上一根筋吊死的亚文化，而是像地下的根茎系植物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的主干，并都有着互相的联系。

这种思考形成以后，我在各种或弱或强的传统文明的思脉和文脉里头探寻、汲取和反刍，试图提出一些专业的艺术概念，来提示中国当代艺术的贡献性和特殊性。好比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关西地区有Gutai（具体派），60年代日本关东地区有Mono-ha（物派）这种艺术思潮和艺术创作现象。但是在中国，自1985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这种真正的术语贡献。

20世纪90年代，栗宪庭提出过“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两个概念。但这两个概念都是舶来的，不像日本“物派”的艺术概念是从亚洲本土的语境中生长出来的。所以，我在2014年做了“原乡”展，近一两年又开始做“物演”展。我试图通过“原乡”和“物演”这种跟中国文化基因和文化根性相关的术语去打磨当下的理论实践和创作实践，试图在当代艺术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自身酝酿的一种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依赖的是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发展起来的批判思维、文化分析和文本研究的理论话语环境。把术语贡献、概念贡献建立在新的当代艺术的思维模式上，正在成为我探讨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独特属性的思路和思境。同时，我也试图通过去中心化的多层面、多渠道的国际交流，让这种思路和思境与欧美当代艺术话语实践的建构关联出一种同步性。

在中国，美术教育系统中有一部分是落伍于欧美的。第一种模式是学院派模式。不少美院都在坚持近600年以来的学院派教育模式，强调技艺和技术的传授。这实际上是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工作坊制度的一种传承，后来变成了一种学院派传统。这种模式在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仍十分兴盛。

第二种模式是1919年在德国魏玛出现的一种新的艺术教育模式，叫包豪斯模式。二战后，世界上先后有100多家艺术学院、学校以包豪斯模式取代了古老的学院派模式。学院派模式强调技艺、技巧，强调对外在世界的再现和对历史文脉上游大师的模仿，特别看重创作者的才华。包豪斯模式强调的则是媒介，是每个人自身本源性的创造力，强调艺术家对新媒介的不断发现和对新媒介语言系统的不断发明。包豪斯模式近5年在中国艺术院校系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在清华美院、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范迪安和许江等人一直致力于推动包豪斯模式在中国学院体系内部发展，所以教育部才确立了实验艺术学院或者实验艺术系的建构。现在中国各个美院都有了实验艺术系，有的甚至还有当代艺术系。但是包豪斯模式历经100年，也已是一种衰老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教育模式。

▲包豪斯（Bauhaus，1919年—1933年），是德国魏玛市的 “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的简称，后改称“设计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习惯上仍沿称“包豪斯”。（资料图）

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以后，欧洲的艺术教育系统出现了一种以批判理论、文化分析和文本研究为主要元素的当代艺术教育模式。但是，这第三种教育模式在当下中国基本上是空白的。虽然中国的一些学院也曾邀请与这种当代艺术教育模式相关的外国教授来做讲座，但是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学院派模式，其次是包豪斯模式。而最新的、最能解放思想、最能体现人类哲科逻辑发展成果的这样一种当代艺术教育模式，反倒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影响。

“物演”展是我近30年来知识积累和思想调整的一种结果。我希望通过我的策展生涯，通过对一些术语的提出和在海峡两岸的艺术院校的授课，把当代艺术的教育模式和思维方式分享给更多的艺术家和学生，致力于获得跟欧美文化艺术研究同步的可能性。

您期望以这样的主题和跨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顾振清：“物演”展的目标不只是拓展艺术与科学的学科边界和跨界，更重要的是推动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激发。科学家和艺术家通过不同的途径探讨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万物存在的真知。以前，我们对艺术内在规定性的认知太依赖于100年前的反映论和近100年来的存在论。21世纪以来，在人类不断突破既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局限的条件下，艺术家的艺术思维逻辑和科学家的哲科思维逻辑不断在并行中发生交叉，产生交集，形成互动，激发出一种突破性发展的可能性。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创新思维将在11月17日“物演”这个主题性的方案展上得到某种体现。“物演”展将要刷新的创作实践和学术动向，也许会改变国内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生态。

“物演”展所引领的科学观与艺术观的结合，将通过艺术展览的推广方式对当代艺术语境施加影响。“物演”展抛开潮流性的思维惯性和语言风格的潮流，试图转换并刷新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然而，“物演”展试图给出一个重要的提示：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必须进入世界前沿的科学、艺术、文化的同步语境，而不能像以前一样老是停留在康德体系、包豪斯模式或者20世纪80年代前的欧美艺术学、艺术史系统。对既有知识的依赖和尊崇太多，反而阻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物演”将科学观和艺术观并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它不断地刷新自己的语境和文本，不断刷新符号学、叙事学和隐喻学的视野，让艺术继续往前走，甚至是踩在科学家的肩膀上沿着哲科逻辑的前瞻视野往前走。这将使艺术家与科学家能够共同探讨科技认知的终极视界。这个终极视界在科学家和哲学家那里，实际上是一种逻辑论证或者实证主义的边界。但是，终极视界对艺术家而言却是一个无穷尽的视野。在那里，艺术家可以施展想象力，以叠床架屋的假设与再假设、定义与再定义的方式进行探讨。这些假设与再假设、定义与再定义是有承载的，也是有价值的。不要以为艺术家只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其实当代艺术家的很多假设与再假设是建立在哲科逻辑和符号谱系的知识生产经验上的。所以，艺术家还可以在哲科逻辑不能前行的终极视界继续前行，就是这个道理。

▲ 顾振清，独立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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